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有说：“时代不同，人有变化，文学也应该随着变化。”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提出，海外华文文学如今的创作，已不再是为生存而创作的创作，应该有文化的提升。余先生还形象地讲述了，在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人就有一种说法：“我们宁愿丧失印度，也不愿意丧失莎士比亚”的故事，意在强调政治是不断地更替和改变的，但文化可以持久传承的真理。可见文化对一个民族而言，其作用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对民族生命的繁衍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就文学而言，她的“文化视野是一种外在于文学本体研究的非文学视野”，我们借助于文化视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有效性在于：文化视野对政治视野的超越，文化视野与海外华文文学对象的贴近，文化视野更多能体现出海外华文作家的人文关怀精神等。因为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领域，就她的创作活动，理应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行为，把海外华文文学中有效的历史文化内涵，转化为具有现代性的学术资源，来促进文学研究的理论诗学建构，应该是文学的新变化。
一
海外华文文学是介于中国大陆以外，用汉语作为语言载体进行创作的文学。因而有“语种”的华文文学之说。其实语种是构成华文文学这一人类文化现象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探讨文化，是理解海外华文文学文化创造行为内涵的重要手段。这门新兴学科，从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起，至今已有20多个年头了。如今的普及意义，不仅仅在中国大陆学界，甚至延绵到世界各地。近几年，由于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十七届召开及不断丰富的交流活动，吸引了全世界各地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和文化人对华文文学研究的热情关注，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与此同时，华文文学研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在升级。比如，有关华文文学的学科命名问题，华文文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华文文学的核心是文化等。就拿“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来说，虽然是伴随这个学科成长的轨迹的命名，但就“世界华文”而言应该包括中国文学，这与目前学科的研究范畴所指的确名不符实，并且有约定俗成的区域特指含义，研究的对象只针对中国大陆区域以外。但是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以及澳门文学却在其中。因此，有学者认为，既然是“中国大陆区域以外”，统称“海外华文文学”较为切贴，但“海外”又染指“中国”中心论，有“主流”与“边缘”之嫌。因此只有从“语种”的角度出发，对具有多元文化内涵的汉语文学进行探讨，是构成文学研究的理论诗学建构的首要先决条件。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海外华文文学随着中国的国力强盛而日渐兴盛，随着移居海外华人队伍的不断扩大，文学园地也呈现异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在经历不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之后，以文学活动的审美方式建设各自的内在文化环境，产生不同的华文文学文化内涵，就成为华文作家精神追求的自觉。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例，这些国家的华人作家，大多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移居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群集现象比较突出，由此形成的华人群集社区，使他们拥有着独立的母语文化和专属的华文作家、传媒及华文读者群。虽然华文作家用“汉语”作为载体创作文学，但和中国文学的创作思想内涵却截然不同。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创作思想都具有为居住国服务的意识。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虽然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的整体特征和中国文学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华文创作既有发扬中华民族特点，继承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教育下一代传承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也深含积极投身于居住国的文化建设，以优秀的华夏文明融汇于他们对于居住国本土文化的精神诉求，来彰显促进人类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的意愿。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善，他们对居住国文化生活的日益悉谙，国土命运共生的意识增强，创作的文本已不再局限于表现初涉异地、背井离乡时的苦闷和彷徨，也不再是为生存而艰辛创业的创业史，已经转换了其文化内涵，努力使他们的汉语文学成为居住国国家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甚至成为其居住国民族文学的一分子。