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水浒传》，常自问：“梁山泊里忠义堂上的交椅，究竟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深入地探讨一番，发现所谓的交椅，虽然不过是折叠椅或者马扎之流，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因为，它是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的器物，更有甚者，它还是等级社会里体现地位的象征物。
所以，人们常说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的那个“把”字，其实与“手”并不搭界。确切地说，倒是与谁坐第一把椅子，谁坐第二把椅子的“把”字相关连。因此，在中国，这种交椅“情结”，也是弄得很多排排坐、吃果果的大人先生们，辗转反侧，不安于位，上下左右，坐卧不宁，甚至成为性命交关的事情。
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如此说：“交木两支，如交椅之称。胡床，即交椅。”
于是，我们知道交椅，也就是胡床。在汉唐时，凡从西域引进的物品，均冠以“胡”字，与明清时从海外引进的舶来品，均加一个“洋“字，是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没有交椅这一说，那时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均席地而坐，或跪或跽或盘腿或打坐，至少在唐代以前，中国人的屁股底下用不着座椅这类器物。这种遗风，至今仍可从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习惯中看出来。
因此，胡床或者交椅，肯定是随着境外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大举南下，他们的穹庐毡幕，羊酪胡床之类，也渐及中原，这才盛行河洛的。在记魏晋间事的《世说新语》中，也可看到当时就有了胡床这样的外来事物：
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此时已是京城洛阳的卫戍部队司令，一位有官有位的大人物，王即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世家子弟，风流名士，也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大文人。王提出来这个不免荒诞的要求，桓不但不生气，不见怪，也无所谓丢架子，立马走下车来，坐在胡床上，一口气连吹了三支曲子。全部过程，桓子野未说一句话，吹完笛后，抬屁股就走，王子猷如醉如痴地听了以后，也没有说一声“谢谢”。这种魏晋风流，真令后人神往。
《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也提到了胡床：“公将过河，前队适过，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这就是曹操差点送命那场潼关之战，他也是由于太成功而骄傲，太得意而忘形，压根儿觉得西凉马超，不是他的对手，没有放在眼里，甚至到马超策马跃枪，杀至眼前，还在胡床上歇脚，准备赋诗一首呢！
胡人用胡床，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游牧部落，多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将座椅制成折叠式的，自是为了携带的方便。二是处在奴隶社会里的胡人，民智未开，开化较晚，而统治者要向被统治者体现他的尊严，办法不多。不如已进入封建社会里的汉族，为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儒家的狗头军师如叔孙通之流，不知订出了多少王朝法令、皇家礼仪，体现等级森严的制度，令人诚惶诚恐。但这一套繁文缛节的名堂，即使教给当时还在茹毛饮血的牧民，也未必学得来，学得会。所以，少数民族的头人、可汗、单于、渠首，坐在高人一头的胡床上，让牧民们匍伏在地下，便是容易实行的显示高高在上的手段。
这种简单的尊卑区分法，常为没什么水准而获得权位的人所仿效。如红卫兵小将，以为胳膊上绑一根红带子，便是红司令的嫡系人马，动不动踏上一只脚，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地趾高气扬；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当年为主子立过汗马功劳，便觉得自己也人五人六了，一张嘴“老子跷起一条腿来，也比你高”的得意心态，都属于远古的交椅统治，在后来出现的返祖现象。
自从胡人开始以交椅为身份、地位、权势、力量的象征起，交椅便成为某些人的命根子。甚至像文坛这以清高著称的一亩三分地里，交椅，或交椅的变种，例如什么排行榜啊，拉力赛啊，金牌奖啊，入围奖啊，世纪经典啊，当代不朽作啊……又如什么十大散文家、十大小说家、十大文学大师、十大文学神童、十大青春诗人、十大老美女作家、十大小美女作家，乃至十大名编、十小名编、十大文学刊物、十大文学评论家、十大文学活动家啊……好像不这么折腾一下前后次序，等级区别，很对不起自己似的。总之，别看人类已经要走向太空，但宇宙洪荒时代的交椅情结，仍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当代人的灵魂。
交椅这个词语，现在已不多见，但影子还在，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交椅，都是从《水浒传》来的，因为在水泊梁山里的农民革命家们，最在乎这把交椅，坐得上坐不上交椅？坐上的是第几把交椅？看作是头等大事。我不知道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汉们，开不开会？听不听报告？传达不传达文件？估计这百把十人，光是到会场里找到自己的交椅，得半天功夫。何况大多数为文盲的好汉们，即使秘书处的小姐在椅背上贴着什么“浪里白条”、“锦毛虎”、“鼓上蚤”、“霹雳火”之类标签，在北宋政府没有百分之百地扫盲以前，也是无济于事的。
从《水浒传》里，懂得有交椅一说，但究竟是张什么样的椅子，为什么叫“交椅”而不叫别的，通常囫囵吞枣地一目十行带过，并不作过太多考较。其实，交椅的交，即交叉；而交叉的目的，为了折叠，不过如此罢了。所以，有些事情，朦胧着，倒好，弄明白了，不免扫兴。一想到忠义堂上，摆了一百零八张肯定非电镀得闪闪发光，而是小木匠们手工打做的马扎，那土得掉渣的场面，顿时令人生出威风扫地之感。
