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窗”和“掘地洞”，都是泥水匠的专门工作，而少不了水和泥，所以泥做的男子，碰到水做的女子，水泥既相融合，便会起化学作用，不必费人工匠心，自然会“豁然开朗”，或成天窗，或为地洞了。既开了天窗，或掘了地洞，而怕风雨交侵，涓涓不绝，那么必找专门人才赶快修补，以免有“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却遇顶头风”之虞。
“打开天窗说亮话”。也是一句上京俗语，意思是有话该说，有屁该放，不要“半刁子”闷在肚皮里。
如此妙语，真是说尽了上京滩房地产降生到发展，带给阿拉上京人思想上头深切的变化，这些都是城市化带来的必然产物。
讲到了这里，刚才又带出来一个和房地产密不可分的话题，就是房东，出租房子给租客的人们。
据说，阿拉上京滩私房租金的收取和讨价还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世俗画卷，比方讲加租与减租的事体，几乎贯穿了整个旧时上京滩房地产发展的进程。话说阿拉上京滩开埠后兴起的房地产业，主要是建屋出租，收取高额租金。
但由于其中的政治经济影响，行业兴衰不定，房主往往在市面较好的时候乘机加租，而商店和居民群起反对，常会形成风潮；反之，在市面不景气的时候，广大租户要求减租，房主迫于形势，适当让步，协议酌减，但也有顽抗不从的。
时间到了晚清辰光，自从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时，阿拉上京滩上头的租界里厢一度人心不定，不少人离沪回乡，空屋增加，少数业主曾自动减租。
后因战事稍微平息，租界恢复了寻常的安宁，仍然为乐土，北方富户纷纷南下，房主乘机加租至二三倍。
时间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零八年秋季，法兰西租界众商户刊登中西报纸吁请减租，掀起了第一次抗租风潮。
而到了第二年，又因为橡皮股票风潮引起金融恐慌，又有多批商户请商会移文道署转请法总领事传谕各洋商酌量减租，老沙逊等少数业主曾被迫减收九折。
时间到了宣统二年辰光，美利坚、英吉利国租界商户先后在张园集会，到会四五千人，决定设立减租事务所，登报号召停止付租，储款以备。
宣统二年十二月，城内外商民紧密配合上述的行动，在上京老城厢关帝庙集会请减房租，上京县令出示对城厢内外及法租界要求减租事订出的章程：凡五年内未加租者不得请减；五年内曾加租者可向房东商请酌减，不得结成团体情同要挟。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公元一九一一年一月七日，有山东人刘保昌在租界散发传单被捕房拘送会审公廨，经询问后决定交保释放，但他声称无人具保，又被带回捕房，群情不服，引发各商店闭门停市，次日扩大到南市，刘保昌终被释放。
上京道台刘燕冀请华商各帮大业主会商，道台以下众官员还亲自在南京路劝谕各商店开市。刘保昌手持白布在南京路、九亩地等处演说，又被解送道署，经“开导”并嘱将事务所解散，送公廨开释。
值得讲明的是，在这场罢市****中，多人被拘送县署受到惩处。
到而了民国九、十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一年辰光，沪市房东普遍加租，有的加了又加。
比方讲本作品主人公哈同的哈同洋行修建的民厚里，其每幢原租十元加到十五元，后又追加了五元。
而在山东路望平街、九江路美兴街哈同产业，情况也是如此，其每幢原租十二元加到二十五元，民国九年更是涨到五十元，民国十年又加五元，并将银元改为银两。
而其他的洋行、比如讲新康洋行新闸路新康里，本来它旗下的出租房每幢七元，加到十四元，后又加五元。
终于供需关系的极度扭曲，导致了供需双方的矛盾激化，就在民国十年十月，上京滩浪向各路房客代表集会成立上京房客联合会总会，派代表分赴中外政府当局请愿，反对非法加租。
上京滩的七十二家房客们忍无可忍了，他们齐心协力，在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半月之内，终于迫使有关方面出面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
上京行政当局先后发布命令或公告限制或取缔加租者计有，法总领事、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上京及宝山县署、护军使署、淞沪警察厅等。
上京人口迅速增加，致使房荒日益严重。变相房租盛行，以承租的房屋出租、转让牟利的二房东转租房屋，索取一次性顶费以黄金、大米要价。
据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出版的《沪游杂记》记载，境内“楼屋上下各一间，俗名一幢，后以披屋设灶，市面租金每月五、六、七两银数不等，僻巷中较廉、每间亦需洋银三饼（银元）”，当时石库门房屋不需十年即可收回成本。光绪二十七年《申报》载“英大马路同吉里石库门五上五下，厢房披屋一应俱全，每月租金规元一百二十两”。平均每开间月租二十四两，与前者相比二十五年上涨三四倍。之多民国三十五年一间旧式里弄亭子间顶费需大米十八石、也就是每石七十八公斤；新式里弄亭子间黄金十两。
而二房东又在转租中超收租金，转嫁水电费，使居住者不胜负担。房产业主却因货币贬值，收租不足以修房，更无投资翻建的积极性。当时报上有“大房东饿煞，二房东饱煞，三房客苦煞”的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