像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汉语创作只是国家的第二大语种文学，因此多语种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双重构成是新加坡文学的特点。它不像欧美华文文学那样，一直是以移民文学、留学生文学、学者文学为主流的文学。在欧美的留学生文学和学者文学中，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家的作品，对于中华文化的忧伤情结更重。像白先勇、陈若曦、严歌苓、卢新华等，他们居住海外多年，已经取得了居住国国籍，也融入了居住国不同文化层次的文化生活，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视自己为中国人，较为典型的像白先勇和陈若曦，他们的作品多以怀旧思乡、寄意故园情怀为主，作品的题材大多是在中国生活的事例。而严歌苓、卢新华等更是海外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出国之前多数已经在国内文坛很有名气，也有不菲的创作成就，到了国外更是以纯粹的“个体生命的观点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永恒”，从而“产生对传统渊源的眷恋，进而理性地审视传统文化”。像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等，故事题材都取自中国大陆，叙述的思想意识也和中国历史文化相容，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审视与反思，致使他们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和居住国多元文化领域存在着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创作文本，多和中国作家接近，也深受中国读者喜爱。所以不像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居住国情结浓厚，也没有东南亚华文作家那种浓烈的扎根意识。但是，就各具特色的文学思想内涵、作家的情感体验以及不同的文化环境，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华文文本，无论是东南亚还是新移民文学，却都是华文文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途径。
文学是通过语言作为载体从而使文化得以永存的。而汉语言的丰富性和创造性，作为中华文化构成的基本前提和手段，无论是华人的落叶归根还是转化为落地生根，抑或国家文学和多语种文学的双重构成，最关键和最突出的一点，仍然是要用华文，也就是说用汉语言作为传达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性差异以及不同人文地理、民族情感等等文化内涵的工具，使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在以华文这一特殊“语种”的坚持运用下，才具有了质的飞跃。严格意义上讲，汉语文学的文化内涵和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应有区别，中国文学是在同一文化之根的基础上，通过汉语写作表达出各区域、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特色。而汉语文学包括海外华文文学，是在超越单一的文化影响之后，通过汉语写作表达出各居住国本土文化的多元内涵。因此，运用汉语言所进行的文学创作，使海外华文文学有了国别之分，如新加坡华文文学、菲律宾华文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及美国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等等，这也构成了汉语言文学的超国别性、超文化性以及超民族性的多重文化视野。这种多重文化视野，不仅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生成的基础和条件，为华人在各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提供参考，也为华文文学的理论生成构建了价值资源背景。因为，差异性存在的多元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凝聚在汉语言这一特殊的“语种”之中，在文学思想者的价值引导下，将会为人类文化现象的奇特景观做贡献。
二
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文学活动是他们展示自我生存状态和人性审视的自觉追求，因此，“乡愁、寻根”就成为了华文作家内在文化环境建构的自觉。他们很清楚，运用汉语写作，并不是他们居住国文化的主流，尤其在盛行英美语言的全球化热潮中，他们能始终坚守着华文语言，从事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就这种文化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敬仰和关注的。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例，目前活跃在华文文坛的大多作家都是第三、第四代的华裔后代，在所居住国生活至少是三四十年之多，掌握的语言技能至少有三种以上，可是这些人偏偏会选择运用汉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大多作家的文学创作能力，来自于当地少数的华文教育，受制度所限，没有为他们提供文学创作的专职机构，也没有提供他们搞文学创作的经费，这和大陆的作家有天壤之别。因而大多作家只能以商养文利用工作之余写作。作品，自己出钱结集出版；交流，自己筹资举办；还要随时抵制居住国由于政治因素“对华文的压迫，对创作的控制，对语文的限制”等一些外来的干扰。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华文创作始终没有停止，甚至发展到今天竟然格外兴盛，成果丰厚，令人欣慰。比如，华文创作“相对自由的马来亚，连续几年举办‘花踪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马华作家的不甘心”。而印尼当局一直以来都压制华人，长期扼杀华文文化，但最近几年，政治形势有所好转，促使了华文作家的大量涌现，华文交流活动非常活跃令人欣慰，像香港作家秀实所说：“原来潜伏着强大的华文文学种籽，在适当的土壤上便会砰然发芽”。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对于华文运用的如此执著？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力排险阻不屈不挠也要创作文学？也许原因很多，但民族情感所起的作用应毋庸置疑。
