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写方士受玄宗之托，访问蓬莱，得到当时二人的密语，归报上皇（即玄宗），本来这种故事的情节，是难以叫人取信的，但他却写得那么有声有色。“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用牛郎织女的故事美化封建帝王的灵魂，以求博得人们的同情。当贵妃在仙岛上听说玄宗有使者来到时的情态是：“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诗人描绘了动人的女性形象，同时也表现了女主人公在所谓仙山中失去慰藉后的寂寞心情。最后无可奈何地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表示悼惜，说明了作者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对帝王的这种“悲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
但是这首诗的艺术性却有其可取之处，不仅词采绚丽，而且气势生动，笔锋带有丰富的感情，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没有一点枯竭的感觉。使用典故极少，除“转教小玉报双成”一句中有两个现成的人名而外，一点没有“掉书袋”，也是很难得的。这种歌行体给予中唐以后的诗人以相当大的感染力，跟着摹仿的很多，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诗歌史上有它一定的突出地位，虽说在思想性上存在着问题，并对后人起了不好的影响。
三、谏官生涯
元和二年十月初，居易从周至尉调为集贤校理，十一月召入翰林院，举行了一次个别考试，核定合格；又因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受到宪宗的赏识拔擢，授为翰林学士。当时在院的翰林学士有李程、王涯、斐、李绛、崔群，加上居易，共为六人。从唐肃宗起，翰林学士已经“独承密命”，参与国家大事了。
这几位翰林学士都是进士出身，锐意革新，以后大都身居要职或官至宰相，他们守正不阿，不畏强暴，和居易情谊很深，多次帮助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久，诏授居易任左拾遗并仍充翰林学士。左拾遗属门下省，从八品上，官阶虽低，但作用极为重要，其职责就是对皇帝的不当言行进行劝谏。居易感到这是实现自己“兼济天下”抱负的机会，他一定要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为民请命，改革弊政。授命之后，他不仅向宪宗写了《初授拾遗献书》表示决心，而且克尽职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任后不到一个月，他写的谏书就装了满满的一箱子。在宫中当值，往往忙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他常常自吟：“惟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抱着这个目的，他把时政之弊，民生之苦，一一写入诗歌，以拯济民生，裨补时阙，欲稍稍递进，以达上知。虽然忙碌辛苦，他却兴奋得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又看见了阳光，得到了光明的人一样。
在周至两年多的县尉生活，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却使他有机会印证一下他在“策林”中提出的政治主张。他的生活经历和他所接触的社会生活，证实了他的主经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这种认识，坚定了他改革弊政的信念，也增添了他为实现自己“兼济天下”抱负的勇气。
他一面做谏官，一面写讽谕诗，尽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一个谏官的职分。他后来在《与元九书》中说：
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他已经把这两件事的关系及其目的说得很清楚了。
他曾经借李都尉的古剑，比喻谏官的刚直之气：
……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
——《李都尉古剑》
又曾用“折剑头”比喻自己的为人：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折剑头》
这些诗都是他在做谏官时写的，说明他是颇有刚直的气概。可是等到元和六年四月以后他不再做谏官，他的“谏纸”不再“盈箱”，他的讽谕诗也就从此减少下来了。推究其因，大约认为讽谕诗只是变相的一种谏草，他既然不做谏官，讽谕诗也就可写可不写了。这其实是受了孔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想的影响，可见他只是对统治阶级负责，对自己负责，并不是真正地为人民负责。他后来消极逃避，明哲保身，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支配。
白居易讽谕诗共有一百七十多首，写得较早而影响较大的是《秦中吟》。他自己在《秦中吟》前面写了小序：
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
从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到《秦中吟》脱稿的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这一段期间，政治十分黑暗，诗人在这方面作了有力的揭露。这一组诗在社会上传诵开来之后，正如他后来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为什么“权豪贵近者”会彼此“相目而变色”呢？
因为白居易反映了民生疾苦，为了正义而大声呼吁，刺痛了权豪贵近者的疮疤。
他又在另一首诗中特别提到了《秦中吟》：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伤唐衢》
