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才演说家
1860年2月27日，著名律师戴维·达德利·菲尔德陪同一位身材瘦高的人走上纽约市库珀学会的讲台。这位瘦高个儿身穿一袭过长的满是皱褶的新黑呢服，踱着从容的步子，走到一大片黑鸦鸦的观众面前。他，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亚伯拉罕·林肯，是应邀来这里作演说的。这时整个会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全场听众约1500人，大都付了25美分的入场费，门票收入共367美元。《纽约论坛报》指出：“自从丹尼尔·韦伯斯特全盛时期以来”，如此众多的“知识界和德高望重人士”参加了聚会，这是纽约市从来没有过的。
林肯站在讲台上，左手搁在上衣的翻领上，甜甜地微笑着，等待台下掌声平息。他开始讲演，说得缓慢，毫不吸引人，有些共和党人甚至都在捏着一把汗呢。但随着讲演人逐渐深入主题，情况发生了变化。听众觉得林肯对当前奴隶制的争端有独到见解，对激起公愤的原因也剖析得细致入微，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引用道格拉斯的话说道：“当我们的先辈缔造合众国政府时，他们对奴隶制问题的了解跟我们现在一样清楚，甚至比我们现在还清楚得多。”这些“先辈”包括那些制定第一部宪法的39位名士和制定宪法修正案的76位国会议员。随后林肯又引用已有历史定论的一些会议的表决情况、重要引语和相关文件来证明这些“先辈”们当年限制奴隶制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与新建的共和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由此质问道，有哪个“先辈”曾经说过联邦政府无权控制本国的奴隶制呢？“我敢说，谁也举不出有哪个‘先辈’一生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林肯接着说道：“在宪法里找不到‘奴隶’和‘奴隶制’这样的字眼，甚至找不到‘财产’这个词。”他们都把奴隶称为“人”。主人也尊重奴隶的合法权益，力求“从宪法中排除以人作财产的观念”。
林肯驳斥了把共和党说成是“地方性”小政党的诬蔑，说那只是南方竭力要使奴隶制不断扩展的产物。他明确宣布，共和党人既不是激进的，也不是革命的，而是继承了那些制定宪法的“先辈们”优秀传统的人。不过，“我并不是说我们非得盲目遵照我们先辈的所作所为，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就会排斥现代经验的成果，就会固步自封，拒绝一切进步和改良了”。有些人甚至扬言，说他们“不能容忍选举一名共和党人做总统”，好像共和党人当了总统，就会毁灭联邦似的。“到那时你们会把毁灭联邦的滔天罪行硬栽在我们的头上！这实在是无耻之极。好比拦路打劫的强盗用手枪对准我的脑门，恶狠狠地说道：‘站住，留下买路钱！不然我就宰了你，你还逃不脱杀人的罪名！’”
这时，听众屏息静气，全场寂然无声，人们为林肯的高超讲演技巧深深吸引住。大家在他面前围成一堵密实的厚墙，黑鸦鸦的一大片。接着演讲人继续阐述那造成南北隔阂分裂的症结所在，分析它的历史渊源。他说道：“他们（指南方奴隶主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我们却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一切争论的根本症结。既然他们认为奴隶制正确无误，也就不能责怪他们提出承认奴隶制的要求了。而既然我们认为它完全错误，我们就不能对他们让步，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投票赞成他们。”林肯进一步指出，想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寻求折中，无异于“找个不死不活的人那样徒劳无益”。林肯最后号召：“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挑重担，坚持正义，百折不挠。”
会场顿时一派沸腾，人们尽情欢呼，手舞足蹈，手帕和帽子在空中飞舞，叫声和掌声震撼如雷。听众纷纷拥上前去，争相与林肯握手。有的记者立即写出报道，惊呼“林肯在纽约的首次公开演说就造成了如此的轰动效应，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
第二天一早，林肯便看到4份报纸上刊登了他的演说全文，有的出版部门还将他的演讲稿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在同一周内，约瑟夫·梅迪尔为《芝加哥新闻论坛报》写了一篇社论，指出林肯当选总统的呼声远远超过了西华德。西华德听了大为震怒，指责梅迪尔“宁肯选定‘草芥政客’”（这是西华德对林肯的蔑称——作者）为总统候选人，“而使他大失所望”。他郑重其事地指出：“在林肯还不过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乡村律师之前，他早就是共和党的主要决策人了。”
西华德是何许人也？他对林肯的“一鸣惊人”何以如此耿耿于怀，大动肝火呢？
原来，使林肯在纽约库柏学会上出头露面并出尽风头，乃是共和党内部派系斗争表演的一出闹剧，是长期反对西华德和威德的一派人的杰作。
早在1858年冬，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议论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可是到了1859年春，当人们问起这事时，林肯仍然坚持说他“不适合当总统”。事实上，他从1858年10月起就在俄亥俄州开始了旅行演讲，同年12月又来到了堪萨斯州。