辜鸿铭，一位近代学者，翻译家，福建同安人。是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国语言，是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人。他在分析《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但“仍然具有精神和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伟大民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能使文化延绵不断且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就在于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中国精神中的爱与智慧。辜先生为论证他的观点还讲了清朝大臣、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在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让其兴奋的并不是满清大员头顶的顶戴花翎，而是因为他的晋升，可以让其远在广州的老母亲心情愉悦。和海外的华人作家一样，生活已经非常安逸平稳，但为了满足一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感情寄托），他们总会将自己拥有的爱和智慧奉献出来，思乡和寻根就会成为他们感情寄托的手段，而文学创作就是这种手段的最好归宿。比如，菲律宾作家柯清淡，六十多年的岛国生涯使他每每言起“同胞”都会老泪纵横。柯清淡是移民菲律宾的第三代华裔，有着儿女双全、工作收入稳定、家庭美满幸福的生活，但为了从事华文写作，常常会受到他异族妻子埋怨：“全家只有你看懂这橱那柜的中文书册。你既终日劳碌，无法阅读或重温它，何不赠给他人？”并劝他“把旧纸稿收妥，免被误认为垃圾倒掉”。一位研究院的老同学见他如此痴迷汉语方块字，也告诫他：“可惜中文在这国家里始终是死鸡一只，如你早顺应环境去以英文写作，或已成为名利双收的名家了！”妻子、朋友的“忠言逆耳”，并没有让柯清淡放弃追求，但柯先生也“彷徨、悲哀、不平和不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责任，被一种可怕的死亡意识所阻滞，他在苦苦的思索和奋斗中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追求有限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动力，以人性自觉反抗而来的激情和自由，最终还是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当他看到四个儿女从不同的国度，以漂亮的美、英、法文写回的家信中，能在首行“歪插两个”“爸爸”的方块字时竟潸然泪下，百感交集。他在文章中说：“迄今仍被这岛屿国官民视听为陌生、落伍、可笑的怪符和嚣啾”的方块字，“既不受其混血儿女所袭承，亦无法影响到受白人殖民政教所洗脑塑造的原居民”，“心感委屈和无奈”。但他坚信自己手中这只笔，能点燃“龙”之火，用方块字薪传“龙”文化。他要用方块字记录海外华人的生存奋斗历史，记录他们所经历的坎坷和幸福追求，在菲律宾多数原住民没有人能理解中文带给他的灵魂安顿的时候，宁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被后世的考古家拾剪去作为‘化石’，以供研究中华文化曾经怎样在这个小屿上自生、昙现、断层，被先灭于此邻邦异国的，而终祸延至大岛和城市”，也绝不能让这“龙之香火”的方块字，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面临断绝”。相信这种情感和智慧的作用，定会让菲律宾人震撼。
感情是一切艺术作品的灵魂，而华文作家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清醒与坚定的选择，也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情感催化的作用，这是华文文学研究中文化力量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这种资源在欧美华文文学作家和作品中也带有普遍性。欧美华文作家没有东南亚华文作家对所居住国文化的情感浓厚，他们的创作文本以“乡愁”情怀居多，在运用多元文化的观念、反思中华文化的自我认知中，依然表现出一种“抵抗失语，治疗失忆症”（刘登翰语）的民族文化情感的自觉。比如白先勇，客居美国40年，可谓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岁月煎熬，但他却始终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经常会把他们远在异乡“苍凉浩茫的人生感”和“对命运从容无奈的把握，对生死离别、起落兴亡的深沉而豁达的关照”都“自由自在地糅和在异域生涯的传统心灵的呈现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情感，孕育出来的《纽约客》《台北人》《第三只手指》以及《谪仙记》《树犹如此》等优秀作品，都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性中血浓与水的文化传承，和民族情感那种刻骨铭心的文化思念。尽管有人对白先勇身居多元文化的美国，却没有更多创作出有关美国题材的小说而感到疑惑，但白先勇始终认为，美国人是值得写，但台北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说，对土地有感觉文章才可能有生命。这就是海外华人浓烈的恋土思乡情结，是民族文化深深扎根于这些群体生命中的情感认同表现。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人类对生命认知和价值提升所作的努力，那么，白先勇笔下的那些“对个体生命消逝的体悟、深深浸润出的思想”，无疑是海外华文作家永远不会自断于母体文化的杰出代表。
