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周二十余里，广为千门万户，与未央、桂宫、飞阁相属”。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尺，“别凤阙”和“井斡楼”各高二十五丈和五十丈，由此宫构筑“辇道”（即飞阁）飞越城墙与未央宫相通，并可俯视全城，而不为外人看见。
整座城墙系用黄土夯打板筑而成，高八米，底宽十六米，周长二十五公里多，其中东墙长五千九百十七米，南墙七千四百五十三米，西墙四千七百六十六米，北墙六千八百七十八米，每面有三个城门，每门有三个门洞，各宽八米，可容四轨，每一门可以同时出入六辆马车，并与城内的三条大街相通。由于长安城是在建筑宫殿之后所筑，再加上有渭水之经流关系，所以城墙不作规整的正方形处，而像斗的形状，故又称“斗城”。另一说法认为长安城内的长乐、未央宫，恰似天上的南斗与北斗，故称长安城为“斗城”。
城中殿阁金碧辉煌，雄伟壮观，有“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之谓。
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正如张衡《西京赋》所描述的：“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城内和城郊，皆凿有漕渠，引沣、泡诸水注入，供饮用及漕运。城内除宫殿外，还建有官府衙署和大臣贵戚的宅第。冶炼及铸造的作坊被安排在靠北墙一带，至于一般居民的住宅和工商贸易的“九市”则多在城郊。
成帝之时（公元前33—7年），又修建昭阳殿，王莽时代又在南郊增加了社稷、宗庙、辟雍等礼制建筑物。这样经过整整西汉一代，方才建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都城，据实测面积约三十五平方公里，约为当时罗马都城的四倍。如此将主要宫殿、礼制建筑群与宫苑有机结合的城市建筑及其布局，基本上成定式，为后来各封建王朝所承袭。
汉武帝的游乐场——上林苑
苑是秦汉以来在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有宫室的园林。在秦朝时便建有上林苑，到了汉武帝时，又于公元前138年，又在其旧址上扩建成新的宫苑，但仍沿用旧称。刘彻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开始令人大事扩建。终于建成一个规模宏伟、宫室众多、有多种功能的皇家宫苑。其范围包括长安（今西安）、咸宁、盏厘（今周至）、雩县（今户县）、蓝田五县在内共约三百里方圆，有灞、产、泾、渭、丰、镐、牢、满八条河流经其境。
上林苑依然保持昔日皇家苑囿的功能，如《汉书·旧仪》所述：“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但在原有基础之上却增加了新的内涵：“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即增加了许多宫室建筑和园池。
据《关中记》记载：上林苑共建有三十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三十六苑中既有供游憩之用的宜春苑，供御人止宿的御宿苑，也有专为太子招待宾客而设的思贤苑、博望苑等。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建章宫也位于上林宛中，据《史记·武帝本纪》所载：在建章宫的西面，建有数十里的虎圈；在其北面建有高出地二十余丈的太液池，池中筑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诸仙岛，以满足封建统治者崇尚神仙方士的需要，池中还饲养了大量鱼群、龟鳖等水族，这种“一池三山”
的形式，成为后世宫苑中池山之筑的范例；其南面则建有玉堂、照壁。还有那高五十余丈的神明台和井干楼，由此处通过辇道直达未央宫。
在上林苑中的甘泉宫，人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专为满足统治阶级求神问道祈求神仙而设置的通天台，台高二十丈，台上又立有高三十丈的铜柱，铜柱之上则铸有仙人的铜像，其头顶着承接甘露之水的铜盘，铜盘之大，足可以盛水二十石，这不由地使我们想到了秦并天下之后，收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金人的故事。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城市雕塑在秦汉时期已经崭露头角。
如果王公贵族们狩猎、娱乐累了，则可去宣曲宫听听音乐和歌曲，倘若兴致上来，则自己也来上那么一段；如要寻求刺激则可到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那里既可观看赛狗、赛马，也可看看游鱼、听听鸟鸣；还有那饲养和观赏大象、白鹿的观象观、白鹿观，如果对奇花异木感兴趣，则可迳去扶荔宫、葡萄宫，那里分别有菖蒲、山姜、桂、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桔之类的植物及从西域引种进来的葡萄。据说，初修上林苑时，群臣还从远方各献名果异树达二千余种。不仅如此，上林苑中曾经还设有冬季种蔬菜的温室；除了上述宫观之外，还有专门供养蚕之用的蚕观；有供角抵（摔跤）表演之用的平乐观；另外还有承光宫、储元宫、阳禄观、阳德观、鼎郊观、三爵观等。
上林苑不仅注意以宫观楼宇溶于自然环境之中，还注意山水之间的合理搭配，除了前述的上林苑内有八条河流经之外，还在苑内陆续开凿了太液池、昆明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郎池等。其中尤以昆明池为最，开凿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最初是为了军事目的。据《史记·平准书》所载：“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以习水战。”此池选在秦岭北部的水网地区，它引用沣、镐、满和湟四条河的河水为水源；又巧妙地利用南北的阜岭作为堤岸；如果池水过多要溢出来，则可将多余的水通过沣河流入其西北十五公里的沣渭交汇之处，这样既可使池中常年保持一定的蓄水，又不至于造成水满为患。池的周长为四十里，据《三辅故事》记载面积为“三百二十五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
