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第一回两个正在美处，只见玳安儿外边打门，骑马来接。西门庆唤他在窗下问他话。玳安说：
"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约八月中找完银子……"西门庆道："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上门脱与人。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金瓶梅》第十六回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妇人："我那等对你说，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蒋太医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忘八有甚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撑我的买卖！"--《金瓶梅》第十九回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经济的兴盛，一个新生集团诞生。官商作为明朝社会新生商人集团逐渐崛起。官商是一个特殊的名词，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这个官商的利益集团，他们既从事商业上的买卖，又在朝廷之中担当职务，如此一来，官与商的界限不是十分明显。而官商的出现，也有它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力。说到明朝，一定会提到明朝中后期出现的经济新形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伴随着明朝社会江南地区丝织业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劳工关系应运而生。而这种经济形式的出现，也是与手工业的发展，经营模式的转变有关系的。
明朝最出名的是徽商。徽商是我国明朝时期最大的商人集团，这个商人集团居住在我国安徽省歙县、黟县、婺源、徽州一带，所以人们称为徽商。
安徽徽州，山多地少，明朝时，赋税徭役苛重，人民生活困难，不得不到外地去经商谋生；徽州出产的纸、茶、木器、漆玉、陶瓷、砚、笔，变成了徽州商人资本的物质基础。徽州商人资本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业资本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后来这些商人资本的活动达到了山东、河南、陕西、河北、辽东、广东、福建等地，有的甚至经商到海外。
徽州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除了垄断盐业经营之外，还有粮食、茶叶、木材、典当、棉布、丝织品、书籍、墨砚、仓库、旅馆业等等；徽商同时还经营金融业，接受存款。徽州商人还投资搞铁冶、浆染、陶瓷。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有明显的寄生性和野蛮性：发放子母钱，进行高利贷剥削；还役使僮仆、伴当(实际上就是雇工)。这些剥削手段，对促进徽商的资本积累起了较大的作用。
还有就是西商，我国明朝的这个商人集团，居住在我国陕西、山西一带，所以人们称为西商。陕西、山西商人集团主要经营布匹、粮食、茶、马、食盐，商业活动范围大体上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阳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有的甚至达到湖广、河南、河北、山东、辽东等地，陕西、山西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主要是供应军需，投资产业少，官僚资本多。据史书记载，公元1573～1619年，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以上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商的富有。据史书记载，徽州商人资本，大富户拥有资产百万以上，即使是中富户也有二三十万。
明朝万历年间，徽商开典当铺的人最多，另记载，仅河南一个省，就有213家之多；其余在南京、淞江、湖州、嘉兴等府都有徽商开设的当铺：明朝末年，北京地区有一姓汪的徽州商人，家有资财数百万，开设了几十家典当铺。这两大商人资本，采取各种手段，盘剥重利，累积财富。史书记载，这些商人用高利贷盘剥手工业和农业，商人资本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予蔗农，冬收其利；商人资本在河南、江苏等地农村，春时出母钱贷下户，秋时加倍收子钱。嘉靖年间号称天下巨富的无锡邹望、安国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以地租、利息、商业等剥削手段相结合，榨取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我国明朝商人资本的发展，在历史上有它的实用性和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当时有促进社会小商品生产发展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紧密结合。
据史书记载，明朝时的徽州商人资本投资搞矿冶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雇工超过千人以上；江西的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瓷窑生产，结果投资者收益，雇工收入也比农业收入为丰。还有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造纸、纺织业，也对当时社会的生产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如果说小说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抨击的话，那么对于新兴的商人势力则抱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来加以暴露。作者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支配下，总体上是将西门庆作为新兴商人的代表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把他写成一个罪恶累累、欲壑难填、不得好死的恶棍。但与此同时，在新思潮的熏染下，又常常不自觉地把这个不顾传统道德、破坏封建秩序、蔑视朝廷法规、不信因果报应而一味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女人、尽情地享受人世快乐的商人，写得那样精明强干。他不仅靠勾结官府，非法买卖而获利，而且也凭着有胆有识，善于经营而赚钱，就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从一爿生药铺起家，竟拥有了当铺、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等五家商号，"外边江湖上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有数十……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第六十九回），已成家资巨万的豪商。他财大气粗，地方上的巡按、御史、内相、太监等纷纷前来屈尊俯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处房子"的秀才不得不受雇于这个不通文墨的商人（第五十六回）；饶有家财的孟玉楼改嫁时，不要"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举人，却认为西门庆"像个男子汉"（第七回）；"走下坡车儿"的向皇亲只以三十两银子的低价，就向炙手可热的西门庆质当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风，外加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第四十五回）；出身于"世代簪缨，先朝将相"之家的林太太，也心甘情愿去填补这个"轩昂出众"的大官人的欲壑（第六十九回）。
