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洪军也听到了，但是他拒不承认，只说是个意外，上届世界杯之前热身赛，中国队不是还踢断了洪明甫的腿吗？那场球是国家队教练组对全国记者联队，就在五里河体育场内场，马亮当时也在现场，还上去踢了十几分钟，在他看来，洪军那一脚基本上没用力，只是位置恰到好处，而胡里奥有点儿太能装了，恨不得带着球把场上的13名中国记者通通过上一遍--实在踢不过教练组了，记者队偷偷多上了两个人。这种比赛在国字号队伍的集训中经常举行，只不过由于足协官员队都是专业出身，水平明显高出一截，而裁判还是足协出的，记者队输了球，经常把责任归于黑哨。不过好在发消息的都是记者而非足协官员，所以他们经常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报道比分，比如说0-5输的球，经常会把报成2-3惜败，这样的假新闻朱主任可没法管，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你们能把记者队的进球吹出来，记者们就可以在报道中再把它写回去。一有风吹草动，总是有人把前因后果都联系起来，相互印证，以示自己有先见之明，这是中国体育记者的共同爱好。
最先带来这神秘信息的是李达野，大清早，马亮还窝在小床上满头大汗地补着回笼觉，李达野已经吃饱了第一顿饭回来了。西亚的酒店跟国内不同，标间里不是两张同样大小的单人床，而是一张1米35宽的大床加一张1米宽的小床，大概是为一家三口准备的，假如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孩子出门旅行，想必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就会非常方便，否则，即使你很有钱，完全不计较多开一个标间的费用，可是一家三口，到底谁去住那个单间还是很费踌躇的，但是这样一来三口之家住在同一间里相当方便，还节省了费用，实在是个人性化的设计。中国记者们住的都是这样的房间，第一天入住的时候马亮因为陪着米兰在大堂检查行李，进房晚了，李达野当仁不让抢占了大床，再也没让马亮沾过边。其他的记者讲究点儿的，比如老贾跟阿贵，奉行的是绝对平均主义，每天早上打扫房间的时候让服务员换一次床单，他们就换一次床，而李达野嘴上经常说着要跟马亮换床，却总是阴差阳错地跟马亮打着时间差，此起彼伏，总有一个人躺在床上，既然不能同时起床，服务员自然也不方便来换床单，马亮自然也不能睡到大床上去。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马亮总是骂上一声："你大爷！又让老子睡小床。"李达野嘴上连连道歉，眼角眉梢都是得意的笑。
为了表示歉意，李达野也经常把他在餐厅里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分享给马亮，他自己则从来没有抢发个独家消息的需求。这哥们儿所供职的《中国足球》本来是中国足协的机关报，也曾在1998年世界杯的时候卖到过150万份，但是以前由于成天拍足协的马屁，所发俱是应景之作，只有少数"左派"球迷买来看，印数逐日减少，只剩下很少的一块市场份额。后来老主编退休了，新换了一个前卫型的愤青主政，一上任就搞洋务运动，从外面约稿，急忙给马亮、老贾这帮以攻击足协为法定使命的评论家们开设专栏，动辄拿足协领导开涮，结果市场没迎合出来，反而被阎主席给取缔了"中国足协机关报"这份官衣，最终"左派"不想看，"右派"不愿看，中间派还懒得看，销量与日俱减，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们都各自给外报写专栏、做兼职，弄得这报纸越发得姥姥不亲舅舅不爱。李达野爷爷的爷爷在清朝就是办报纸的，爷爷的爸爸搞过正版的洋务运动，爷爷挣下巨大无比的一条商业街，爸爸在粉碎"四人帮"后领回了这份家产。据说在珠市口一带的某个巷子口，李达野至今仍可以用手划拉一个大圈说，这里面都是我家的。当别人还在为保护老北京的四合院而奔走呼号时，李达野的老爸已经在二环里买下了十来个独门独户的大院套，专门租给驻华大使们用。他家到底有多少钱？李达野实在算不清楚，因为没等算明白，房价又涨了。然后某一天老爸非常突然地撒手西去，把万贯家财和唯一知道它们的律师留给了他。李达野干记者，既不为名，也不为利，纯粹是为了个人爱好，在与人交往时有个拿得出手的身份，比如说楼下的邻居大妈给他介绍个对象，跟女方一说，家财万贯自不必言，大小还是个记者，那可是正经革命工作啊，多有面子！至于这张报纸卖多少份、发展势头如何？外人哪搞得清楚，他自己也懒得过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