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徽之（338—386），字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在《世说新语》里，有很多魏晋文人的潇洒故事，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这则“雪夜访戴”的佳话。
要论潇洒，能玩到如此令人叫绝的程度，从古至今，还无人与之颉颃。如今，不是没有潇洒的文人，也不是没有文人的潇洒故事，只是称得上为文人的今人，很遗憾，无论学养、教养、素养、修养这四养，实事求是地讲，较之古之文人要差池一点（有的，恐怕还不止一点）。因而，即使潇洒，也难免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纵有风雅，弄不好也会水尿裤裆，令人气短。
潇洒二字，谈何容易？也不是说潇就潇，说洒就洒的。冷眼旁观文坛半个世纪，有的，潇洒得起来；有的，潇洒不起来；更多数人，其实是在装潇洒。装，也就是演戏了，红脸、黑脸、白脸、三花脸、老绷着那架势，我看他们也挺累的。演好了尚好，演不好，拿不住那个劲，不知哪招哪式，露了马脚，不知哪腔哪调，错了板眼，一片倒彩，贻笑大方，也蛮不是味的。所以，从古至今，作家的内涵如何，才是能不能够潇洒起来的基础。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雪夜访戴”的主角王徽之的家族背景。
南北朝的琅琊王家，随晋室南渡以后，王徽之的叔祖父王导，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由于他的筹谋擘划，才得以使司马睿偏安江南一隅，使晋祚又延续了百年之久。所以，王家的门第之贵，南朝惟一。王徽之父亲王羲之，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大书法家。王徽之的弟弟王献之（344—386），字子敬，是与其父同样具有很大名气的书法家，为简文帝婿，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王徽之还有个哥哥王凝之（334—399），也是书法家，娶了谢家才女谢道韫，在这样一个风流蕴藉的家族环境下，一个个皆熏陶成“卓荦不羁，欲为傲达”的文人性格。
可以想象，从这样总揽过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的宰辅家门里走出来的年轻子弟，绝非今天那些有权有势有钱有背景人家的子弟，可以望其项背的。应该说，贵族这个衔头，谁都可以大言不惭地顶戴，但是，它也有四类：
甲，真正的贵族；
乙，暴发户式的贵族；
丙，装扮出来的假冒贵族；
丁，尚未洗净腿上泥巴的初始贵族。
这四类人站在一排，也许表面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本质上是存在着区别的。像王徽之以古老的门阀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潇洒，就以“雪夜访戴”这一场秀，不是随便一块什么料，就能行得出，做得到，秀得成的。
而时下那些认为有钱就能够买到一切，认为有权就等于拥有了一切的新贵们，我也真佩服他们那种以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勇敢，觉得恶补一顿，便也八九不离十地像模像样了。于是，活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来到巴黎的外省绅士，勋章、宝石、假发、燕尾服、长柄眼镜、跳小步舞的紧身裤，都一律装备齐全。可贵族岂是好当的营生？一要有渊源，二要有传统，三要有气质，四更在于谈吐、举止、风度、仪态，所反映出来的器识、历练、修养、人品等等文化素质。一不留神，那呆鹅般的眼神，怔在那里，那傻张着的嘴，愣在那里，那习惯于跟在牛屁股后面的蹒跚步态，戳在那里，便把乡巴佬的本色，和盘托出了。
其实，有钱也好，有权也好，可以附庸风雅，无妨逢场作戏，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马脚。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队，閧然叫绝，说你酷毙了，雅透了，您也千万别当真。别以为自己就是真雅，就是大雅而忘乎所以。记住******那首《沁园春》，也许是一帖清醒剂，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认为“稍逊风骚”，“略输文采”呢？问一问自己，究竟算个老几？
雅是一种文化、精神、学问、道德的长期积累的结果，雅是一种境界、意趣、品味、见识的综合素质的表现，琅琊王家，到了王徽之这一代，那记载着雅传统的厚厚家谱，不知翻过去多少页了？您哪，先生！所以，雅这个东西，表面上有，不算有，肚子里有，也不算有，只有骨子里有，基因里有，才算真有。