后来，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玉麒麟”卢俊义说啥不当第一把手，为什么“豹子头”林冲对把他排到什么名位上满不在乎，为什么“小旋风”柴进推三阻四地不肯贸贸然地入伙？敢情这些人，虽然上了山，对于交椅的感情，不如那些农民弟兄看得重。说来说去，若按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观点，大概这帮北宋时期的有产阶级，颇不把这些出身好、成分好的工农同志，放在眼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肯定不屑于跟草莽英雄为伍。另外，也应该看到，卢俊义、林冲、柴进，与这些落草为寇的土包子、打家劫舍的流氓无产者不同。他们曾做过大官，曾当过贵族，曾带过兵马，见识过帝王排场，皇家气象，觉得这种小儿过家家式的排座次，争交椅，不过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大老粗们的自得其乐罢了，肯定会背过脸去，捂着嘴偷着笑。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交椅情结，具有农民意识的人更热衷些，当不会错。
这样，便能理解“黑旋风”先生，发现一张折叠椅上面贴着的纸条，写有“李逵”二字，那份兴高采烈劲了。虽然他尚未脱盲，但个人的名姓依稀能够辨认，自然要在忠义堂上手舞足蹈，表现出分田分地后翻身农民的欢乐了。试想，昨天还面朝黄土背朝天，今天过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能不铁定下一颗心，跟着宋江哥哥干革命嘛！因此，那第一把交椅，是黑三郎坐，还是卢大官人坐，对他来说，便十分关心。在中国，凡处于文化弱势的统治阶层，无不对于知识分子存有先天的拒绝和排斥心理。所以，苦大仇深的他，跳出来，担纲主演了一出交椅保卫战，一点也不奇怪。
现在弄不清梁山泊为什么下决心，要把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长者，人称“河北三绝”的卢俊义，弄上山来？是从什么算盘，什么策略考虑的结果？也许宋江到底是小吏出身，身份卑下，意识到革命成功，光靠冲锋陷阵的勇敢，靠无法无天的痞子精神，靠“分田分地真忙”吃大户的物质满足，是难以维持政权的。需要文官，需要谋士，需要智囊，需要专业人士，需要知识分子，尤其需要一位招牌人物来撑场面，也是山寨渐成气候的必然。但真的想放手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建立正规的政权机器，马上遭到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昨天为农民的好汉们所抵制。三打祝家庄后，按晁天王弥留时的约定，应该是捉住史文恭的卢俊义为寨主才是。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初尝头把交椅甜头的黑三郎自己也变卦了，看来，古往今来的交椅情结，无不与个人利害有关。
我们能够理解，“黑旋风”无论从阶级角度，从文化层次，从肤色认同，从感情因素出发，都只有坚决拥护“黑宋江”一途，绝不赞成“玉麒麟”。而且马上得到武松、刘唐、鲁智深一班农民弟兄的铁杆支持。最后，吴用等人，又装神弄鬼地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把大家的名字刻在上面，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罡，每人发现自己屁股底下，都有一把交椅，于是功德圆满，众好汉酒酣耳热，称心如意之后，“托塔天王”的政治遗嘱，也就当它是耳旁风了。
外国人好像不怎么讲究这方面的学问，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里，刻有几个类似中国乐山大佛的总统头像。这事倘若放在我们这里来做，从立项开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开多少次会，拟出多少方案，刻谁，不刻谁，先刻谁，后刻谁，谁在谁的前头，谁在谁在后面，不知要费多少周章？在美国，刻这几个总统头像，其中虽因经费和二战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人家好几十个死去的和仍健在的总统，就选了这几个刻了，也没有因此定出这几位是一级总统，剩下的便是二级总统这一说。座位感或第几把的交椅感，没有我们这里强烈，刻在那儿的是总统，没有刻在那儿的，也仍旧是被美国人尊敬的总统，甚至因“水门事件”被弹劾下台的尼克松，死后的哀荣，不也照样庄严肃穆？
由此可见，交椅这东西如此深入人心，阴魂不散。一定要排出座次的行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农民最乐意干的事情。因为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谁不比谁多一块，但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只有经过造反，起义，失败，成功，转战，流亡，内哄，互斗以后，才逐渐形成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于是，权力的分配就体现在排交椅的座次上了。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谁坐头把交椅，谁坐二把交椅，甚至火并，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绿林气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骨髓。
有交椅者，怕失交椅；无交椅者，想得交椅；坐在前面交椅者，担心坐在后面交椅者挤掉他；而坐在后面交椅者，又无时不刻地想干掉坐在前面交椅者；压根儿没有坐交椅希望者，也不甘心永远不得交椅坐，便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夺一把交椅；以为自己应该有交椅可坐者，更是心急火燎地做着交椅的梦。
呜呼，一把交椅，可把我们这些江湖好汉折腾得天昏地暗而且没完没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