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民族的命运并不都取决于文学。然而，正是文学，让人们认识到民族独立的重要，激起民众忧患民族命运的情感，增强抵制外来侵略的力量和信心。中国的抗战文学，正如鲁迅所说：“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为国家摆脱被奴役的屈辱，取得民族解放的彻底胜利，起到了“鼓与呼”的战斗作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走访了山西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走向抗日敌后，用生命演绎自己的革命信仰，以文学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剧作家贾克先生。抗日战争为文学规定了过于明确的目的性，使文学为宣传、为大众化的现实功利性特征得到空前肯定，致使文学出现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失落，甚至永远无法跨越艺术性欠缺的时代局限。然而，作家勇于承担文学使命用生命演绎革命信仰，以文学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作用得到的肯定；作品中凝聚着战争血脉的文字和具有民族灵魂的语言；为战争中人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命运的转变所能给予的至美体现，都是抗战文学中最鲜活、最壮美的生命气象和美学价值，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价值内涵。
贾克，这位饱经沧桑至今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老人，是从延安“鲁艺”走向抗日敌后的文艺老兵。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三省后，来到太原参加由共产党人杜任之领导的、后又被解散了的“新生剧院”当演员宣传抗日。1936年8月考入“西北剧社”。西北剧社是由北京、上海、东北等地一些流亡学生、演员、文艺舞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抗日剧社，在抗战初期的救亡运动中表现活跃。尽管一年后被迫解散，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笔。贾克在西北剧社出演过很多剧目，在当时较有影响的三幕话剧《痛改前非》《此路不通》《谁杀了婴儿》中都担任了主要角色。
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沦陷，山西省委根据中央北方局的紧急指示成立“牺盟会”，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山西抗日救亡运动。贾克在“牺盟会”下设的一个剧团中，被党组织委派去延安送达一份重要文件。1937年12月到达延安，随即投入到延安火热的抗日文艺运动之中。先在延安“抗大”学习，积极寻求政治、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提高，随后参加组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筹备工作。1938年4月28日，贾克说这一天是他有生难忘的日子，******主席亲自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的第一批学员讲课。毛主席关于“文学需要生活”和“到敌人后方去”等讲话，深深地嵌入他的脑海，不仅使他懂得了“文学与生活”的辨证关系，也让他明白了中央军委为什么要在抗日敌后培养艺术干部并作为“当前不容稍缓的工作”的重要意义。贾克是这所艺术综合院校四个专业中（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戏剧专业的一名正式学员，经过三个月的短期培训之后，毅然决然地响应了党中央“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离开延安回到山西，开始了他“在敌战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敌后的敌后”的特殊工作——文艺创作与宣传活动。从此，这一工作延续了七年之久。
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自卫战争，使民族意识成了文学的中心意识，在捍卫国家主权，拯救民族危亡，赶走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为每一位爱国文艺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和战时文艺唯一的出发点和工作任务，烙上了战争文化的特殊印记。在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贾克和著名作家周巍峙、丁玲、吴奚如、邵子南、凌子风及著名诗人田间、罗晴、史轮、朱星南、方冰等“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一方面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帮助前线作战，与前线战士同甘苦共命运，以民族自信和民族牺牲精神来鼓舞和提高战斗士气。另一方面紧密配合对敌斗争的“政治攻势”，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敌后宣传教育工作。面对日军对山西沦陷区民众进行的文化奴役；对华北及山西根据地军民进行多次的疯狂“大扫荡”，灭绝人性的血腥“蚕食”和“封锁”以及军阀阎锡山发动的反共“十二月事变”等残酷现实，贾克把日军的凶残暴虐、烧杀抢掠，并给敌后根据地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恐慌、焦虑、不安、愤怒、饥饿甚至是死亡，进行了彻底揭露与批判，并鼓舞群众斗志，宣传“顺民”意识的危害，打击卖国求荣的请功邀赏，特别是反映伟大战争中人民群众的战斗怒吼与挣扎，民族自救的正义呐喊，极大地鼓舞了山西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念。