朱熹在对“格物”、“致知”进行阐释时，强调在“修己”时应时刻注重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习、研究，以丰富自身的知识，以便为“诚意”、“正心”做准备。提倡“格物”、“致知”，主要不是为了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侧重于道德方面，主要是在阐释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修身的第一步“格物”、“致知”完成之后，下一步就是“诚意”、“正心”。把“致知”、“格物”、“减意”、“正心”这四项内心的道德修养做好了，“修身”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也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齐家”是整治家、管理家的意思。齐家要以“修身”为前提， 修身到位才有能力齐家，才有资格齐家，才能把家管理好。身之不修焉能齐家？
“治国”必须以“齐家”为基础。“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故治国在齐其家。”（《礼记·大学》）其意思是说，之所以说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是因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必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犯上作乱。
其联系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做：一句话就会坏事，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国家安定了，则天下太平。
“治国平火下”是儒家外用之道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道德主体修养的最高境界，历代一些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无不以“穷则独藩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宽大胸怀激励自我。追根溯源，这句至理名言正是从《大学》的“八条目”中引申而来的。
“八条目”的内容足一个由内到外、相互关联、不能任意颠倒的统一整体，是一个穷尽“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以“格物”为起点，以“平天下”作为奋斗目标，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实践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对调适人们的心态、稳定社会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
道德习惯及其养成
道德习惯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通过不断反复的道德实践，所形成的不需要外界监督即可实现的道德生活惯例。俄国著名教育家乌巾斯基有句名言：“良好的习惯是人在某种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资本不断增值，而人在其整个一生中享受着它的利息。”这句话道出了良好道德习惯对于人的重要性。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从不满足于对自身的理论追求，而是追求具体行为的落实，使“应当之理”变为“自然而然”，使个体获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就此而言，道德习惯的培育应当成为道德建设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那么如何培育良好的道德习惯呢？《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道德习惯的养成要靠道德知识的灌输和道德理念的教授，但仅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道德实践。我国古人非常强调知行合一，强调从生活点滴小事做起，“黎明晨起，洒扫庭院”是占人家庭美德的养成教育，让道德主体在亲身的体验中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内化为道德品格，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奠定坚实的基础。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只有 经过长时间反复实践、磨砺，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道德行为才能化为自觉行为。这是一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由知到行的渐进过程。而且，道德习惯的养成常常会受到社会上许多负面因素的干扰，必须时刻警惕，才能扎扎实实地养成良好习惯。
道德习惯的养成应当在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这三大道德领域具体培养。要从点滴小事做起，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
加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训练，培养道德意识，提高道德水平
在有些时候，我们会面临艰难的选择，那么“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在选择时我们可以依据多种原则，如生存原则、生存可能性原则、自我优先原则、妇女儿童优先原则、最大功力或快乐原则、平均功利或公平的快乐幸福原则、德行原则。我们的老祖宗也告诉过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但是如果个人的利益与他人、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大家还记得电影《泰坦尼克》中船将沉没时那些船员和绅士们的选择吧？道德高尚的人在选择中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因此知道“应当”选择什么，知道牺牲个人的利益以获取他人和集体的最大利益。
道德评价
道德评价的必要性
道德评价，就是应用已掌握的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准则体系，对自己、他人或群体的道德行为作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以达到褒善贬恶、扬善抑恶的目的。
道德评价可以揭示人们行为的善恶价值，判明这些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是否符合道德理想，从而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弃恶扬善，以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德评价是个人道德观念、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它贯穿于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等实践活动中。即在道德教育实践中、道德修养中进行道德评价。
道德评价又分为道德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道德的自我评价就是个体或群体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善恶上的自我认识，是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对自身行为所作的判断。道德的社会评价是指通过口头议论、大众传播工具对他人和事件进行评论，施加影响，对人良心的形成，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上面案例中有许多方面的社会评价，大众媒体对人的行为有许多评价，而且还引申到对司法工作的评价，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评价。这样，社会舆论便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强大的力量，对提高人们的善恶判断力，对整肃社会风气，完善社会制度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校管理规定》不再使用“道德败坏”一类的用语，以后对大学生的管理，将采用语义明确的法律用语，比如“违反法律规定的……”之类。但不要误认为对大学生的管理不用道德评价了。学校是一个人道德情操、行为习惯养成的地方，大学更是步入社会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越是大学越不可放松对学生的道德要求。
