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是不表态，私下里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要有度，而这度取之于礼。应该这样：可以从多余部分取一点，但每做一件事都要取中，最好少取一点，这样连我都有多余的供给。如果不知礼度，贪得无厌地榨取，即使是收再多的田赋，也不会满足。并且，季孙如果要行国家法度，自然有周公留下来的法典在那里作为明确的指导。如果他想随随便便就推行了，又何必听我的意见？”
冉有并不听孔子的话，与季孙搞在一起。第二年春天，季孙就在鲁国推行田赋，大肆榨取百姓，敛财不已。
此事可见孔子反对刮民太甚。这不仅是爱民或爱人的表现，而是反映了孔子甚爱周公传下的律法
《左传》这段话透露出了四条重要信息：
一，孔子是鲁国“国老”。
二，鲁国执政大臣季孙在推行政策时，要向国老问政。
三，国老孔子可以反对执政大臣季孙的主张。
四，虽经国老反对，执政大臣也可以推行政策。由此也可以反证，国老在鲁国政府的权力阶梯中，不比执政大臣大。但国老是国家的象征，是神职人员，为大祭司，当然不是执政大臣可比的。
孔子在鲁国的身份
当时春秋各国，都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是与中央王朝周一致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孔子曾在鲁国为相，这与他的祭司身份紧密相关。孔子这一祭司身份，先使他成为鲁国相，又使他在周游列国结束后为鲁国国老。
孔子在鲁国的重要身份有三，先后为祭司、相、国老。做祭司是孔子的主要工作，其余一切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孔子的理财主张
关于田赋，孔子与季孙争论的焦点是：季孙要推行田赋，而孔子对此说不。我们须知，季孙推行田赋并不是为国家办事，而是为私人敛财。孔子爱鲁国，爱鲁国之民，当然不会同意。《论语·先进》记载：“季氏富于周公。”周公即周公姬旦，是鲁国的开国之君。季孙作为鲁国大臣，财富比开国之君还多，这当然太过份了。不过这一点也并非是孔子不能接受的，孔子愿今人比前人富。问题是：季孙已经这么富了，还要横征暴敛，当然是不对的。
孔子在反对季氏敛财时，正面提出了自己的四大理财主张：
一，“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指君子（大臣）在推行政策时，要以律法为度。周礼传自殷礼，殷礼传自夏礼，律法在夏商周三代一直使用，未曾废去。它为孔子当时各国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包括国家与个人如何理财。但因为人的堕落，弃律法而不用，这当然是孔子痛心的。我们又由此可知，孔子说“礼崩乐坏”的意思不是常人所理解的周王朝衰败，而是指世人信仰的缺失。孔子心系天下，而不只是看着鲁国，否则就不足以解释他为何要周游列国了。
二，“施取其厚。”指君子以义取人之财，当取其富余部分。此即老子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
三，“事举其中。”指理财过程以“中”为度。详见先前所引的孔子会计理论。
四，“敛从其薄。”指薄敛。薄敛财也可以厚致富，主要是积累。财富的积累完全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它遵循自然之道与道德规律，不是一夕暴富。
以上四条便是孔子的理财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它完全符合律法，同时又有益于个人。照着这个办法，个人致富不难。孔子这四大理财主张以第一条为核心：“度于礼。”凡事以律法为准，收获就大。
孔子将冉有逐出门墙
孔子反对季氏敛财，这又引发了另一著名事件：孔子将冉有逐出门墙。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冉求跟着季氏，不但不阻止季氏的暴行，还要“益之”。孔子当然非常生气，他必须整顿一下孔门的内部事务，就对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
孔子将冉求逐出门墙，可见老夫子动了怒气。孔子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他恨冉求助纣为桀。孔子“仁”的思想中很大一方面就是“民本”与“民富”，如今季孙借田赋敛财，让民失本，夺民之富，孔子当然痛恨。
孔子一向爱弟子，如今却将做官做得很大的冉求逐出门墙，可见他是不苟且的。他反对刮民太甚，于此真可见也。
孔子说“富而好礼”是人生境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孔子在此赞扬两种人生，一是“贫而乐”，一是“富而好礼”。关于“贫而乐”，就是孔子盛赞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关于“富而好礼”，是人们常漏掉的孔子一大思想，下面详说之。