精神是一种微妙而灵敏的平衡，它可以促使人用大脑思考而稳定情绪。但感情是一种灵魂的寄托，是可以让人爆发爱或者是恨的力量。因为人是感情动物，情感在人的内在文化环境被激发的状态，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类。这两类情感所产生的生理作用与表现行为虽然不同，但对于人的生存慰藉都非常重要。积极的内在文化环境，能促进人对自己情感体验的关注和优化，而文学活动则提供了这种关注和优化的机会，会让人在审美状态下感受和体验甚至展示人生境遇的不同心灵和命运，在与不同人等的心灵沟通与碰撞中，扩大自我的精神生存空间。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以及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思路、情感和心态也随之拓展、丰富和开放了，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阅读和交往，没有真切的、境界高尚的情感体验是无法创造和让读者认可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王一桃，一个生在南洋却长在中国的香港作家，18年的马来亚生活体验，让他经历了国破家亡、骨肉分离、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炼。为争取自由，少年时代就饱受牢狱之灾，小小年纪惨遭“一头黑发被人粗暴地铲光”的凌辱。失去人身自由的铁窗生涯，被英殖民统治者驱逐出马来亚的痛苦记忆，与母亲生离死别时的痛心疾首等都给王一桃的心灵情感埋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回国后又遭遇“**********”，饱受着人生情感的又一次考验。改革开放后（80年代）返居香港，却亲眼目睹英殖民统治下的商业大都市既繁华又糜烂的社会环境。他个人的命运多舛及丰富的人生经历，一次次震撼着作家的生存信念和价值思索。直到香港回归祖国，才真正焕发出情感的青春，体验了祖国母亲的慈爱和强大。他的诗歌：“啊，是时代之火/令热带少年早熟羽丰/是世纪之风/令火凤凰展翅飞翔”意境深远、气势磅礴，如飞瀑直泻。他的散文激情喷涌，如万壑松涛喧啸和鸣。每一次阅读他的作品，都会被他在磨难面前，不妥协、不怯懦的信念和信心所感动。每一次和他交流，都会被他一颗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所动情。每当他以诗歌歌颂祖国母亲给予他新生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激情奔放，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为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赋予了活的生命，这种情感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没有离开过故土寸步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海外华文作家，他们这样用生命再现自己民族气节的情感，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愁、寻根”能够取代，其中饱含着的特殊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再现，和他们运用语言文字、传承伦理道德，继承中华民俗风情一样，都是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因为，文学作品是经过作家的审美选择和艺术裁决之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某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生图像，它可以激发读者辨析、追问特殊文化价值构成的经验世界。我们在研究华文文学中，对于作家内在的民族文化建构的自觉缺乏尊重，因为缺乏海外生活的现场经历，很难置身于作品提供的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但作家试图通过文学，让自己与读者情感上建立沟通和理解，从而阐释作品，也阐释自己，既揭示华文创作的意义，也剖白自己的心灵。所以，海外华文作家的内在文化环境和人的情感体验，绝不是一种孤立的心理活动，华文作家的胸襟、气度、知识、视野、阅历、追求以及人性的展示，全部都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阅读它是体验和掌握华文作家多元文化人格的重构过程。
三
随着海外移民队伍的扩大，让生活在异域文化中的华人们深刻感到，生活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随之也出现了冲突。特别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冲突造成他们生活空间的陌生感，让他们无意间期待文化整合，并创造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起到了整合文化的作用，华文作品就是中华文化与多姿多彩的外域文化的结合体，这就是华文创作所具有的超越单一文化背景的特殊文化属性。事实上，这种实现文化整合和相对独立文化体系，是由作家特殊的主体创造性质决定的。因为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文学活动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行为。