白居易“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
贞元元和之际，居易在长安，看到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便直歌其事，于是写了《秦中吟》十首。如《重赋》揭露“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轻肥》痛骂那些吃是脑满肠肥的达官显贵，不顾江南奇旱，衢州出现人吃人的惨状，仍然纵情享乐；《买花》揭露长安城里的富贵人家靠劳动人民的血汗供养，过着奢侈的生活，有句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还有《议婚》、《伤宅》、《伤友》、《不致仕》、《立碑》、《歌舞》、《五弦》，都是贴近社会生活，针贬时弊之作。
作了左拾遗之后，居易更关心社会了，他创作了规模更大的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全诗既有大序，每首又有小序，说明写作意图。全诗反映的社会生活，十分广泛，大至朝政，小至个人生活，差不多都涉及到了。五十首诗，一诗一事一题一意，篇无定句，句无定字。重视内容，而不追求形式和词藻。每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是模仿《诗经》的写法。他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质而初，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段话说明了他写作《新乐府》的宗旨，无异于一份为民请命的宣言。
《新乐府》道出了百姓的心声，一经写出，就广为传播，在社会上激起很大的反响；同时因为触及到上层权贵，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和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引起了他们对居易的强烈不满。
不管是在皇帝面前直言诤谏，还是写诗为民请命，为居易来说，都是要冒风险而且要付出代价的。他的好友，善于写乐府诗的张籍十分推崇他的《新乐府》，叹道：“《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黑龙潭》等，矛头所指，从阉臣直至圣上，真正勇敢之至！”他的另一好友善哭的唐衢也叹道：“《观刈麦》、《秦中吟》、《暮宿紫阁山北村》和新乐府等诗，是一吟兴嗟叹，再吟垂涕泗。
真乃讽谕之绝唱！继承了陈子昂和杜甫的传统，怎不令人一唱三叹！”在居易之前，李绅写了《新乐府》二十首，元稹读过之后，认为这些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取其中揭露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病最尖锐的十二首，列而和之，写了《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居易又写了《新乐府》五十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于是，新乐府的创作从杜甫开始，经过元结、顾况，到李绅、元稹，再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诗歌运动，由白居易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使他成为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杰出领袖。
元稹《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远远不及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不仅数目上不及他的多，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也都没有白居易的好。白居易接受了元稹、李绅、张籍、唐衢等人的古乐府和新歌行的影响，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才形成了他那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秦中吟》用的是五言古调，《新乐府》却是七言歌行。每篇之下，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
白居易反对横征暴敛最露骨的是下面一首诗：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杜陵叟》
这首诗一方面写出剥削者从农民口中夺去辛勤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写出被剥削的农民在“典桑卖地”缴纳了租税之后，统治者还要伪善地降下什么“德音”，说已经豁免了农民的租税了。威逼和欺骗并施，陷农民于最不幸的遭遇中。统治阶级虽在表面上不曾真个吃人，但虐人害物无异于吃人的野兽。“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一语，何等愤慨！可惜诗中对于皇帝还存在一种幻想，这和《新乐府序》中“为君”第一的思想是一致的。末句“虚受吾君蠲免恩”，虽也有对“昨日方到门”行动迟缓的里胥们表示不满之意，总的说来，他还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在说话。所谓“帝心恻隐知人弊”，实在是涂脂抹粉，有意为封建帝王圆谎罢了。
其次要提到的是揭发贪污强暴的一首最有名的诗：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卖炭翁》