“富”。富是什么？富不是穷了再发迹，富是本来就有的丰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丰丰富富的，应有尽有。在我们生下来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天有地有父有母有奶，长大一点了有饭，有学习，再长大成人有工作，有事干，有爱人，再后就有了婚姻家人，何其丰富、何其幸福。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整个宇宙中是孤立的，请你看看太阳月亮星星，会发现你正身处一个充满联系的世界。如果你还觉得闷，请到户外、山上去走一走。你会发现到处都有花草树木，蓬勃生机，你可以与花草相亲，与鸟兽嬉戏，又何曾孤独！如果你不想走太远，也可以，请你到街上走走。你会发现街上有很多人、很多东西，这个世界太丰富了，正等你去拿。
消费使你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消费是什么？消费是对物的占有，是对物质世界的胜利。这个世界太丰富了，正等你去拿，关键在于你会不会拿，用什么去拿。
“富”是什么？富是固有之道。孔子乐贫而爱富，真正是一个深谙固有之道的人。固有就是本来就有，你不是穷了再变富，而是本来就富。我们不是想变成富人，我们本来就是富人，我们正在恢复富人之身，恢复我们的产业。
“富而好礼”。礼是律法，我们遵律法而蒙神悦纳，得极大的赏赐，不但世俗意义的财富我们享用不尽，我们更有未来的产业，那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因此要放放心心地，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谋贫。”我们“好礼而富”，因为遵律法而得赏赐。得赏赐后，我们人生丰富起来，财产多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应回报社会，为他人多做事，这就是真正的“富而好礼”。
富而好礼绝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富了多做善事，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礼不是人际往来的俗礼，而是指律法。好礼就是好律法。孔子对子贡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子贡想撤去祭祀用的羊，孔子不让，在他看来，祭祀的规矩、神的律法才是最重要的。孔子的一生是如此爱神爱人，宜乎为圣，得万民敬仰，满有天下。
富人知礼、好礼，非礼勿为。其实好礼也不是那么难，孔子就说过“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富足让人从容。
富人有境界。
唯有富人有境界。
我说的富人，当然不是指一般的有钱人，而是指爱礼的人。孔子是富人，颜回也是富人。因为满有信仰，所以满有财富。
孔子说富人境界是不多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仅凭这句话，我就敢断定孔子真是一个大富翁，因为只有真正的富人才说得出这种“过来人”说的话。不经历那么多事，怎能升华我们的精神？不经手那么多财富，怎能粹炼出一副好眼力？
一般人以为富人吃山珍海味，其实真正的富人只吃干净而平常的食物，并且绝不暴饮暴食，只吃八分饱。他不喝任何饮料，只喝白水。这就是孔子说的“食无求饱”四个字的真谛。吃太饱了必是蠢汉，不但不享受，还难受。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在于：穷人但求一饱而死，富人只愿不饱而生。富人经常让自己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这样他就懂得清心寡欲、做人不忘本、做事更有发挥空间。“不饱”乃是富人境界。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只吃八分饱，嚼咀出了“不饱”的美妙滋味，并把适当的饥饿当享受，那么我们自然就是富人了。
“居无求安”也是这个道理。暴发户到处修洋房，买洋车。真正有家底、有气质的家庭只是普普通通的住房，只求宁静，不求奢华。孔子说“居无求安”，就是说住房不能太安逸，太安逸的房间必使人萎靡不振，肌肉萎缩，天天陷在沙发软床上起不来，迈不开步。“居无求安”才能腿力矫健，多做事，精神饱满。
富人境界是不富。
富人境界是不多。
富人境界是不贪婪。亦即享受固有。
孔子说信心是最好的工作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
这段话意思是：子张学做官，问孔子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好？孔子说：多听别人说话，自己平时有什么疑问都向同事说出来讨教，自己要谨慎说话，尤其要看到别人说话间都有什么过失，自己不要再犯，这样就可以少招埋怨。并且，你要多看别人是怎么失败的，这样你去做事的时候就避免再败，如此以来就可以行事无悔，不至于一做就错。无怨又无悔，信心会使你有能力，俸禄自然有，工作自然不错。
孔子在此指出，信心是最好的工作。你要多从别人身上吸取教训，不要重复犯错。技能使你成为熟手，信心使你成为高手。
孔子说有道才有钱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孔子说：富贵是人天生想要的，如果不是用正道得来，就不能要。贫贱是人天生厌恶的，如果不是因为正道去改变现状，宁肯继续。君子没了正道，凭什么成名（指成为有名的富人）？因此君子哪怕在吃饭时也想着正道，没有饭一吃完就忘了正道的道理。我们如此坚持正道，有时告急没钱也是这个原因，有时颠沛流离也是这个原因。