无情的现实已证明：象征着农本的、封建的势力正在走向没落，而新兴的商人正凭着诱人的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西门庆宣布："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显然，作者在写西门庆这个丑恶的强者时，半是诅咒，半是欣羡，以至写他的结局时，一会儿让他转世成孝哥，以示"西门豪横难存嗣"；一会儿又让他去东京"托生富户"，不离富贵（第一百回）。这种情节上的明显错乱，生动地反映了生活在人生价值取向正在转变过程中的作者，最终还是在感情上游移不定，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评判新兴的商人。
8.小作坊有大市场
一日，设了条计策，教来旺儿押了五百两银子，往杭州替蔡太师制造庆贺生辰锦绣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
--《金瓶梅》第二十二回须臾，迎春从楼上取了一匹松江阔机尖素白绫，下号儿写着"重三十八两"，递与吴银儿。
--《金瓶梅》第四十五回西门庆因对老婆说："等你家的来，我打发他和来保、崔本扬州支盐去。支出盐来卖了，就交他往湖州织了丝绸来，好不好？"--《金瓶梅》第五十回
明代手工业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棉织业。宋末元初国内开始植棉，明朝棉花的生产已遍于天下。国外引进的新的农作物有番薯、烟草、玉蜀黍。番薯、玉蜀黍的传入和普遍种植，对农业发展有重大意义。明中期开始种植烟草,很快就遍布全国,到明末北方亦多种之。落花生已开始逐渐推广。桑、麻、茶、甘蔗、荔枝、龙眼、蓝靛、杉漆等农业经济作物扩大了耕种面积，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在中国元代也有一个纺织业的革新家--黄道婆（生卒年不详），又称黄婆，松江府乌泥泾人（今属上海）。
黄道婆发明了轧棉的搅车，使得脱棉籽这道程序的工效大为提高。黄道婆还发明了4尺长、装绳的大弹弓，使弹棉的速度加快了。她还推广和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黄道婆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原来"民食不给"的乌泥泾，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更重要的是，黄道婆发明了3锭棉纺车，使纺织效率大为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当未发明珍妮纺纱机时，德国有人发明了一种有两个纱锭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织工人却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可黄道婆早在元朝就发明了3锭棉纺车，比欧洲要早几百年。
明朝前期，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垦荒,进行屯田，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前代，除水稻等粮食作物外，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种植广泛，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
宋、元之时，棉花的种植多在湖广、江南一带，到明初，山东、河南、河北及北京郊区等地也开始大量植棉,洪武二十年,彰德、开封、大名、东昌等地迁民上缴的棉花已高达七百五十多万斤，明朝政府给赐军队的冬衣、棉花有了较充足保证。有的农民冬日可穿棉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桑枣果木的种植也很普遍，许多农民靠此谋生。永乐时，布帛、绢丝、棉花绒和课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据永乐十七年的统计，这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匹，丝绵二十四万六千五百零七斤，棉花绒五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四斤，课钞一千五百九十四万五千六百零一锭，表明农村家庭的副业已日益恢复，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以前增多。
反映手工业工人高超技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手工业是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江南五府地区（苏、松、杭、嘉、湖）和潞安（今山西长治）、福州、南京、成都等地的丝织业中，专用的工具品种繁多，花机高一丈五尺，结构比过去更为复杂，在苏州市场上出售的织机有专织绫、绢、罗、纱、绸等各类织物的机种。弘治时，福州的机工改进织机，称改机。提高了丝织业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棉纺织业是遍及全国的家庭副业。其中江南的松江布名闻天下。经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长期生产实践，出现了脚踏的纺车和装脚的搅车（一种轧棉花去籽的工具）及各种改制的织布机。除苏、杭等城市发展起来的丝织业外，在江南五府的各个镇市中，以织绢为生的机户愈来愈多，有的人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如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义务耕绩",濮院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苏州的盛泽、震泽、黄溪等市镇更是"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
另一些地区的农民，不少人专门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以供应丝织手工业的需要。如湖州（今属浙江）的农民专植桑养蚕,以至桑麻万顷。湖丝成为苏、杭、福州、成都以及其他新兴丝织业各城镇的主要原料。仅次于湖丝的还有四川保宁（今阆中）的阆茧。阆茧不仅为本地所需，而且销售到吴越和以织潞■著名的山西潞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