大学生虽然有较完备的知识结构，但成长过程一般比较简单，就是从学校到学校，所以对事物的分辨能力尚有欠缺。这些决定了大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特点，再加上精力旺盛，好奇心强，所以什么都敢尝试，甚至明知道“出格”的事，也可能非做不可。如果仅靠“法律评价”，根本无法涉及这么多的层面，将会有很多事情无法管理，从而使高校的育人之责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对大学生尤其应该强调道德养成、道德自律。自由的含义不是无约束，爱护的含义也不是纵容。既然不能否认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又怎么能否认道德评价的必要性呢？
有人说，学生由公费变自费上学了，因此学生和学校间的“主体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言外之意，学校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应该更多地顺从于学生的意愿。这种说法是不妥的。“付费主体”变化，不等于“教育主体”的变化，不等于学校办学方向和管理手段就应该变化。学校“教书”且“育人”的职责无可替代，而“育人”之责的完成，永远离不开“道德评价”的标尺。
道德评价的标准和依据
（一）道德评价的标准
道德评价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阶级社会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小同的善恶观念，因而有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道德评价的基础。没有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善恶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以及不同阶级之间，有不同的善恶标准。即使在同一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不会是绝对相同的。
当前，公众舆论对某些不道德行为的约束控制减弱，有的客观上还对某些有损道德的行为推波助澜。当有人作出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时，围观者常常熟视无睹，放弃了社会赋予自己的谴责权力。
在公共汽车上，当歹徒欺凌妇女时，一些男子汉常常腿在打颤；一些人看到别人的钱包被盗时，捂紧了自己的n袋，闭住了自己的嘴巴。何以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过去原有的道德标准由于社会向多元化发展而正在失去应有的约束力，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建立。失范的道德标准，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后代。我们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评价标准。
我们往往依据善恶来判断人的道德行为。所谓善，就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为、活动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规范的要求；所谓恶，就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为、活动违背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规范的要求。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对善恶的标准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对离婚是要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的，而且是从道德的角度作出否定评价，而在现代文明社会，维持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善恶标准在根本上烛利益标准。有人认为，优良道德评价标准体系包括“增加还是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而不足品德完善程度），这是评价一切行为善恶、一切道德优劣的终极总标准”。善恶价值原则包括道德终极总标准，即“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和“小损害他人的增加利益总量原则”。善恶价值评价将会遇见：“无私利他”（最高的善）、“为己利他”（基本的善）、“单纯利己”（最低级别的善）、“纯粹利己”（最低的恶）、“损人利己”（较普遍的恶）、“纯粹害他”（最高的恶）等多种现象。
目前，我国正处在大的社会转型期，旧的道德评价体系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的道德评价体系尚未健全，以上的道德评价标准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健全新的道德评价体系，一方而应该体现道德建设中具有稳定性的标准和内容，即体现道德评价的原则一性；另一方面，还应体现道德建设中与时俱进的标准和内容，即体现道德评价的灵活性。只有这样，道德评价才能顺应时代发展，既发挥它的评价作用，又体现它的反馈与导向作用。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正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华传统美德规范、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应该成为我们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
（二）道德评价的依据
在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评价的根据一直就存在两大派别。一为动机论，一为效果论。动机论主张道德评价的根据在于一个人的动机、意向，动机善的才是真正的善。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康德。效果论主张道德评价的根据在于一个人行为结果的善、恶。 如果行为结果是善的或者造成的善大于恶，那么才是善的。效果论的代表人物是功利主义者边沁、密尔等人。动机论、效果论都有其内在不能解决的理论用境。善为好的动机可能会产生坏的结果，而好的结果也可能来自于坏的动机。
我国伦理学界普遍持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观点，认为依据动机或者结果任一方面都不能恰当地进行道德评价。动机善，效果善，道德评价为善；动机恶，效果恶，道德评价为恶。如果动机和效果不一致，应重视实践的检验作用，出于恶的动机，歪打正着有了好的效果，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善的；出于善的动机，采取了恶的手段，不管效果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善的，因为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出于善的动机，但由于客观条件的一种限制，行为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如医生尽全力而没有救活病人，这样的行为不能称之为恶的。
在具体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应当首先弄清被评价对象的动机、实现动机的手段和途径、行为的结果，同时弄清该评价对象所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以及该对象完成这些道德义务的情况，然后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给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评价。
提高道德评价能力是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道德评价可以帮助评价者巩固和充实道德经验，增加对道德情感的体验，加深对道德意义的理解，使道德认识内化为个人行为的自觉力量。
在进行道德评价时，首先需要正确判断被评价的行为是不是道德行为。只有道德行为才能进行道德评价。不属于道德的行为，不应对其进行道德评价，如某些思想认识不清产生的行为、心理障碍产生的行为，都不应当进行道德评价。心理学的研究证实，心理障碍和神经症等心理疾病有其产生的病理原因，与道德品质无关。道德水平较高、过分自我克制或是工作业绩出色的人同样可能患各种心理疾病。所以，绝不应该对这样的患者进行道德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