大家心知肚明，如今报纸上、电视上呶呶不休的那些文人雅事，只能说是要名、要利、要权、要色的赤裸裸自我表演，离真正的潇洒甚远。于是，谁也没有开会研究，谁也没有统一口径，约定俗成，一言以蔽之，统称之曰“炒作”。这个新名词，颇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文化人状态的精彩表述。
中国文人的炒作行径，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花样。老一辈，更老一辈，都玩过的，甚至玩得比现在的文人还地道，还高明，还不露痕迹，炒得你不觉其炒而堕入彀中。古人通常都是先炒自己，其次炒作品，因为那时不是商业社会，作品炒得再红火，与利益挂不上钩。多印少印，卖多卖少，随便自己。于是，王子猷就只有炒他自己。
不过，他的表演，固然有他的欲望和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应该承认，他演技上乘，娴熟自然，不愠不火，恰到好处，不像时下那些下三烂的炒家，迫不及待，饥不择食，恶形恶状，令人不耻。这就是真贵族和装出来的贵族，真潇洒和做出来的潇洒，其不同之处了。
王子猷坐在船舱里，那一张脸上，炉火纯青得让你几乎猜不出他心底里，究竟在想什么。
剡溪，大约是今天的嵊县。旧时读郁达夫先生文章，知道他喜欢听“的笃班”，而且还伙同鲁迅先生一块去听过。“的笃班”，就是越剧的前身。从绍兴开车去这个越剧的发祥地，现在，估计用不了一个钟头。可在古代，得在曹娥江上坐一夜船才能到达。这位王羲之先生的五公子，欸乃桨声之中，雪花纷飞之夜，终于到了要去的这个地方。但故事来了，走到要去访问的隐士戴逵的家门口，正想举手叩关，忽而迟疑停住，然后转身返舟，依旧原路折回。
乘兴而去，去到了。兴尽而返，回来了。说白了，去，等于没去，说等于没去，可实际又还是去了。这位名士要的就是这份意思，见不见到戴逵，那是无所谓的。在意的是这个过程本身，过程既然有了，其他就不在话下了。
戴安道，《晋书》有其传，是一位很有名的隐士。隐士而有名，从道理上本说不通，但对旧文人而言，以隐求显，也算是一种猎取功名声望的手段，故而也不觉其滑稽。隐居的戴逵，半点也不寂寞，不但王子猷雪夜命舟专程探望，如尚书仆射王珣，如会稽内史谢玄，如太子太傅王道子，少傅王雅等朝廷显贵，都是他府上的常客。隐居，也是一种潇洒，隐居而不为人知，就潇洒不起来了，隐居而显达，隐居而名闻天下，那才是最了不起的潇洒。戴安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段风流轶事，经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记下来，大家读到这里，无不钦服，赞不绝口。
我也曾经心仪得不行过的，而且，还读到别人的文章，把王子猷这一次“雪夜寒江舟，把盏独酌人”的行径，足足那么誉扬了一通。但有时，细细考量过去，如果，王子猷去了剡溪，回到山阴，不那么张扬的话，除了他自己和几位划了一夜船，已经精疲力尽的船工，没有人会知道这次忽发奇想的旅行。所以，我一直以小人之心忖度，王徽之也是在演潇洒，在营造他在时人心目中的风雅形象。
好像，这位公子哥，也难逃炒作之嫌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膺服他的高明，高明在于他这样做了以后，不仅名噪一时，而且成为千古风雅。更高明的是，他这样做了以后，别人再也无法重新来过。他把事情做绝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悠悠，只此一次，他独领风骚。你能不为这样顿成绝唱的“秀”，五体投地吗？
现在，即使你雇一架直升机，飞过去，又回转，别人只会视你神经有问题，而不会赞扬；知道这典故者，顶多笑笑，说一句东施效颦，就够客气的了。而且，我也不相信今日之现用现交的文人才子，会那么冒傻气，投资于一位马上见不到回报效益的隐士？除非那是一位刊发文章并附“美女”照一帧的同行，才肯去切磋切磋的。这也是当代文坛那些女作家的裙后，总尾随一大批护花使者的原因。
老实讲，从有皇帝那阵，迄至今日，写作和写作的人，基本上都很“物质化”了，功利的目的，压倒了其他一切。也许，在性腺、金钱、权欲的驱动下，有可能不辞劳苦，奔波于途，去做一件什么事，去看一位什么人，前提必须是对自己有利。但是，穷酸秀才，囊中羞涩，广文先生，捉襟见肘，想潇洒，爱潇洒，以潇洒自命，但要真的潇洒起来，也并非容易的事。而且，几乎很难做到王子猷如此大牌的潇洒。银两充足者，未必具有这等雅兴，而涌上来这份突发奇想的情致者，也不会绝对没有；可物质、精神两手均不硬，就大牌不了。所以，这就是“雪夜访戴”成为后代文人艳羡话题的原因。
王子猷，豪门出身，高官子弟，本人也是黄门侍郎，骑兵参军，至少也是正师级的干部，官、钱、位，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了，不是所有文人都能达到的境界。比起那些十年寒窗，熬尽灯油，蹭蹬科场，拼命八股的人，不知快活多少倍？按常理而言，王子猷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去张罗，去铺垫，去造势，去促销自己了，还有什么不够心满意足的地方呢？
我也常常替这位古人纳闷，干吗呀，子猷先生，你累心不累心啊？
正如那些报纸上天天见名字，荧屏上晚晚见形象，书店里处处见作品，网络上时时被点击的红人，令我不解一样，怎么总是没完没了地，永无厌足地折腾呢？闹不闹？烦不烦？
