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小说”是上个世纪末文坛争议较多的创作文本，而另类作家的特点大多是由女性作家充当的。从媒体褒贬不一的“后现代”、“私人化”写作，到“新新人类”、“用身体写作”等新潮话语始，已经把另类小说从文本解读上升到对作家人格质疑的演变，大有给读者戴变色眼镜的危险。就此，笔者以卫慧的《上海宝贝》为例，作一次超文学范畴的深层次思考，来批判和反思另类小说中对有关性描写的得与失。
首先，我们先把另类小说中的“另类”作个归属。它虽然内涵较为丰富，但就其特点，大多专注内心生活的描写，尤其着重潜意识的表现，并以意识的流动作为作品的结构线索来真实地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问题。这种以潜意识来反映现实问题的创作文本应属新问题小说。因为，我发现这些作品不纯粹为暴露而暴露，多在为心灵上的苦闷寻找出路，企图让被禁锢了的灵魂得到安宁。因而从发现开始，到解决问题而终，也没有走出彷徨。这使我想到“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五四”时期，随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新思潮的输入，有人提出了解人、尊重人的主张，人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五四”高潮过后，一些人看不到出路，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于是“人生究竟是什么”就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为人生意义追求不懈而著称的文学大师们——冰心、庐隐、叶圣陶、王统照等，对这个问题也最为关切，他们都分别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对此进行探讨，把一些社会问题集中在作品中加以表现，以人文精神的再现，让读者以小见大，以点窥面，能从中产生对人生价值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思考。
而受批评的“另类小说”写作，不谈其艺术手法和传统相悖的方面，就其作品揭示的内容，我认为至少涉及人生究竟是什么的范畴。比如，《上》书中有关就业、婚姻、下岗、性骚扰、吸毒、婚前同居等等，无不是当下社会问题的真实画卷。尤其在社会过渡时期，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无法摆脱社会负面效应的综合征，像信仰缥缈、个性缺陷、工作紧张、家庭责任以及男性性无能等问题，都会带给人们心灵深处更多的烦恼。但《上》书竟把这种过渡时期综合征集中表现，认为是对男性性无能的具体化，显然视野狭窄，招致批评是必然的。可是作者以一半是个人自传体的手法，来揭示自我精神和肉体所遭受的压抑，以“我”为现代青年的代言人，特别是受到过高等教育、经济上独立、心理上独立的一代新的女性，她们虽有“比50年代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代前的女性多了智慧，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型的爱情观念”，虽然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有所迷失，但并不理性的写作，却使她们在无意识的释放和宣泄中，揭示了一个现代社会新问题现象的存在，不能不引起人们三思。
“另类”作家们心里都非常明白，她们的创作文本具有阅读诱惑性，尤其是知识型现代青年这一层次的读者，这无疑使她们的作品有了一定程度的意识创造局限。因为心灵的自由创造，对高知识层面的教化是应当把握限度的，正确地引导将是能动的、积极的，否则相反。要不，怎么会有“用身体写作”、“令人呕吐”之嫌呢。但是，我虽然同意对这类小说的“无序的自由”、“理直气壮的放任”、“时髦”、“玩酷”、“莽汉行为的滋生”等等批评，但决不能苟同“呕吐”之说。有些男性读者不适应女人用身体说话的现实，却适应收藏裸体杂志，偷看三千粉黛的艳史习惯，这恰恰暴露出当下社会存在的新问题。试想，那种污染灵魂的、不会说话的“裸体画和黄色碟”，不就是国家三令五申查处的对象吗？有些人躲在黑暗的角落，用它来刺激他们的感官，不比摆上桌面“用身体写作”更可怕！至少另类小说用“放得开、更生动”来叙述这个时代的女人们，“特别是一些美女型女人，她们在情感上、肉体上、心灵上所遭受的不幸”，为几千年来女性性解放始终绕不开的话题。我相信作者的话：“在纷乱的世界里，有新时代的文明，面对文明、压力、竞争，女性们用身体用心体验和搏斗”。她们对性爱的描写，无外乎是对“我”内心深处绝望的一种反抗，一种精神奴役创伤的抗争。因此，她们创作的目的绝非是“用美艳的容貌和煽情的文字”来勾引读者的目光，其中的隐射含义应当引起注意。
中国的性传统，一向崇尚隐蔽，伦理道德的约束往往对女性桎梏更为严谨。性对女性只能被动，只有服从。守贞、温顺、忍受来不得半点放荡，否则将是自蹈死地的殉道者。随着女性意识的解放和独立，逐渐响亮的女性独立话语以一种真实的内心感受和无意识流动的倾诉，来组成心灵敞开的文本，成为女性作家身先士卒的试验品。像西方著名作家埃莱娜·西苏所言：“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意在让女性从禁忌和束缚中觉醒。另类作家从她们不自觉的写作出发，表现的正是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觉醒，她们想让世人听到她们用身体触摸心灵深处的无助，结果被模式化和嬉戏化所取代，试图用女性觉醒和世界对话的方式也被扭曲，真正的目的被拒绝。尤其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去感受人生的世态炎凉，被活剥剥地注释为隐私和性欲狂，贬低到连淫秽的黄色杂志都不如。难怪天津曹开镛的男科专家门诊，整天门庭若市人们竟视而不见，不究其原因，却对女性笔下的灵魂觉醒，随着一声“呕吐”竟成了一堆人见人骂的臭狗屎。实在令人遗憾。
生活是美好的，但搞不好也会支离破碎。爱情是永恒的，但总有人为此殉情。这些都需要一个个真实的生命体验对它进行完整的阐释，靠丰富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把它衬托。而社会背景的代价正是社会问题。吸毒最终导致死亡，不求上进最终走向毁灭，不正是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吗？《上海宝贝》的作者最终留下的是“我是谁”的无奈，这是一种女性生存窘境的追问。在瞬息万变的迷失夹缝中留下的苦闷和无助，恰恰说明作者没有放弃自我的追求，没有放弃女性觉醒的权力，更不轻易宣判女性性解放的尊严和神圣。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另类作家的“另类”文本，有些值得批评的方面，但在批评之前，最好平心而论，否则有失偏颇。
（200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