上述的许多宫、观环绕池水而建造，这样有机地将池水、楼宇、宫苑及自然的山川、环境结合起来，既美丽又壮观。在池上还备有供皇室泛游的龙首船，可以“张凤盖、建华旗”，还可令宫女作榷歌，杂以鼓吹”，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当然有时也在池中训练水军，汉代有“楼船将军”统率水军，在高十余丈的楼船上，号令水军，其场面一定是令人振奋的。
上林苑在当时的中国堪称第一大的人工园林，且巧妙地将人工建筑群溶于自然环境之中，做到高低错落，动静结合，实为古代园林建筑中的佳作。
渐趋成熟的木架建筑
整个汉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促使建筑显著进步。除了前述的在城市建设、宫苑方面的成就外，它也更多地体现在民居方面，它告诉我们在汉代，我国的木架建筑已趋成熟。
虽然前述的宫殿、城市及与其配套的木架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当时的民居已无踪影，但所幸的是：我们通过不断出土的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明器陶楼、陶屋等间接资料，可以肯定后世常见的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主要木结构当时已经形成。
我们从河南荥阳出土的陶屋和成都出土的画像砖上得知，当时的住宅已经采用柱上架梁、梁上立短柱再架短梁的木构架形式。而我们从长沙和广州出土的东汉陶屋上，又看到了柱头承檩，并有穿枋连结柱子的穿斗式木构架形象。
从这些画像砖、明器上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古代术架建筑显著特点之一的斗拱，在汉代已经普遍使用。其中最常见的为一斗二升或一斗三升的单拱造，又因使用部位的不同而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和平坐铺作的区别。
尽管当时斗拱已普遍采用，但我们仍可发现，当时斗拱的形式很不统一，尤其是转角铺作在结构和造型上尚未臻完善。因而各种斗拱形象各异：有的在屋角出45°挑梁，上置斗拱一朵（与相邻二檐口线各成45°夹角）；有的在此45°挑梁上，另置一垂直相交的横拱，拱端各置斗拱一朵（每朵斗拱皆与所在檐口平行），有的干脆在角部45°向上斜出支撑，直接支承屋檐，还有的在转角两面墙上均正出挑梁和斗拱承接屋檐，而完全不用转角铺作的，少数在柱侧出实拍拱一道。最简单的仅立蜀柱一根。
在斗拱造型上，已相当明显地表现了斗耳、斗欹、拱眼和拱头卷杀，与汉代石墓中的斗拱毫无二致。斗拱的结构作用也较为明显——即为了保护土墙，木构架和房屋的基础，而用向外挑出的斗拱承托屋檐，使屋檐伸出到足够的宽度。由于采用了斗拱，因而屋顶的形式也呈多样化的趋势。最普通的样式为悬山顶及庑殿顶。
也有采用重迭的双层顶，在悬山顶下加单坡周围廊，而后世的歇山顶便是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附属建筑如门廊、仓屋等，用两坡顶，也有用单坡、卷棚或囤顶的。此外，攒尖顶也已应用。
从画像砖和明器上我们还发现当时多层木架建筑已较普遍。如1975年河北顺义县临河汉墓便出土了一件三层绿釉陶楼。在此之前，河南淮阳后汉墓地曾出土过三层的绿釉陶楼。
而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同样藏有三层的汉陶楼，我们在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画像砖及河南焦作出土的文物中，则分别见到了高四层的望楼及陶仓楼；还有更高的建筑，1969年在甘肃雷台后汉墓出土的一组陶制楼橹坞壁模型中，则发现有五层高的塔楼，每层四面出檐，正面开门设窗，倒颇似后来的佛塔造型；至于二层的建筑则俯拾可见。
根据出土的画像砖和明器等，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汉代的一般房多为平房；住宅则既有平房也有二、三层的楼房；仓屋也是根据需要，有高有低，既有平房也有二、三、四层高的；塔楼因需远眺，通常在三至五层高，有些大门上的门屋，通常也为二层。
这些出土的画像砖及明器还为我们提供了汉代院落的情况。如在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画像砖上就有地主庄园的典型图像。共有四个院落，有大门、过厅、正厅及四层高的望楼。
在河北安平县出土的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砖室墓，绘有一幅大地主住宅的壁画；在郑州出土的一块空心砖上，也刻有前后两个院落的住宅图。前者后部有高层望楼，后者院内植有花木，门前有双阙。
汉代在建筑上的成就远不止上述这些，我们从画像砖、明器等上面还可看到城堡、学校、官署、祠堂、庙宇、楼阙、殿、亭、堂、榭，以至猪圈、羊舍、鸡埘、井、灶等形象。
除了上述的民用建筑外，汉代还建筑了大量的烽台、亭燧、关、候城、屯戍城等军事建筑。
此外，汉代又修建了大量的石室、石阙、石表等石建筑、陵墓建筑也更成体系。
总之，有汉一代，在继承秦朝建筑形制和风格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并使许多建筑在结构、形制以至细部装饰上均趋完备，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建筑体系。