后来，我明白了。当他们才思衰竭，想象匮乏，灵感顿失，江郎才尽，创作衰势不可挽回时，当他们预感到众星拱月的风光不再，热闹场面的难以为继，眼见拥趸者渐渐离去而前路堪忧时，其折腾的能量，反而成倍地增加。
因为你想罢，别人也不让你罢，靠你卖钱，靠你噉饭的人，恐怕轻易也不会让你罢。再说，你已经拿大顶，头朝下倒立在那里了，成了时人注目的中心，你也不能就此拉倒。至少，有人向你讨钱的帽子里扔钢镚，至少，还有人为你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喝彩，因此，你自己也不想罢。一罢，全完，不就白费劲了吗？于是，只好抱着生命不息、炒作不止的恒心，继续卵子朝上头朝下的竖立在那里。
“雪夜访戴”的主角，虽然高明，说穿了，也是很在意这种热闹效应的，这也是所有热衷于炒作者的共同心态。要是，听不到别人嘴里念叨自己的名字，看不到别人眼里关注自己的神色，觉不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环绕自己的一圈人，那一份寥落、寂寞、冷清、凄凄惨惨戚戚，真像是有无数的蠕虫，在咬啮着自己那颗已经受不了冷落的心。
于是，不制造一些新闻，不弄出一些响动，他是受不了的。于是，又看到了这位公子哥的表演：“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命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如果放在今天，娱乐版肯定会有“王子猷大闹竹林”的报道。
可惜的是，在《世说新语》这部书里，还有一则情节类似的记载，未能让王徽之专美于前。偏偏与他抢风头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弟弟王子敬，即王献之。当然也有可能王羲之生了五个儿子，这个叫“之”，那个也叫“之”，很容易搅混，也许是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也未可知。书中说：
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坐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
同样的剧情，不同样的结局，两相比较，倒能看得出来，一收一放之间，两兄弟的实力差距。他弟弟所以比他更有恃无恐些，更浑不在乎些，因为王献之的谱，能摆得更大些。而他，一个骑兵参军，是无法与驸马爷相比；现在还查不出王献之逛顾辟疆花园赏竹的时候，是否已任吴兴太守，若如此，这狂，就更没说的了。这样一比，顶多是个肩扛四个豆的王子猷，能不黯然失色吗？
其实，王谢子弟，谁不标榜清高，这种权位上的差别，会对王子猷产生影响而情绪低落吗？似乎应该不，然而却不能不。中国的文人，除极个别者，在乎权位，甚于在乎金钱，为之朝思暮想，为之夙夜匪懈，要甚于一般的追名逐利。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兴文字狱，不知多少文人掉了脑袋，但无数举子，仍旧本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地做那金榜题名的梦，冀图从皇帝手里接过那件黄马褂。官之大小，权之轻重，是十分在乎的，连死了以后的谥名，都全力以赴去争的。别看他们口口声声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稀罕那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有可能得到的权位面前，没有一个人会掉头不顾而去的。
就看当今那些上了台面的文人，那么在意官位之大小，那么关心级别之高低，那么看重座驾之好坏，那么计较利益之多少，便可想知古人的演潇洒，装潇洒，都不会离这物质的原动力太远。
因之，对于敏感的王子猷而言，虽然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风流，和根本推不开的富贵，但客观存在着的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种心理上的隐痛，也会使王徽之活得不那么百分之百的开心。在王羲之的几个儿子中间，王子猷，一直处于这种觉不出来的压抑气氛之中，所以，他才有“雪夜访戴”、“竹园闹主”的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为他的存在喝彩鼓掌叫好欢呼。
然而，他总是失落，有一次，他们弟兄三人“共诣谢安”。在王导以后，这位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便是朝野众望所归的人物了。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隐居，时人有“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把希望寄托于他。所以，这位头上有光圈的名流的人物品评，一句话，便举足轻重。“二兄（徽之、操之）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而且，谢安对王献之“其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如此重用，如此信任，在一向自视甚高的王子猷心灵里，能不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吗？
