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明太祖力改元朝后期的荒糜生活，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垦荒，施行屯田。经过一番努力，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的纺织、制瓷、冶铁等手工业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技术更为先进。商业和城市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繁荣的发展。然而，历史遗留下的"重农抑商"的价值观以及明朝后期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到了明朝中后期，在一些地区的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1.扬帆起航运粮忙
西门庆归后边月娘房里来。月娘告诉："今日林太太与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欢，坐到那咱晚才去了。酒席上再三谢我说，蒙老爹扶持，但得好处，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攒粮运去也。"--《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运输问题一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制约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运输，只有陆路和水路两条，而水路则是其中最快的一条。隋炀帝虽然是个昏君，但是他开凿运河确实是个不小的功绩。隋朝以后的朝代都受到运河带来的好处，明朝也不例外。自从大运河开通，水路运输的作用日益突显。
《金瓶梅》多次提到了河运货物的情景。如引文中，往"淮上"催粮，这里的"淮上"就是指淮河，大运河有一段通过这里。河运发展到明朝，已是一件普通事情。
大运河的开通应该在隋代开始，以后的朝代逐渐修建。隋代先后修通四段运道: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达扬子（今江苏仪征县治东南）入长江。通济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阳西）引谷、洛水达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汜县县治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实际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广济渠)。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黄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运河纵向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
大运河开通以后，使江南地区的物产、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北方的物资也送到了南方，南北双方互通有无，为南北经济沟通架起一座桥梁。
元朝时期，运河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故大运河中段改南北取直，东移山东。同时，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至元十八年(1281年)修凿济州河，引汶、泗水经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至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南来运舟由徐州经济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属今山东）入海，海运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至元二十六和二十八年会通河（须城安山至临清）与通惠河（通州至大都）凿成，元代大运河全线沟通。此外，至元十八年凿成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联运路线：运舟从江苏淮安顺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东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胶莱河，再经海道至直沽。
元朝完整的漕运，给明朝留下非常好的基础。明初已有漕粮转运北方，有海船与内河浅船两种北向运输。至永乐十三年罢海运，则漕粮全部由浅船承担运输。
明代漕运因为政治上的海禁，转而给内河航运带来发展的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大小不一，到了成化八年(1472年)开始有了一个定数，规定每年运输四百万石。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漕运有专门人负责管理。最初，明廷设置了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管理全部事情。景泰二年(1451年)，把漕运使废除，开始设置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共同管理漕政。漕府领卫军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初仍然沿袭元朝制度，前期的漕运还是以海运为主，河运、陆运兼运为辅。一路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另一路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今河北蓟县）。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遂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资转运；并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亦称水次仓。
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万历四十七年，直隶巡按毛一鹭在奏折中称：早年加以允许附带的土宜最多不过五六百石，乃今个总船无不容千石者，其中江（西）、（湖）广粮船体式愈大，令人骇目。以多装私货，沿途贩卖，谋取厚利。
这份奏折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万历初年尚有人称应当效仿湖广江西改造大船，但到万历末年大船却已经成了"祸害"一般。在需转运漕粮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可见各地为了能多带私货牟取暴利采用的方式是私自扩大船体容量，同时可以看出，即使到了万历末年，漕运的运转仍然在继续，而且总量尚未变更。
自1415年起，明朝规定漕运全部经由内河，停止海运。此后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因此，在明、清两代，大运河的运输量远远超过元代。直到近代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
张居正最突出的改革成就是在经济方面，首先他积极支持治黄治淮。万历六年，任命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驯督修黄河。七年,河工告成,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漕船也可直达北京。
运输畅通，使南北互通有无，商品市场扩大。棉花、生丝、蔗糖、绸缎、纸张、铁器、瓷器以及各种手工艺品，大部分已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有的行销到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销日本、南洋、南美洲等地。由于农业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很多地区对粮食的需要和依赖也日益增加。如苏州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北京"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而"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粮食更多地成为流通的商品，有力地排斥了自然经济，逐渐突破封建地方性所造成的封闭状态。
2.从农村走向城市
"我死后，段子铺里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贷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吧。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并进来，你娘儿每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金瓶梅》第七十回
西门庆死后，留下了上万贯的家产，从他自己的临终遗言中能够看出，这么一个商人，在整个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风气中成长起来，成为小小的清河县首屈一指的富户。
明朝中叶，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城镇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明前期，宋元以来的一些老城镇，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如明朝首都北京，到了明中叶，商业不再局限于九门之内的东、西二市，前三门以南的地区已成为重要的商业区。正阳门外有猪市、煤市；崇文门外有米市、柴市；宣武门外有菜市、骡马市、果子市等，已是重要的行市和集市。
江南地区，如杭州、苏州等城市，不仅仅因为朝廷漕粮的主要部分从这里运输，给当地带来很多商机，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的丝织业和棉织业都很兴盛，成为当时粮食、衣被的重要产地。因此，苏杭等城市的经济发展最为突出。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
手工业的比重在城市经济中明显增加，在明中叶兴起的城镇中，以手工业为重要特色的市镇占主要地位。在江南地区，浙江崇德县石门镇是因为榨油业的发展而兴起的拥有数千家的大镇；嘉善县千家窑镇，则是因陶瓷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的。其他的如江西景德镇以陶瓷著称，广东佛山镇以铁器制造业闻名。
在城镇经济发展上，最活跃的还是那些商人，明中叶的商人集团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乡缘为纽带，形成商帮。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
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
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明代都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
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也急剧膨胀，城市得到充分的发展。
3.从海洋上看世界
潘金莲私养小厮琴童，被西门庆知道，来到妇人院中审问潘金莲。只这一句，就合着琴童供称一样的话，又见妇人脱的光赤条条，花朵儿般身子，娇啼嫩语，跪在地下，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把心已回动了八九分，因叫过春梅，搂在怀中，问他："淫妇果然与小厮有首尾没有？你说饶了淫妇，我就饶了罢。"--《金瓶梅》第十二回妇人认了半日，问道："是甚么东西儿？怎和把人半边胳膊都麻了？"西门庆笑道："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唤做勉铃，南方勉甸国出来的。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妇人道："此物使到那里？"西门庆道："先把他放入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金瓶梅》第十六回
……（李瓶儿）一面开箱子，打点细软首饰衣服，与西门庆过目。拿出一百颗西洋珠子与西门庆看，原是昔日梁中书家带来之物。又拿出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说是过世老公公的。--《金瓶梅》第二十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