杰西·费尔是一位共和党人，也是一个经营土地买卖和修筑铁路的富商，一贯反对奴隶制。有一次，他对林肯说道：“你的演说在东部广泛地印行，那里的人都在谈论你。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看法，假如你在奴隶制问题上那深得人心的经历和不懈的努力能全面介绍给人民知道的话，那你即使不一定就获胜，也能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总统候选人。”
林肯耐心地听完费尔的话后，心平气和地答道：“费尔，现在我们有像西华德、蔡斯这样一些深谙共和党原则的人，为什么还要谈论我去做总统候选人呢？他们都是尽人皆知的名人，而我则是除伊利诺伊州之外名不见经传的小卒。”
费尔虽然也承认西华德和蔡斯对共和党的贡献比林肯大，是闻名遐迩的大人物，但他们的功劳太大，阅历过深，又都发表过一些非常激进的言论，不管这些言论多么正确，一旦受到共和党的提名，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对他们个人反而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费尔振振有词地说道：“为了确保1860年大选的胜利，共和党需要一个平民出身的人物。这个人要有公认的才能，愿献身于反对奴隶制扩展的事业，个人历史上无懈可击，又没有锋芒毕露的激进思想。你出身寒微，只要我们能把这些事实充分地让人民知道，光凭这一些，你就有获胜的把握。”费尔接着又鼓动说：“我要组织一篇缜密流畅的报刊文章，广泛介绍你的为人和经历，让它广泛流传，帮助培植拥护你的感情。我了解你的社会生活概况，也能提供一些你谦逊不谈的材料，但我对你个人的历史毕竟了解得不多，诸如你何时何地出生，你父母姓什名谁，你出身如何，早年都做过什么事，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等等。我要你给我提供这些情况，你愿意吗？”
林肯在仔细听完费尔的话后，漫不经心地答道：“费尔，我承认你的许多话很有道理，我也承认我有当总统的个人抱负。对于你的赞许和你对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并非无动于衷。不过嘛，成为美国总统那样的好运决不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此外，我早年的经历也没有什么会使你或任何他人感兴趣的内容。”
其实，从林肯一道格拉斯大辩论之后，林肯已经名声大噪。要求林肯出任总统的呼声，在美国舆论界、企业界和知识界中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杰西·费尔的劝喻性努力只不过是时代激流中涌现的一朵小小浪花而已。有的报刊问道：“为什么不选亚伯拉罕·林肯做美国总统？”有的地方干脆要求“作为共和党在西部的头号人物的林肯站出来讲话”。甚至连为西华德助选的瑟洛·威德也打电报到伊利诺伊州，敦促该州有关人士“立即把亚伯拉罕·林肯的材料送到《奥尔巴尼晚报》来”。共和党的另一家报社《芝加哥民主主义者报》的编辑约翰·温德沃斯也告诉林肯，“需要有人出面帮助他竞选”。林肯对这些热情呼吁和赞助都喜在心头，笑吟吟地答道：“时势造总统啊！”常常表现为少说多听的林肯，在风暴的中心依稀看到了历史在形成。岁月的流逝，丝毫改变不了他那“条件的改善是平等社会的正常情景”的信念。在他那眉宇问经常漾起一种高尚的冒险精神，那种冒险精神确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求实的发明家和勇敢的探险者向往未知领域并毕生求索、奋斗不息所必备的宝贵气质。
挂在林肯嘴上的政治语言是“民主”二字，他对民主有独到的见解。他说道：“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而与此不同的想法都是非民主的。”
林肯极力反对奴隶制向新领土的扩张，认为那是极端危险的。他形象地打了个比喻：“假如为幼儿刚铺好一张床，就有人建议将一窝小蛇同他放在一起，对这一建议我们该如何处理，我想没有人会提出疑问的。”
1858年，林肯在布卢明顿作了一篇题为《发现与发明》的演说，讲到人类最初是怎样发明衣服、语言、字母和印刷术，讲到了过去的统治者和法律是怎样把读书和占有书籍视为大逆不道。他不胜感慨地说道：“此时此地，我们很难想象以前的思想奴役是何等严酷，也很难想象砸碎这一枷锁、培植起自由思想的习惯又需要多长的时间！”
林肯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你能蒙蔽某些人于整个时期，也能蒙蔽一切人于某一时期，但你却不能蒙蔽一切人于整个时期。”
随着渐渐成为共和党举足轻重的要人，随着作为一名演说家和思想家的声名远播，林肯为人处世已变得稳中求妥，思想先进但不激进。在1859年去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威斯康星、衣阿华、堪萨斯等地旅行演说途中，广泛了解了各种政治潜流和公众情绪，会晤了一些将参加次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一切都绝非偶然的一时兴致，而是有其处心积虑的长远政治追求的。
在1859年的全年演说中，林肯绝口不提他第二年可能当总统候选人的事。每当一些好心的朋友谈起要推荐林肯当总统这一话题时，他总是力图回避，顾左右而言他，说他不合适，或者像头一年答复杰西·费尔那样，表示共和党能选出比他更好更恰当更伟大的人物。但在紧要关头，林肯却又当仁不让，肩负起道义的重任。在俄亥俄州的演说中，他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逻辑，穿插一些庄严圣诗，把道格拉斯、布坎南和首席法官坦尼维护奴隶制、主张与奴隶主妥协的种种陈词滥调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在谈到奴隶制的可能蔓延时，忧心忡忡，语调沉痛，竟使不少听众也大受感染，蓦然感到面前恍似屹立着一位伟人：他有沸腾的热血，有冷静的头脑，有为自由而崇高的事业献身的理想。斯人将会成为一位精明干练的总统，一位既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又有阶段性策略，灵活而务实的斗士。
