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来说，一次不正义——商业欺骗，剥削穷人——不过小事一桩；对先知来说，却是灾难。对我们来说，不公正只会伤害人民福祉；对先知来说，却是对生存的致命打击；对我们来说，那不过一个小插曲；对他们来说，则无异于一场浩劫，对世界的一大威胁。
——亚伯拉罕·赫舍尔《〈先知书〉导论》
“我不止一次否认过西蒙娜。”这是回忆录《在薇依家的日子:安德烈和西蒙娜》的开篇之言。回忆录写得很出色，作者西尔维·薇依是西蒙娜的侄女，出生于她姑姑去世前一年。此言宛如当年圣彼得那句话的回响，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圣彼得当年三次否认所爱的耶稣，西蒙娜对此有过评论：“说到基督，‘我永远不会否认你’，这话一经说出就已经背叛了基督。”维护真与善以及非世俗之物的力量并非来自内心。如果相信它是来自内心，那只会是出于傲慢，其本身就背叛了心中所爱。西蒙娜的评论同样未能引起人们注意。其实，正是西蒙娜替侄女消解了类似圣彼得遭遇的重负。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是什么导致了西尔维·薇依否认这位提前赦免了她的名人姑姑呢？
西蒙娜·薇依，一位传奇式的法国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1943年在伦敦去世，时年34岁。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柏拉图式地重构了基督教教义，在人类苦难与神的完美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希腊人的桥梁，”薇依写道，“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们。以为桥梁就是用来在上面建房子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桥梁是为了让我们跨越……从而可以接近上帝。”她以其《古代希腊的基督教暗示》一书，被教皇保罗四世视为影响了他一生的三大智者之一——另外二人是布莱士·帕斯卡和乔治·贝尔纳诺斯。阿尔贝·加缪拜谒了她在巴黎居住过的公寓旧址，驻足沉思，尔后才去领诺贝尔文学奖。切斯瓦夫·米沃什，立陶宛-波兰诗人，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提到西蒙娜·薇依：“她的作品给了我深刻影响。”他有部文集，其中有一篇专谈“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可以说，西蒙娜·薇依已成了崇拜的偶像，一个现代圣徒，同时也是一颗眼中钉，一个被指责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自己民族的犹太人。既然西蒙娜能抛弃自己的民族，现在轮到她被自己的侄女抛弃了。由此我们面对一个挑战：究竟谁才是真实的西蒙娜·薇依？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多了解一点历史。我们已经有很多一流的西蒙娜·薇依传记，从雅克·卡波德写的第一部今天依然是经典的传记《西蒙娜·薇依：爱的团契》，到她的朋友兼同学，同为哲学家的西蒙娜·佩特蒙所撰写的以生活细节为主的《西蒙娜·薇依传》，直到近年弗朗辛·杜·普莱西克斯·格雷更关注其心理的生平记述，等等，还有很多，在此只提几本。不用说，每部传记都选取了不同角度来描写薇依。的确，就像智力玩具中的拼板，薇依多姿多彩的人生片段，可以分别用来组装成任意数量的不同画面或肖像。本书不打算赘述这类历史内容。西蒙娜·薇依生命历程的每一页都已经被反复阅读，以求忠实再现其生命的轨迹。现在需要的不是努力接近她生命的原貌，而是大胆地独辟蹊径，超越熟悉的表面现象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我们必须努力模仿薇依所说的“一阶艺术家”“一阶”（first order）：据本书作者帕拉·尤格拉教授解释，“一阶”和“二阶”是数学用语，薇依喜用数学术语。“一阶”指高于尘世，可以自由飞翔的境界，有优于普通人的含义。“二阶”与底层普通人的尘世对应；第二章《六只天鹅》中用到了“二阶”一词。，他的作品“以超验模型为范本，但并不表现这种模型”，这一模型只是他的灵感源泉。薇依的人生经历，尽管有大起大落，但按这一思路，其本身并不是“真实的故事”，而更像单纯的图片，表达了某种更真实的事物。确实，薇依自己不仅仅看到生活的故事，还看到在生活故事观照下的宇宙历史。所以所谓的神话最终成了故事后面的故事：“宇宙自身就是个隐喻，譬喻了神的各种真理，这就是神话的根基所在。”不仅薇依一人持有这种观点。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写道：“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有时候说，此处要努力实现的某种理性重建实为真实历史的笨拙模仿……可是我们完全也可以说……历史……只不过是理性重建的笨拙模仿。”
然而，薇依的一生无疑是戏剧性的——就像弗纳里·奥康纳说过，既是悲剧也是喜剧——一次没有休息的旅行。睡眠对身体也许有好处，可是对灵魂而言却意味着死亡。“灵魂睡了，”薇依说，“如果灵魂醒来片刻，那它就会转而迈向(与神的)合法结合。”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宗教仅提供了一个慰藉的外壳，供他们爬进去睡眠。薇依坚持认为，科学也能提供类似的外壳。她乐意采纳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人要有惊奇就必须先得醒来……科学是一种使他重新入睡的办法。”对这些壳内居民，即洞穴居民，薇依从柏拉图哲学的角度对《福音书》进行的反思，好比唤醒他们的呐喊，剥掉了他们的保护层，使他们像死亡一般赤裸。确实，“真理是站在死亡一边的”，薇依写道，“除非使之赤裸，否则无法彰显真理，而那种赤裸是死亡的。”也可以说，西蒙娜·薇依是为死亡而生的。在《斐多篇》中，她所喜爱的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声称，哲学只是死亡练习。闻者无不骇然。她又何曾忘掉过柏拉图的这一看法呢？