他为人放诞傲慢，不拘形迹。哀帝兴宁年间，曾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理政事。后来，桓温将他安排到自己老弟，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军，成了一个弼马温的角色。
这种与他家门光荣不相称，与他兄弟们职务不相称的安排，也不能让他心理平衡。有一次桓冲问他：“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晋书》）最后一句，是孔子答复子路的话，他竟然拿来调侃上司，这潇洒也相当够意思的了。
他是潇洒的文人，却要去做不潇洒的现役军官，有点滑稽，不过也不奇怪，这是拥有统治权力的几大家族间的平衡需要。所以，他在大军阀桓温手下做事，只是挂名而并不履职，吟风唱月，赏花问柳。别看这位手握重兵的帅爷，能够废掉皇帝，差点要自立为王，但拿这位吊儿郎当的部下，没法办。吃你的粮，拿你的饷，事情是绝不做的，所以，才有这等潇洒的闲心，半夜三更，心血来潮，顶风冒雪，去看一位相距遥远的朋友。
试想一下，琅琊王家，东晋政权中的第一豪门，皇帝都不得不让出龙椅的半边请姓王的坐，现在他却坐在冷板凳上，受命于行伍，那情绪会好起来吗？
更何况他的婚姻状态，显然属于太过平庸一类，在史书上找不见一笔记载，比之娶了金枝玉叶的弟弟王献之，比之讨了谢家才女的哥哥王凝之，王猷之也无法神采飞扬起来。尤其他弟弟在当驸马前，与爱妾桃叶浪漫的恋情，与前妻郝氏缱绻的挚爱，那首为心上人写的《桃叶复桃叶》的爱情歌曲，竟流行江南一带，所有这些风雅绮丽的韵事，都与王子猷无缘，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岂止是感到扫兴、窝囊、别扭呢？更多的倒怕是泛上的酸不溜丢的苦恼吧？
所以，他时不时地要潇洒一番，要制造一些足够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在当时的南京城里，他肯定是娱记紧紧追踪的明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
直到他弟弟垂危之际，出于手足之情，使他道出了心底的隐衷，“吾才位不如弟”，正因为才力的不逮，权位的差别，才不得不一个劲地装潇洒，演潇洒，填补心灵中的空虚。然而，王献之一死，他也未能活多久，至此，于是，这位公子，也就结束他不得不潇洒的一生。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当今文坛，那些热衷于炒作的作家，干吗要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估计这些先生们，女士们，与王子猷一样，大概都有他（她）们见不得人的精神上的隐痛，和不可告人的内心里的苦衷。
乍读《世说新语》，觉得古人要比今人潇洒，而且，越离得远的古人，越潇洒。其实，古人比今人，未必高明许多，他们和我们应该没有什么两样的。只是经过漫长历史的沉淀以后，那些欠潇洒和不潇洒的方面，为尊者讳，隐恶扬善，被中国人那好则极好，孬则极孬的极端思维抹煞掉了，剩下来就只有完美。
文人嘛，大部分具有表现欲，甚者，还具有强烈的表演欲。这两者，从本质上看，是一回事，只是低度酒和高度酒的区别而已。从语义上推敲，表演应该要比表现更外在，更夸张一些。表现，主要是突出自己，让别人知道他的什么，而这个什么，基本上还是属于真我。表演，当然也是突出自己，但突出的什么，很有可能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假我，或者压根儿的非我。然而，无论他怎么兴高采烈地表现或者表演，总是会有他内心里不快乐的一面。
偶读明代唐寅的诗作，题为《梦》：“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调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小时候，随大人在书场听弹词《三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这位风流倜傥的吴中才子唐解元，更快活无比，更开心自在，更得心应手，更放浪不羁的了。他的潇洒，他的炒作，他的表现，他的表演，无不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从这首诗，从这其实也是他伴其一生的梦里，我们不也体会出他内心深处的阵阵隐痛，聊作佯狂的背后苦衷，和那掩饰不住的怅惘嘛！
所以说，潇洒难得，难得潇洒，想到这里，对于时下喧嚣的市场化炒作，对于时下文化人的忙忙碌碌，轰轰烈烈，奇奇怪怪，热热闹闹，也仿佛多了一份理解，也就随之豁然了。于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