孔子在此指出：有道才有钱。一个真正有钱的富人不是一夕致富，而是长期苦心修炼的结果。因为他的财富来自正道，合乎自然，所以不会一下子又突然失去。他的财富来了就不走了，这样他永远是富人。有道才有钱，有道必有钱。
孔子就是这样一个有道而有钱的人。当时在鲁国，孔子的财富处于全国第三位。第一位当然是鲁君，国君有通国之财。第二位当然是鲁国执政大臣季氏。《论语》上说季氏“富于周公”。孔子以国相与太庙祭司的双重身份处于财富第三位。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任何一国，宰相的工资在同僚中都是最高的。况且孔子长期主持太庙，掌管全国的宗教收入。当时还没有什一奉献，但全国上下长年祭祀的财物应是不菲。孔子掌管太庙的钱，按规矩，有一部分属他，这是应该的。祭司享有部分祭物，这是规矩。孔子工资又高、又享有部分太庙祭物，因他有道，当然是富人。
我本富贵论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我把它叫做“我本富贵论”，又称“天生富贵论”，意思就是说富贵本来就是我的，人是天生的富人。
孔子明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指出富贵是人天生的欲求，是人的本性与本能，是人无可厚非的天性。富贵是人欲，富贵是人陛，富贵是人道，富贵是人伦。富贵是人间正道，是真理与正义所在。
我们把孔子这话与孟子相关的话联系起来看，就更清楚了。孔子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孟子就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有了对贫贱、罪恶、堕落这些人性阴暗面的厌恶，那么我们的仁义之心就油然而生。因为二者本是此消彼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富贵出自仁义，仁义必有富贵。国人常说的“为富不仁”，这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酸话，不要去信。为富可以仁，《圣经》上夸奖的义人如约伯、亚伯拉罕、尼歌底母等，多是富人。当然光有钱也不行，有道又有钱，就可以办很多正事。
道是首要的，义大于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我们从这两句话可以确知孔子在讲道义大于利益。但我们千万不可以误以为孔子是不言利的，错了，孔子在通过道义求利益的最大化。孔子周游列国，见卫国富庶，就说“富之”、“教之”，他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一盘棋。首先是让人恢复原有产业富起来，这才是正道。
孔子说财富要分给别人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
微生是当时的一个人，素来以“高直”闻名。“高直”即高尚。醯音han，即醋。孔子这段话是说：谁说微生很高尚？有人向他借醋，他舍不得把自己的醋给人，却从邻居那里借来醋，又转借给来向他要醋的人。
微生的这个做法相当典型，从心理上讲，此人很虚伪，又不肯吃亏，又想得美名，因此就惯用一个伎俩：借他人之物，行我之善。这一点孔子予以无情批评。人为善是自己为善，是从自己心里来的，断不是借来的。借来的善是伪善，不是真善。从理财上讲，微生这种“转借”的手法，长期使用必致亏空，两头负债。当转借不灵，来向你支取的人，与来向你索债的人，会使你陷入双重困境。孔子反对这种看似聪明、其实危险的理财方法。先前我已讲过孔子的四大理财主张，其中第三条为“事举其中”，指理财取中，不偏不倚。具体应用到本案例，就是“有存有取，存大于取”，而不是“取大于存”。如果有人向孔子借醋，孔子有醋就直接给人，用不着向人转借、使自己的财产不变。如果孔子手上正好没有醋，他就会直接拒绝借醋的人，说“现在我没有”，用不着借人之财助我之名。孔子的这种做法是安全的、可行的理财方法。
孔子在批评微生的同时，指出人应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别人。这样不会使我们的财富变少，反而使我们的财富越分越多。这一点是经济学的常识，孔子已在两千多年前指出。
孔子说要“以财养德”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
子华即公西赤，孔子弟子。照朱子《四书集注》解释，此处的“使”指“为孔子使也”。当时孔子为鲁相，国政皆从孔子出。孔子管外交，外交使者由孔子派谴。公西赤在孔门弟子中，是擅长外交的。在著名的“师生四人对”中，孔子那天与公西赤、冉有、曾皙、子路四人聊天，孔子问：“赤，尔何如？”公西赤对曰：“愿为小相。”小相就是赞礼的人，在国君与诸侯会见时，司礼仪之职，是个外交官。“釜”，此处不是指锅，指六斗四升粮。“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十斗为一斛。原思即原宪，孔子弟子，照朱子《四书集注》解释，“孔子为鲁司寇时，以思为宰。”此处宰不是相，而是相的副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