薇依的一生被两大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乔治·斯坦纳很恰当地将它们视为对20世纪的定义，它们是：各各他各各他(Golgotha)：基督被钉死之地，受难的场所。和奥斯维辛。薇依成长于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她早年关注全球工人阶级被压迫的状况——这体现于她称之为其代表作的《论压迫与自由》中——在后来的《重负与神恩》这类神秘主义作品中，作者转而热切地探讨和试图把握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病态灵魂，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追寻从“上帝与国家”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死亡集中营这条精神蜕化路线。
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人生之旅与薇依颇为相似——年轻时他也花了大量精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研究——但两人的目标不同。波普尔在他里程碑式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了一个封闭式社会，于是柏拉图成了世纪灾难性新部落主义（neo tribalism）的源头。在薇依看来，问题不在于柏拉图，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她认为，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灵魂的疾患，归根结底与其说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宗教问题，其根源就在于通过集体形式进行的偶像崇拜。此处的集体指国家，在她而言就是古代的以色列，即“选民”和他们的“乐土”。（波普尔也认为这种部落形式预示了现代“封闭社会”，以及罗马，现代超级国家的祖先。）她相信，这二者推动基督教由尼采描述的“奴隶的宗教”转变成了征服者自诩的意识形态。对基督教如此改头换面的发展，薇依早已冷静地预言到了其现代后果的出现：“早在13世纪时……教会就开始了极权主义……这对当今的事件，不是没有一定的责任。”而且在薇依看来，对圣女贞德的民族主义崇拜同样难辞其咎。
正值大屠杀发生的年代，却提议要反思古代以色列的传统，因此而激起犹太教徒或非犹太教徒的众怒就丝毫不奇怪了。波普尔的命运与薇依相似。维特根斯坦也被当作了仇视自我的犹太人，但他的情况还情有可原。至于说波普尔是反犹主义则实属荒唐。在很流行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一书中，对这位奥地利哲学家的指控基于他这样的言论：“我不相信种族”“所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都是邪恶的，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等。指责一个与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为敌的人是种族主义者，其理由竟然是他反对了自己种族的种族主义，真可谓天大的歪理！相反，维特根斯坦纠结于种族概念，特别是对他自己所属的种族。他不觉得波普尔的极端理性主义（其灵感来自他的英雄，罗素）提供了摆脱困境的捷径。罗素的超理性主义（hyperrationalism），在维特根斯坦（以及薇依）看来，绝对危险：“罗素和教区牧师们，”他说，“他们合力造成了无限的危害，无限的危害。”
相比之下，薇依对基督教的反思让“真正的信徒们”备感温暖。西蒙娜虽然从未正式皈依天主教，却非正式地被当作圣徒膜拜，足以媲美古代希伯来的先知。对这些先知来说，人类一个最微末的不公正都能威胁到宇宙的根基。然而，她本人对于被当作圣徒却一定不会领情。“我不想要你们冤屈我，”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以为我故意表现得圣洁。”她继续说，“我不喜欢当今基督徒们说到圣洁时的那种口吻…… 恕我斗胆说一句，我看圣洁是基督徒最起码的条件。圣洁对于基督徒，就像诚实对于商人一样。”她还补充道：“事实上，就像存在不诚实的商人一样……也存在选择了爱基督却远远不够圣洁的人。当然，我是其中之一。”31
人们对于薇依的膜拜，在有些地区达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但这正是薇依强烈反对的精神运动。她的哥哥安德烈说：“我妹妹一生研究偶像崇拜并不是为了最终成为一个偶像。”32西蒙娜若读了西尔维·薇依被当作了“圣徒胫骨”的经历，想必会沮丧至极。西尔维谈到因为她那著名的姓氏，还因她与圣化了的姑姑外貌极端相似，引得不断有忠实信徒想来摸摸她，用手指梳梳她的头。这算是家庭事业吗？西尔维淡然写道：“让我继续当圣徒，这样的家庭事业可没办法继承。”
