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说：“差别是产生意义的基础。”这是格雷马斯为叙事语义学创立的意义系统，意在将文学文本之外的作者和现实作为意义的起源，揭示文学内部的演变规律以及潜在的叙事结构规则，从而形成文学“现代性”生成的理性依据。从人文学科的认知论与方法论出发，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体样式大多短小、精悍，被称为“轻骑型”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时代气息浓厚、生动、鲜活，语言清新明快，阅读快捷省时，审美感知方式的干练与精辟，很具有现代生活质感，深受读者们的青睐。而美华文学大多追求厚重，鸿篇巨制，和中国大陆的文学量化目标等量齐观，容易进入权威奖项的视野。如果只从表层形式体裁上观察区域创作特征的差别与异同，多少有些浅显，既看不到作家的思想轨迹，也无法从创作规则中梳理出作品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及产生条件。因此，既考察同质与异质文论产生的意义基础，又从作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认知、不同的思想内涵及审美价值取向所处置的内在联系进行探索，不失为文学研究经典化审美意指分析的创新思路。
一、擅长从传统历史文化观念出发进行文学思考，是华文创作的共性特征，但观念相同，风格却各异。东南亚华文创作注重固守，美华文学却注重反思。
东南亚各国是早年华人移民移居海外最早、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数以千万的华人华裔在东南亚各国参与居住国的文化建设，这样一个数目庞大、阵容观的华人华裔队伍，族群活动的特点比较集中，生存状态的起伏变化受中国国力强弱的影响也较大。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认同，重视华文教育，维系中华民族的特性。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家、民族、集体、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把居住国本土文化建设作为爱国之举，对于华文创作大多属于自觉的文体意识行为，没有政府和专门机制供作家们专业从事写作，没有固定经费、稿费供作家们办刊、办会、交流文学，华文作品大多数都是依附于报纸副刊和读者见面，这些年随着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的不断增多，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和文学资源的有效整合，已经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劲军，创作的个性特征越发具有地域特色。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力军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漂泊南洋的知识阶层。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大多作品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遵循自尊、自强、自信原则，重视民族气节，无论是揭示亲情还是忧患国情，总能从孝道、爱国着眼，比如泰国作家司马功的“闪小说”《靠窗那张床》虽短到9小段300字，但寓意深刻，孝心感人。主人公并无姓氏名谁，只有他和他父亲，出门收购土特产住客栈，只因无意中听到客栈伙计谈论前晚“靠窗那张床有一客人暴病死去”的谈话而依然决然要和父亲换床睡。故事情节简洁明了但深含传统孝道之意，并无劫匪出现却暴露社会治安问题，没有警示名言却尊重生命之权利。小说《伤心河边骨》仅仅300字就把潮汕地区因******，人们南逃暹罗当苦力挖掘运河时，劳工和工头之间的误解不信任刻画得很细腻、很曲折。工人们发现工头马六扣发工资，但他身上背着的水布袋却鼓鼓囊囊，最终才知道原来是同胞的骨灰。作品虽短却揭示的是大历史，反映出早期华人的心灵苦难和落叶归根情结。曾心的微型小说集《蓝眼睛》，对于当下的泰国社会，人们追求金钱而放弃孝道行为的厌恶；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重视金钱而忽视诚信的危机；物质丰盈反而亲情的消解与淡漠；老龄社会的到来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焦虑以及国家的经济波动而造成就业困难等等，无论是文化、经济、社会因素的发现，都凝聚有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使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力度，给人以刻骨铭心的生存思考。