二、选举过程
1860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年。在南北分裂在即、国事纷争不已中，各政党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竞选活动。它们首先推出各自党内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然后党际之间进行角逐，争夺入主白宫的权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竞选角逐乃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夹带有浓烈的戏剧性。
1860年5月9日，在巴尔的摩成立了新的宪法联邦党。这个新党的成员来自两个方面：南方的一些前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的残余分子。如前所述，一无所知党是1843年成立的民族沙文主义政党，后来同辉格党一样在50年代因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斗争而陷于分崩离析。
宪法联邦党诞生后，在其简短的政纲中呼吁维护宪法和联邦，标榜“爱国主义”的口号，主张实施法律，回避奴隶制问题。宪法联邦党在成立大会上，提名前辉格党众议员、国会参议员、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推出哈佛大学校长、前国务卿爱德华·埃弗雷特为副总统候选人。
宪法联邦党由于是个新党，缺乏扎实的群众根底，加上他们的政纲又过于简单，因此在1860年的大选中不能构成对其他政党的重大威胁。
1860年4月下旬，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召开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支持道格拉斯的代表们虽然占有多数，却还形不成2/3的票数，所以这位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起草人却得不到提名。这时的民主党已分裂成南、北两派，两派将在6月份分别召开各自的代表大会，推举各派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道格拉斯在弗里波特大辩论中对林肯所作的答复和他同布坎南政府的决裂，使他在南方的信誉扫地，失去了他们的全部支持。有的民主派指责道格拉斯说：“你提出的政治主张，使我们南方人破产。我们的财产受到侵犯，我们的利益将有丧失的危险。假如你的计划一旦得逞，必将引起公愤，造成深重的罪孽。”大会由于严重分歧而开不下去，于是决定休会。
1860年6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尔的摩重新召开。经过十分激烈的辩论后，大会提名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斯蒂文·阿·道格拉斯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推举佐治亚州的联邦主义者赫谢尔·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时，11个蓄奴州的代表拂袖离去，退出了民主党。他们提出肯塔基州的约翰·卡·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俄勒冈州的约瑟夫‘莱恩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样，民主党内部分裂，南、北两方各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分崩离析，为共和党在11月大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年轻强大的共和党内，觊觎总统宝座的也大有人在。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威廉·亨利·西华德。他不仅曾任纽约州州长4年，又任纽约州国会参议员12年，有长期从政的丰富经验，而且有好友瑟洛·威德担任竞选经理，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威德是《奥尔巴尼晚报》的发行人，同众多的庞大特殊利益集团交往频繁。威德公开宣称，为了把西华德捧上台，他将不吝惜巨资助选。
西华德在就任纽约州州长期间，曾制定了一项法律：审判逃奴采用陪审团制，并由州政府支付奴隶被告辩护人的一切费用。1858年10月，西华德在谈及奴隶制的争端时，曾严词驳斥了有关诬蔑，声称那并非“狂热的宣传鼓动者煽风点火的结果”，而是“一场顽强、对立的势力相互之间不可制止的冲突，它意味着美国迟早要么成为一个纯粹奴隶制的国家，要么成为一个纯粹自由劳动的国家。”
除竞选劲敌西华德外，共和党内的总统候选人中还有俄亥俄州的萨蒙·波特兰·蔡斯和密苏里州的爱德华·贝茨法官。蔡斯是一位反奴隶制的激进派，曾担任州长两次，又当过一届国会参议员。贝茨则属于温和派的老牌辉格党人，有利于缓和南北分歧，防止南北分离。他当过辉格党国会众议员，还赢得了密苏里州代表的支持，在其他州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