在广泛宣传动员民众反“扫荡”、反“蚕食”，粉碎日伪军队的重兵“讨伐”，打击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轰轰烈烈地开展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贾克既当编剧又当演员，先后从晋西北调到晋察冀，敌后7年不下火线。从他到敌后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话剧及编剧组组长等职期间，所编所演的剧目达40多种。当时在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拥护抗日军》《把眼光看远点》《四姊妹》《突围》《保卫合作社》《一个区长》等。其中自己编剧并出演的独幕剧《拥护抗日军》获晋察冀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甲等一等奖。独幕剧《一个区长》获编剧、演出边区文联奖。为边区抗日救亡运动，为敌后根据地开展如火如荼的群众戏剧活动，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上的“讲话”，对战时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深刻洞察与理解，不仅明确了战时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和方向，也把文学艺术纳入了军事化斗争的轨道，使之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组成部分。带着满身硝烟的敌后工作者贾克，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火热的抗日前线，以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形式，用群众最熟悉的语言，创作出不少反映边区军民思想感情、心理愿望，特别是抗战中人民英勇的抗敌气概和英雄风采的作品。为掌握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经常和所在剧团的演员们，在山西雁北地区阎锡山统战区搞社教活动，多次就站在伪军的炮楼底下向敌人喊话，敌人冲着他们疯狂射击也没有使他们畏惧退却，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获得了珍贵的火线题材。一次，在雁北敌后根据地搞实地采访，就住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一位区长的家里，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而这位区长为了掩护他，不得不白天为日本人“工作”，晚上向贾克通报敌人的活动情报。这种经历后来都成为贾克戏剧作品中鲜活的人物素材和审美形象。如独幕剧《一个区长》中被刻画并称作“白皮红瓤”的人物，就是他接触过的这位区长。此剧在敌后上演使广大群众深受教育。独幕话剧《保卫合作社》以描写边区政府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秘密成立合作社组织，抵制敌人在敌战区、游击区强迫百姓种植棉花和强行收购而展开的经济斗争。而我边区群众力争保障根据地的供给，支援抗日，同日伪汉奸斗智斗勇。故事以棉布卖给谁为主线，在主人公农民“齐洛耀”的家庭内部展开矛盾冲突。儿子齐瑞、女儿玉贞和嫂子，为阻止汉奸女婿崔保子暴露合作社给日本人，同女婿斗智斗勇并将其绑送八路军处受训，来揭示游击区人民深明大义心向八路军，坚持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此剧在延安党的“七大”汇报演出后很受观众好评。时任“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观后说：“题材既新鲜，表演也生动，而且所表现的生活场景、人物又都是河北一带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使得延安观众的印象为之一新。”剧作中对晋察冀边区南线、游击区工作村庄的真实写照，具有典型的区域文学特色：“一所穷人家的院落，周围破土墙，被风吹打的残缺不全；当院葡萄架底下摆着石桌、石凳，旁边通后院的小洞门里面，隐蔽着纺线织布的地窨子，浮头堆着些柴禾干草。”浓郁的乡土气息渗透着北方民风的淳朴。描写齐洛耀的儿媳“齐瑞媳妇”：“二十八九岁，当村合作社妇女纺织小组长。思想半新半旧，能说会道，精明利落的庄稼妇女，一身藏青大衿夹袄裤，扎裤腿。”栩栩如生的农村大嫂形象，展现抗日妇女的坚强个性和魅力。六幕话剧《风云突变》以山西第二战区“岳支队”新军内部组织的敌我残酷斗争、矛盾分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艰难险阻、杀机四伏，来揭露阎锡山阳奉阴违的“抗日”本性及********的尖锐复杂。
在国难当头，贾克用自己的酣畅笔墨，展现敌后抗日军民的残酷壮美生活和控诉日军血腥罪行，不仅唤醒了爱国同胞抗战到底的自信和决心，也把敌后军民最无私无谓的牺牲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话剧《突围》描写了八路军一个机枪班在反扫荡中的一次突围行动。班长在掩护当地群众突围中牺牲，村长为掩护被围群众挺身引诱敌人而跳崖殉职等。这些作品之所以鲜活感人，在群众中产生影响，都因贾克是在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写出的。还有《民主青年进行曲》《程贵之家》《为了建设》《黄河魂》《天营镇》《抢收》《复仇》《光荣之家》等等40多篇。同时，他还把既活泼又富有表现解放区新生活气息的歌剧和秧歌剧也搬上了舞台，如《两个支书》《好军属》《拥军》《大生产》等十多篇。这些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戏剧形式，在抗日敌后战场上的大胆探索和尝试，赢得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可惜这些用生命换取并凝聚着贾克心血智慧的文学作品，抗战胜利后所剩无几，源于贾克人生的两次劫难。一次是1938年秋天，日本军队为消灭山西山区的八路军集结地带，向山西根据地调集重兵，实行“治安肃正”及大规模的频繁的“扫荡”作战。在日军“北围五台”封锁晋察冀边区，扫荡五台山台怀镇一带的“切割”战斗中，贾克用毛驴驮着他创作的部分作品和书籍，从雁北的“沙河镇”过封锁线到“大营”一带转移时，一大捆书籍和文稿被丢失，这其中就有曾获晋察冀边区文联及鲁迅文艺奖金甲等一类奖的独幕话剧《拥护抗日军》和《一个区长》等。战争结束后贾克还多次就地寻访，均无结果。第二次是20世纪的60年代，受《三上桃峰》（被江青一伙称为大毒草）一书的牵连，时任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走资派”贾克，被红卫兵操家治罪时，将书房中所有书籍用平车拉走八大捆不知去向。仅存的12部作品，已在1991年结集出版《贾克剧作选》。新时期以来，经贾克先生的刻苦追忆整理，目前，又有一千多万字的书稿问世，只待结集出版。