而美华文学作家是以新移民知识分子为主导力量的，他们的创作多从现实出发而进行文化传统的反思，既呈现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也不失“祖根文化”的捍卫与自守，表现出异域中国题材的包容气质与人格魅力，比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对于主人公张俭原配妻子朱小环的刻画，何曾不是旧中国妇女忍辱负重、明大理、识大体的翻版，日本流浪女多鹤是被作为生育工具留在了张俭家，她忍受着心灵的屈辱不能说话，不能相认自己的亲生，可是对于不能生育却又想要延续张家血脉香火的朱小环，不仅要忍受丈夫和别的女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同居，还要把别人生的孩子视为亲生而含辛茹苦地抚养，心在流血却还得把血添干了再咽下肚去，看则伟大实为屈辱，不以此不能为生，这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命运，是把女性作为生育工具凌驾于爱情之上的历史结果。（“天堂”：人类想象中的幸福之所。“情分”：人类情感的依附。想象中的情感依附，也能让妓女“扶桑”对这个男童嫖客的“禽兽般”掠夺与占有，竟怀有“母性”般宽恕包容而放纵欢快，真的不敢相信这样的“母性”还值得人类尊重吗？再者，妓女的“受难”竟也会有“高贵和圣洁”，不知是同情？还是批判？大有人性矫枉过正之嫌。）深含女性意识反思的历史大叙事，是严歌苓一贯的大手笔。美华作家冰凌先生的小说《同屋男女》描写的是华人生命移植后的苦闷与挣扎，小说揭示了中西不同“性”文化观念的矛盾冲突，诠释文化碰撞中人性自由、释放的精神升华，它既不受西方主流文化的浸渍，也没有貌似高深的抽象说教，却能够让我们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维护着民族的尊严，也借鉴了异域文化的开放，并以此转化为人性美的自觉艺术追求，这类对双重文化审视的文学作品特征，在美华文学的新移民作家中带有普遍性。
二、终极关怀相同，思想内涵各异。东南亚华文文学以文言志，以批判为己任，特别重视传统道德建设。认同儒家传统的“********”的人生关怀方式，希望多角度表达对华文生命的深度焦虑。而美华文学没有华文生命焦虑，认同“政教分途”思想，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和市场化。
东南亚各国大多都经历过华文被禁用、开放，再禁用、再开放等阶段性的封闭历史，因此，华文语言的地位在这些国家蕴涵着复杂的文化斗争史。虽然应用华文并不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新加坡定为官方第二语言），但重视华文教育，维系华人民族特性风俗，对中文使用的感性危机等，一向是华文创作内容的首选题材。比如新加坡作家骆明先生，对这些年来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减少、文艺副刊索性取消以及许多华裔后代对华文阅读和华文写作的困难表示担忧，他多次坦言：“华文没有经济使用价值的看法，是华文艺术的生存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因素。”因此骆明先生不惜把有生力量放在了对于中华文化和华文生命延续的思考与创作当中。他在专著《东南亚——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中有感于东南亚各国“许多的社会情况、国情、语言、种族、风俗习惯、饮食等”大致形同，因此建议发起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来鼓励和肯定亚细安的文学活动及作家的成绩，为的是能发挥作为新加坡公民、为文艺报国而推动华文创作发展的积极作用。泰国作家协会，这些年特别重视华文创作的年轻化培养，他们在协会主办的《泰华文学》期刊上，经常刊登优秀青年作品，比如：魏飞飞的《留学中国的日子》、陈雪娜的《苦涩的青橄榄》、李碧珠的《留学琐记》等等。在全球英语文化的强式语境地位中，如何延续中文创作的生命，东南亚大多数老作家非常重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社会责任和生命延续的意义。他们选择短小、干练的文学样式来表达这种情感，比细腻厚重的长篇要来的直接、尖锐、明快，使读者能迅速扑捉作品中思想文化内涵的深刻与作家人文品格的崇高。
美华作家则不同，他们认同个体语境，没有华文后继顾虑，不禁锢于固有的传统创作模式，愿意和市场结合，不放弃和权力话语合作机会，追求市场性，认同西方的“政教分途”思想，主张参与各类话语平台的自由对话与交流。比如，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多数小说都具有和传媒结合的意识，因此多数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很受观众欢迎。小说《少女小鱼》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乡愁文学”的范畴，把“边缘人”最隐秘的人性世界和异质文化的冲突融为一体，彻底完成了她意向中“生命移植”的自由切换。长篇小说《扶桑》把中国人的天生奴性让白种人都愤怒不已，描写的不寒而栗彻骨思痛，特别是妓女扶桑在接客白种人克里斯之后的欢乐心情真让人不寒而栗，扶桑即使是“跪着来宽恕”那些占有她身体的嫖客，但对美国青年克里斯来说，他的“那份天堂般情分”竟然会成为扶桑“母性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她敞开自己，对于禽兽般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最优美的体现”。严歌苓把“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在人的本性怒放中“跃然腾空”，自由而放纵地失去了亘古的定义，“受难”也有了“高贵和圣洁”，这种特立独行的思想内涵给人一种若即若离之感，既有批判妇女人格践踏，又有赞扬人性欲望自由，这是一种文化的自由驰骋意识，就像美国华裔作家格斯·李的小说是“多种族的小说，其中糅合了亚洲的、非洲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美国人的成分”。作家文化意识的自由驰骋也体现出作家自由且不拘一格的个性特质。
三、精神信仰相同，价值追求各异。东南亚华文作品大多宗教情怀较深，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信仰，不易认同世俗价值。而美华作品不受政治与宗教力量的束缚，追求创作自由，但容易在世俗中徘徊。