这首诗揭露了唐代“宫市”制度的罪恶。什么叫做“宫市”？就是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买东西，随便勒索和劫夺，名义上叫“市”，实际上是抢劫。白居易这首诗塑造人物形象是很成功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还只是卖炭翁的外貌，“可怜身上衣正单”和“夜来城外一尺雪”，也还只是一种对照的写法，“心忧炭贱愿天寒”，却进一层作心理描绘了。卖炭翁是怕寒冷的，但为了希望炭可以卖较高的价钱，宁愿忍受寒冷。这样写，对于后面“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显得更加有力量，更能激使读者对“手把文书口称敕”的“黄衣使者白衫儿”的痛恨。末句“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表面上没有谴责，谴责之意更深，这就叫做“含蓄”，和其他讽谕诗直接说出自己反对什么一点没有余味的结束语有所不同。故事写得既简洁而又精炼，在概括、剪裁和渲染各方面，处处见出作者的心思。
《新乐府》除讽刺之外，也有歌颂，除开《七德舞》、《昆明春》、《城盐州》等篇对太宗、德宗的“善政”表示了赞美的意思之外，对于官吏有好的行为也特别为之表扬。《道州民》表扬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阳城废除当地进贡矮人的恶俗，《青石》表扬段秀实、颜真卿两位贤臣对国家忠心耿耿，宁死不向军阀朱、李希烈屈服的好榜样。
这些诗充分说明了白居易所赞美的是什么，对这一方面的赞美，就是对另一方面的讽刺。他的爱憎十分分明，五十篇乐府诗中贯彻了《诗经》“美刺比兴”密切联系实际的精神。最后一篇是《采诗官》，明确指出君主应该搜采歌谣，广泛调查研究，听听各方面的声音。如果“君耳唯闻堂上音，君眼不见门前事”，那便要弄得“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畏意”。用“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二句作结束，说明了创作《新乐府》的目的和要求。他自己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新乐府》五十首最好的说明。
四、被贬江州作司马
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因患严重的精神失常症死于长安宣平里，按照当时丧礼，必须守孝三年。他把母亲灵柩运回故乡——下义津乡北原安葬了，他自己和一家人在渭河北岸紫兰村（又叫金氏村）中住下来，学习陶渊明躬耕，写有《归田三首》、《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作品，以表示自己的心情，并经常和劳动人民接近，也曾下田参加农业生产，他描写自己的形象是：“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又说：“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由于亲身体验，深深知道了“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因此他和农民相处得很好：“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秋游原上》）“若问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村居二首》）可是他究竟是仕宦中人，三年守孝的期限一满，在元和九年初冬，他又回到长安，皇帝给他左赞善大夫的官职，他对于这种陪伴太子读书难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清闲官职是不满意的。不料到他任职的第二年（元和十年），一次更大的风波在他生活中冲击进来。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于六月三日遭人暗杀，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事后查明，系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勾结宦官，派中岳寺僧人圆净行刺的。）当时掌政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对于这样大的事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予处理。白居易气愤已极，认为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不能安于缄默，即刻上疏请捕杀刺客，以肃法纪。居易《与杨虞卿书》有云：
“……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血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栗，不知所云。仆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死，此其时耶！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故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
可以见到他痛愤不能自抑的心情。可是别有用心的掌握政权的人却认为白居易是东宫官，不应该在谏官还没有上奏章之前就抢先议论朝政，说这是一种僭越行为，不但不奖励他热心国事，反而因此嫉视他，并且选谣诽谤，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居易不该写赏花和新井诗，有亏孝道，这样的人不能再陪伴太子读书，必须驱逐出京，由中书舍人王涯参奏一本，把居易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八月间，贬谪的诏书一下来，白居易第二天就赶着上路。按照当时规定，被贬的官吏必须接到公文之后立即离京。因此他只和送别的亲戚杨虞卿一个人话别，其他的人都来不及见面。一路经过秦岭、蓝桥驿、商州等地，到达襄阳。过襄阳之后，由汉水入江，以后便是水道了。一个遭到打击被远谪南方的人心境是悲凉的，路上有一首小诗：
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到江州。
——《舟中雨夜》
一路上写了不少诗，在鄂州有《夜闻歌者》五古一首，题材内容和后来他在江州写的《琵琶行》，很有些近似。
快到江州，有一绝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