华文作家的文学活动总是自觉地参与居住国文化的创造，总是在一种更广泛的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寻找对象，以显示文化整合中的世界图景的意义。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审美创造和生活体验的过程，也是对居住国文化进行认同和选择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作家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致使文学的审美创造总是直接进入整合文化的深层领域，从各个方面去广泛揭示居住国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这时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作家，也会以自觉的选择来实现文化意识上的历史整合，从而找到实现他们个人价值和居住国文化的契合点，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意识，最终进入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
这里作家特殊的人格建构也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华文作家最普遍的创作动机与价值需求，并不在于物质利益的最大满足，而在于对自我生存环境和精神境界高度统一的不断探索，由超越实用功利目的的种种限制，上升到追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理想实现的过程之中。正如黑格尔所讲：“艺术好像出于一种较高尚的推动力，它所满足的是一种较高的需要，有时甚至是最高的绝对的需求。因为艺术是和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和宗教旨趣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的看法指出了作家创作所具有的普遍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精神取向。然而，文学创作作为特殊的文化创造行为，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属性，也是由海外华文作家在文化系统中，所承担的特殊文化角色功能所决定的。海外华文作家对居住国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评价和透视，并对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给予一种主动的反映，这和单一文化环境中的中国作家创作意识是不同的。对于所有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虽然都写的是自我体验过的东西，叙述着思考过、感觉过的内容，表述着爱过的、恨过的甚至是不明白的等等一系列自我感觉为特征的东西，作品中同样都带有主体选择对象的个体化印记，但作为海外非主流文化创造的华文作家，却要面对的是冲突中的文化融合，以及优秀的和低俗的文化筛选，在反思与借鉴中得到人性改造和文化人格的重建。他们往往处于两难境地的居多，比如美籍华人女作家伊犁曾经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海外华人有时是很重的‘包袱’，有时又是珍贵的‘宝藏’。为了适者生存，我们得赶上时代，与现实缩短距离，学习宗主国的文学、习俗、法律条文……入乡随俗嘛，于是一方面我们得学习洋化，如奉公守法，如在洋人圈子里怎样做一番事业，如避免和洋人出现误会或冲突。而回到家里关上门后，还是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要子女学习伦理道德。”作家伊犁反映出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间很普遍，有时还会让作家为此有“精神分裂症的错觉”。其实，要表现他们在陌生领域的生存状态，表现在整个文化大环境的改变，仍然需要健康发展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这就意味着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文本，不仅具有超越民族、超越国别并能满足人类共同利益和需求的理想，也要以一种文化自我意识的超越，将自己对于生存状态和民族命运的揭示，形象地、综合性地传播和展现给世人，对现有的多元文化现象进行本质性审视与理解，需要为人类存在的文化意义的可能性追求进行阐释。因为，文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有生命力、有价值的文学创造，总是通过作家对于生存价值的追问，通过对民族命运的揭示，来反映人类共同的文化主题的。
因此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又深刻多元的。华文作家立足于本体的自我反思与生命体验，对自我生存状态和社会矛盾所进行的自觉审视与关注，已经在为中国的文化进步与文学理论的多元诗学建构提供新颖视角，为文化研究提供新的价值参照系。特别是他们为振兴中国文学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实践，都足以证明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化创造活动，具有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文化更新价值。对于海外华文作家站在时代意识的前列，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情感，用文学作品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反思，透视不同的文化现象，再现人文关怀和时代精神，为促进人类共同的文明家园的健康发展的贡献应给与更多关注，因为，这种贡献的作用和意义，将会随着中国人新的生活秩序的建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将愈益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