宗教是人们表达人生深度焦虑和希望的可能性途径之一，而受儒家、道家共同本体论观念的影响，把“道”作为价值的本源，追求“真”为终极目标，强调“真、善、美”的艺术人生，使东南亚华文作品敢爱、敢恨、敢怒、敢悲，没有虚伪和少矫作。东南亚华文作家大多都有自己的专职服务事业，或商人、或医生、或教师，但为了获得精神信仰的自由，运用文学呼唤世人的道德良知，把人生境界提升到对人类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高度，面对商业社会为文者普遍不被看好的悲凉市井，他们依然仰仗以儒经商、以商促文的生活志向，将“文学无法养活我们，但我们必须养活文学”搞得热火朝天。他们很少在乎“以商养文”没有利图的世俗价值，自觉、主动张扬艺术能净化人的心灵，呼唤人类良知，陶冶道德情操等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文学艺术的“形式美”不刻意追求，但求“真诚”，因为“真诚”总是和善、美相联系的，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善”是对道德价值的关切，而“美”则是对艺术价值的关注。揭示人类内在精神品格和社会现实丑恶现象的批判，短小、凝练、深刻的文学样式，同样蕴涵着美的艺术享受，给人以善、恶分明，启人心智的淳朴之美。比如，菲律宾作家林素玲女士的散文集《阅读人间》就充满了独出机杼的“人文宗教”情怀，以超尘拔俗的善、爱思索，启迪人们对生存价值的思考。
美华文学虽然也追求理想的人生价值，对世俗社会也抱有批判的态度，但大多数作家不受政治与宗教力量的束缚，他们追求精英文化，因而作品的美学价值影响远远大于作品的伦理学影响。如旅美作家融融曾经说过，她们的华文作品在美国被主流社会认为是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却被认为是海外的华文文学，尽管处境尴尬但她们仍然很执着，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盏灯，为把自己和世人的心灵照亮并给予自己以生活的勇气”，看来这盏灯也多少凝聚有宗教情结，使他们移居海外仍然懂得感恩，感恩大自然的恩惠让她们漂泊天涯竟没有心的距离，自觉用母语文学创作的这盏灯去创造美好，给人以光明。当然，大多数新移民作家追求的是精英文化的美学价值，致使作品的美学领域影响要远远大于伦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影响，但价值理想较世俗徘徊容易和底层社会脱节。比如，美国华裔作家安琪·闵的作品，故事的情节、题材选择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中国社会，表现的艺术手法也非常中国化，但作者崇尚美国主流意识，用英文书写，书出了，书面语言已经无法与中国的大多数读者进行交流与沟通，且形式上还要强调：“别把它寄给任何中国人，因为他们会批判它的”。难怪作为美国华裔的华人作家，在中国也许有个别学者很熟知，但作为创作者，中国的大多数读者对他却很陌生。
结束语
世界华文文学有着海外华文作家各自居住国文化背景、话语权力、地位提升等社会必然联系，尽管人文品格各异，创作特征有别，但坚持中文书写带给我们的时代感动，会让我们享受文化慰藉，再现生命温度。1927年鲁迅在《当陶元庆绘画展览时》一文中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鲁迅先生的新的形与新的色，自然指“新”与“旧”与传统相异的东西，而“新”就是创造，是创新，这是时代最强音。无论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还是美华文学，能在当下的消费社会、文学降温到边缘、价值取向走向世俗、知识精英分化、解构性语境成为文坛主流等等，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转型时刻，坚守汉语创作形式而吸收外来文化与本民族内容的文学创作活力，不仅让中国文学参与了世界化进程，也有利于我们构建人文价值立场的创新秩序和文学经典化的深度推进。
当然文学是永远不会偏离作家以及作家所反映的多元社会生活及居住国民族文化精神建设这条主线的，像菲律宾作家柯清淡，在《郑成功是中国海盗辩》一文中，对菲律宾的教科书中，把中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说成是“臭名昭彰的中国海盗”非常气愤那样，“对此史事的歪曲记载耿怀愤怒不平已迂四十年的我，自认为责无旁贷，写文章发表于华文报端，以便唤起炎黄同胞以及有关当局有所了解，进而作出反应……”他指责菲律宾的史学书籍和现在的在读研究生仍在讲郑成功是“海盗”的说法，强调自己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促进中菲两国的学术交流以及希望菲律宾政府修改一切教科书上形容郑成功的‘中国海盗’词，以纠正所作出的误导”。对于海外华文作家这种社会问题以及民族意识的自觉维护，显然要比艺术审美的展示更为复杂。因此我始终认为，华文文学文本中呈现出世界永恒的、普遍的人类关怀精神的社会属性和历史文化价值属性，要比纯粹的文学的艺术属性更为耐读，这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最有价值的人文内涵，所以研究的方法应该再深化。
注：学术界关于“现代性”术语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余虹的“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相信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象形态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叙事”。一种是杨春的“尊重感性，讲求创新，追求动态的自由美，体现着个性高度发展的现代人的审美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