自曹丕于公元220年废除后汉献帝刘协，建立曹魏帝国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由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朝代更替频繁，战争连绵不断，最后重又复归统一。这一时期中国的缛统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冲击，封建的禁锢得以松弛，这一时期又是民族大融合及广泛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时期，这同样体现在建筑上。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佛教建筑及圆林建筑了。
中华第一古刹——白马寺
若论中国的佛教建筑，最早要数建于东汉明帝水平十一年（公元68年）的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位于洛阳老城东二十五里，介乎邙山、洛水之间，汉魏故城遗址的西侧。关于白马寺的建立，与“永平求法”的传说密切相关。据说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有一天夜里，正在南宫就寝的汉明帝忽然梦见一个身高六丈，头颈有白光环绕的金人在宫殿内飞行。第二天他告诉群臣，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博士傅毅见多识广，他回答说：“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日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明帝一听说．这便是西方叫佛的神，便大喜过望，急不可耐地派遣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去天竺（古代印度）寻访佛法。当他们一行来到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时，遇上了两位正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中国传教。永平十年，他们一行回到洛阳。因为是皇帝请来的客人，两位高僧自然被安排到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使节的鸿胪寺住宿，两位高僧自然被安排到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使节的鸿胪寺住宿，两位高僧最初就在鸿胪寺翻译随身带来的佛经《四十二章经》。永平十一年，按照明帝的敕命，在洛阳将鸿胪寺按照天竺宫、塔的样式，改建成专门供两位高僧讲经、译经、住宿之场所，因为两位高僧最初是住在鸿胪寺，于是就假借过来，以前作为官署之称的寺便成了寺院的专称了。之所以称其为“白马”，有两种说法：《高僧传》称，“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之名，多取则焉。”《洛阳伽蓝记》却说：“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据说当时确用两匹白马驮回所取的佛像和佛经。后来两匹白马死去，便在寺门外东西两侧雕刻两匹白石马，以作纪念。而现存的两匹青石圆雕马则为宋代的遗物。
白马寺建成后“金光流照，法轮东转”，成为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座寺院，也是我国佛教发源地。故被尊誉为中国佛门之“祖庭”（祖师之庭院）和梵教之“释源”（佛教发源地）。据说，白马寺当年规模虽不能算大，但甚是雄伟，今存天王殿、大佛殿、毗卢阁等建筑均为明代遗物。在白马寺山门外东南约二百米处，有一座高二十四米的十三层砖塔，名日齐云塔，为金代所建，但在该塔座四周还遗存六根巨大方形柱础，据说是永平十二年所造的齐云塔遗物。当时该塔九层，高五百余尺，共用了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方建成。如果该说成立，那么当年的齐云塔便成为我国佛塔的始祖了。
除了白马寺之外，东汉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如果说白马寺是在中国殿堂基础上，再参以印度制式加以改建的话，那么浮屠祠则依循了印度和西域佛寺的制式，采用了以佛塔为中心的塔院布硒，但塔的木楼阁式结构与四周的回廊建筑，都已是中国的传统式样了。
虽然，在汉代，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影响甚小，佛教建筑也是凤毛麟角。但我们粗略可知汉代佛寺至少已有以殿堂为主和以佛塔为主的两种布局形式了。
然而，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而佛教建筑也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据载，西晋时京内仅有寺院一百八十所，而到了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便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全国各地共有三万余所，而南朝仅建康一地就有庙宇五百余所，无怪乎唐代诗人杜牧还会发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了。除了寺院之外，现存我国著名石窟，如云冈、龙门、天龙山、麦积山、炳灵寺、敦煌等，都肇始于这一时期，其建筑与艺术造诣，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塔、殿并重的永守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