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卜，旅贞，王其田干麦，往来无灾，在十月。（《珠》404）
已未卜，亘贞，逐豕获。（《前》3333）
庚辰卜，争贞，呼王族人。（《文》589）
……
从爻辞与甲骨卜辞的对比中，学者们发现，《易经》在语句上与甲骨卜辞相同，都是判断句，在用词上也与甲骨卜辞相似，故而认定《易经》源于卜辞，它是甲骨卜辞的总结与抽象，甚至是理论化的卜辞。正是从这一点，《易经》对后世的命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学者们的以上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在河南安阳四盘磨探坑中发现大骨三块，内有一块卜骨，横刻三行小字，而且类似的符号也发现于一些陶片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将它看成是中国比甲骨文还要早的一种陶文。后来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三组八卦的标志，但它是数字的，类似后来的阴阳爻。
再比如说，北宋时期在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一件铜器，叫作中方鼎，铭文一共8行55字，在结尾处有两组数字符号“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李学勤先生作过专门研究，依《左传》、《国语》的占卜实例，最后判定，这两组数字实际就是《易经》当中的两个复卦，即《剥》和《比》。
以上发现证明，最早记载数字《易经》大约出现在新石器前期，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易经》与早期文字的出现在同一时代。这样一来，《易经》爻辞有卜辞的特点，毫不奇怪，根本不能作为《易经》是卜书的证据。
为什么呢？单就甲骨卜辞来看，中国文字发明的初期几乎都是这些文字，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为了记录卜辞而发明的，现存的5000多个不重复单字，哪一个都与卜辞有关。而且甲骨卜辞有一定的文字表达格式，包括语法、习惯用词、文风等，这是那时的流行文体，约定俗成。因此，当时不论写什么，即使写一封情书，它的语言、文法也必然会是卜辞式的：“爱你发狂，夜半田头。至，黄裳元吉。不至，贞凶。”
那么，如果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想将《易经》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别无选择，只能用当时的文字，甚至只能用当时的书写语言习惯，包括它的语法、结构、语气。而这些东西因当时为记载卜辞而发明，因此《易经》不能不带有很强的卜辞特点。它是借用了卜辞，而不能说是卜辞的总结。
《易经》有卜辞的特点，但又不是卜辞的总结，这一特征恰恰可以说明：《易经》是被记录下来的。记录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人发明而记录下来；二是从别处得到而记录下来。从种种迹象上看，我们更相信《易经》是从别处得到，而被当时人记录下来的，更确切地说，《易经》是在史前大洪水之后记录下来的史前文明成果。
《易经》为何有许多版本？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易经》也许就是当时人发明而用甲骨文记录下来的，根本不可能是史前文明。但我们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以上的推论，那就是关于《易经》不同版本的爻辞。
中国历史上有三部易书，它们是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西周易《周易》，西周初年这三部易书还同时保留在图书馆里，据当时记载，《连山易》尚存8万字。这三部易书，卦画相同，但爻辞根本不同。现我们对比《连山易》遗爻与今本《周易》的爻辞：
《连山》遗卦“剥”上七爻辞曰：数穷致剥而终吝。
今本《易经》剥卦上九爻辞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连山》遗卦“复”初七爻辞曰：龙潜于神，复以存身，渊兮无畛，操兮无垠。
今本《易经》复卦初九爻辞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连山》遗卦“垢”初八爻辞曰：龙化于虫，或潜于洼，兹孽之牙。
今本《易经》垢卦初六爻辞曰：系于金柅，贞吉。
《连山》遗卦“中孚”初八爻辞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