既成了圣徒，其思想往往反倒不再受到重视，西蒙娜也有类似的遭遇。她本人也注意过这种现象。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有篇讨论薇依的论文，一开篇就说：“西蒙娜·薇依的智慧……是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来的。”然而，论文接下来的部分只能说充满了漠视，像在挥去讨厌的苍蝇——即便那只苍蝇，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原来“是位圣徒，是位天才”。其实，无论作为圣徒还是作为天才，也无论多受崇拜，薇依一直就不曾进入过学术圈子的视野。2009年正值薇依百年诞辰之际，一部关于她生平的电影开拍。这部实验性的纪录片取名为《采访西蒙娜·薇依》，由茱莉亚·赫斯利特（Julia Haslett）导演。电影通过采访薇依同时代还健在的人，更主要地通过采访由演员饰演的薇依本人，揭示了她关注和见证人类受苦受难的深刻思想。这位演员（索拉亚·布鲁克姆）在影片中逐渐进入了哲学家的角色。还有部2006年完成的宗教清唱剧《西蒙娜受难曲》（La Passion de Simone）已经首映，由芬兰作曲家凯亚·萨里阿霍（Kaija Saariaho）谱曲。此外，还有达瑞尔·卡兹（Darell Katz）创作的爵士乐CD用了她的名字——《西蒙娜·薇依之死》。
然而，薇依仍是边缘人物，对此有一典型例证。《女性哲学家》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集子，集子中没有西蒙娜的位置。编著者玛丽·沃诺克也称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哲学家，她写道：“我省去了……的作品。简单地说，她们似乎更依赖教条、启示或神秘的经验，而不是依赖论据。”她还写道：“因此，我没选西蒙娜·薇依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她补充说：“我觉得，有一点谁都不会反对，哲学与宗教很难区分，涉及被选对象是女性而非男性时尤其困难。”
然而艾瑞斯·默多克（Iris Murdoch），一位沃诺克没有排除的哲学家，对薇依有不同态度。在她两本极具影响的专著，即《善的主权》和《火与太阳》中，薇依的影响非常明显。在前一本书中，她明确表示“我对西蒙娜·薇依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以沃诺克所处的位置，她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尽管默多克是个小说家，她同时也是个著名的学院式哲学家，作品在当代哲学界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薇依抵制所有分类。沃诺克说她不注重延伸论证，这一点虽然不甚准确，但论证确实只是她的武器之一——“武器”一词很确切，因为薇依是个极危险的思想家。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亦然。不过，这两位思想家（都是男性，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在哲学界占有无可争辩的地位。看来，如果打算哪怕是稍微认真一点地再现薇依的生平和思想，主要任务就是努力令人信服地表现思想家薇依的本来面目。
这也是本书努力要完成的任务。为此，如果选择另一个人物来与薇依对比，相信会大有裨益。前文提及的维特根斯坦就正合适，他是个神秘主义者，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基督徒43，也许听起来很奇怪，甚至还可以算是柏拉图主义者。 M.OC.德鲁里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信徒，他写道：“维特根斯坦去世后，我开始了解西蒙娜·薇依的作品。它们对我后期思想的影响，与维特根斯坦对我早期思想的影响一样，都非常深刻。”此外，我们还会将她与其他人进行比较。
考虑到薇依的成就涉及面甚广，本评传不会冒险进行综合性的介绍。西蒙娜·薇依对政治理论作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马克思就社会正义和有组织的劳工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战后如何重建法国的问题有重要贡献。她的作品就战争的根源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从而对解决人类的苦难现实问题极富启迪意义。她对希腊悲剧，特别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希腊史诗，尤其是荷马的《伊利亚特》，还有希腊哲学和神学，都做了有力的阐释。最近玛丽·卡波德·米尼的研究可以说明，她的阐释是何等有力。她为柏拉图研究翻开了新的篇章，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本质所做的观察，虽说不够系统，但仍属出类拔萃。
然而，她最有创意也最有争议的贡献很可能还在哲学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领域，在她对上帝与人之关系的研究上，在《圣经》思想与希腊哲学对神的论述这二者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上。她遵循柏拉图主义的路线，大幅度重新构建了对基督教教义的阐释体系，并据此对希伯来《圣经》的某些部分提出了批评，引起了争议。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神秘主义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公正地描写为她终生的追求，也作为本研究的焦点，我们仍可以说，她广博的各研究领域仍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我们无法避开她那交织互渗的思想网络的整体。但我们的目标，与其说是要描述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要描述她与生活的冲突以及她这个人。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不参与讨论的哲学家就像一个从来不进入拳击场的拳击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