抗日战争为文学规定了过于明确的目的性，使文学为宣传、为大众化的现实功利性特征得到了空前的肯定，致使文学出现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失落，甚至面对民族意识的强化而导致作家思想的消失。对于此，贾克说这也是他对自己抗战时期作品的艺术性欠缺的最大遗憾。在一切为抗日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旗帜下产生的抗战文学作品，从思想深度、艺术技巧、审美功能都服务于宣传这一客观标准。文学为大众、为战时的普通百姓及农民所接受和理解，是衡量作品优秀与否的关键，这是无法逾越的时代要求。贾克认为，尽管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左”的、不利于文艺发展的思想，致使战争中文艺宣传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战胜利，而一切不利于抗战最后胜利的细节，在作品中都尽量隐去不谈，一切动摇人心的舆论，战后也不准宣扬，这不仅使文学发展的自身建设出现不平衡状态，也脱离了作家本人对事物独特的感受和评判自由。因此，我们发现过于看重文学宣传功利性的危害，是当年很多文学作品，政治上站得住，而艺术上留不下来的关键。贾克非常谦虚地自诘自己，当时作品的艺术性没有提高是客观事实。
当谈到文学语言的大众化、生活化时，贾克认为，尽管抗战文学作品有语言格式化、程式化的毛病，甚至使口号式语言几乎成为宣传抗日、激奋民众最直接交流的可能。但是，语言的生活化永远是作家走进百姓心灵的一把钥匙。虽然读者的鉴赏水平有高低之分，趣味有天壤之别，但对于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目的永远是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戏剧创作，如果只追求深奥和故作语言的贵族派头，使语言晦涩难懂，就是作品呈现出再大的时代背景，都会在百姓的冷落中，失去它应有的审美意义。比如话剧《保卫合作社》中，来自民间源头活水的生活化语言，使作品的感染力度增强，审美感受独特。嫂子给小姑子鼓劲：“长虫倒累皮分三期还七百块钱，赚来赚去净落两个布吧”；哥哥骂妹夫“你认错定盘星啦”等等，既朴实又诙谐而且尖锐，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又能受到教育。独幕剧《风云突变》中积极抗日的“义和老汉”说：“这年头，国都快没了，哪还顾得上家啊”；咒骂国民党溃退散兵趁火打劫：“见了日本人比兔子都跑得快，杀起自家人，倒像杀西瓜”等等。作家叙事立场和审美趣味的平民化，不仅体现了作家对农村生活体验的感悟和理解具有“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民间意识，也反映出农民在战争中人性的高扬和美的境界的描写，是知识分子在对农民愚昧落后的表面认识的改变之后，思想感情也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
文学语言是长于形象思维的，是在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中，呈现个性特征而帮助人们进行审美活动。抗战文学尽管欠缺语言个性化的作家作品，但用百姓最喜闻乐见的生活化语言，表达着群众的意愿和作家对战争的感悟，就是现代人觉得再平庸的语言，也是超出“盘古开天一击的壮举”的。因为它见证了抗战的历史，记录了中华民族史上最为壮观的场面，特别是“大众化”深受百姓欢迎的民间精神是伟大的。再过60年，仍然是值得推敲的精神创造物。正如抗战后期的山西“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马烽等作家的抗战文学作品，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尽管有限，但他们作品中极富有民间意识的生活化语言，始终是文学中最富有生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出发，任何时代变迁都无法取代，抗战文学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贾克抗战时期的创作管窥中我们发现，60年前的这场战争给文学意识留下的种种战争痕迹，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战争文化现象，引起学者们的不断反思与思考。而受战争文化背景的制约，大多作品中很难找到像《战争与和平》中那位身上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彼挨尔·娜塔莎”的理想审美形象，并且还要永远面对那段无法跨越的艺术性悲哀。但是，作家在战争中勇于承担文学使命，并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价值得到的肯定；作品中绽放着战争生命光辉的文字和具有民族灵魂的语言；广大“工农兵”读者和作家在特定时代形成的“审美合力”，为战争中人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命运的转变所能给予的至美体现，都是抗战文学中最鲜活、最壮美的生命气象与美学价值，将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价值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