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女人常常是不在场的缺席者。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文价值理想的深化，促使了女性话语地位的建立，而女性文学就是女性个性解放、寻求平等自由的代言人。如何让女性从生存的困境中走出，在特殊环境的制约中寻求自我，实现自身价值，便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徐小兰的小说《桃花祭》及《水镇飘雪的早晨》就是这一主题的完美诠释，对男权文化占领农村经济地位中心的洞察，解救像“桃花”一样的农村妇女，仍然被道德束缚而桎梏挣扎着的灵魂等，都赋予女性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高度以及人性解剖与灵魂震撼的魅力。
在中国一些经济落后的偏远农村，虽然社会发展早已消除了男权控制经济命脉的土壤，却很难改变女性根深蒂固的男权至上的封建意识：从属男人，心甘情愿地用生育来证实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这不仅是“五里坡村”女人们的观念，也是目前中国农村妇女的普遍的价值观。尽管新社会让五里坡村里的女人们已经享受到了“男女平等”的国策庇护，但她们仍然无法从约定俗成的嫁汉穿衣、生儿尊贵等传统桎梏中脱身。她们虽然有着不比男人逊色的才能、睿智和胆识，却很难从性别规定的弱势群体定格中跳出。生活常常让她们陷入绝望，像《桃花祭》中的女主人公“桃花”一样，被世俗的宿命论捆绑着，难以逃离悲剧命运的结局。
“桃花”生性乖巧，天生丽质，是现代农村妇女中少见的“娇媚”女人。因家庭不富裕没能初中毕业就嫁了人。可她毕竟生逢新社会，羡慕读书人，向往城市生活，和大多数村里的女人一样想走出五里坡村，看看外面的世界和人生。因为没有文化，别说走进城市，就连到“省城替人做保姆”的想法，也被家人和村里人给否决了，都说她“不本分”。她长得很美，有一副“村姑式的乖巧和娇媚”，但毕竟已为人妻为人母，相夫教子才是她应尽的“本分”。嫁给了“有些迟钝的三民”为妻，被村里人认为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桃花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丈夫三民虽然“愚钝”，但有“一个会写文章人又长得漂亮的作家”嫂子和自己做妯娌，毕竟是自己的福气。不仅“近足者赤”会让自己避免吃亏又沾点灵气，就是教育子女身边有个文化人也省得去找别人。这是桃花理想化婚姻的寄托，是她崇尚文化却不能的心理安慰，在桃花看来，没有文化是她永远都无法追求幸福生活并难以逾越现实婚姻的局限性，就她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她平凡的婚姻，以及她的知识欠缺，也都会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绊脚石。因此桃花很悲观，她“着迷”《红楼梦》中的歌词，是因为“红颜薄命”的说法让她伤怀感叹。但是性别的优势和难于跨越的生育责任，却由此成为她心理自慰的疗伤剂和动力。生了两个女儿，还生怕别人揭短，发誓“再苦再难，儿子，我一定要生”。表面上看，桃花似乎把生育崇拜作为拯救自己命运的机会，实际上，这在男性劳动力制约家庭经济命脉乃至决定家族兴衰的血脉延续的中国农村非常普遍。
几千年形成的性别歧视，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当中可谓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且也早已形成了一种定势和一种习惯。男人没有儿子，脸上无光，女人生不出儿子，是女人无能。因此，桃花才会把“生儿子”上升到她生存意义的高度和生命价值的高度。她觉得只有如此才对得起“祖宗”，只有如此，才有在婆家站稳脚跟的资本。那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至理名言和金科玉律是不需要太高文化水平也能为之捍卫的真理。当然，人的生育意愿是需要有生育动机来实现的，受一定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所产生的生育需求与生育动机，往往是生育行为的利益导向，桃花非生“儿子”的需求不仅有观念动机，也有着内部环境（怕丈夫和婆家人揭短）因素的制约，由此导致了桃花自我认识价值观念的改变。她从向往知识、向往城市生活到安于“本分”甘心为丈夫三民一生再生，一种人生价值观偏离的愚昧，却也导致了丈夫三民对于她追求幸福生活的致命影响。丈夫三民要不回村干部欠他们家的饭钱，桃花却能要回，丈夫并不认为这是自己无能，反倒认为是桃花和村会计“四狗子睡过了”等等。更为可怕的是，丈夫三民不仅侮辱妻子的人格，还固执愚蠢，“编排自个儿老婆”不正经，“一根筋似地”地逼着桃花喝下“草棚子角落的半瓶农药”。由此，桃花为了她的清白和人格尊严，上演了旧时代妇女用生命作为代价的悲剧。
更为可悲的是，桃花淹没在自以为能够给予她尊严的地狱世界，撕碎了自认为生儿子就是她生存价值确保婚姻地位的保单，以生命的终结来寻求公正。然而，她错了，她用生命只换回了“四狗子”被无辜强求赔偿的四千元钱，却又促成了三民全家为分钱不公，而“厮打成一团”的恶作剧上演。小说在这里埋下的伏笔非常巧妙，有着令人震惊的一箭三雕之功效。首先，三民的一家人为了分钱，也许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老死不再往来，使家庭组织提早崩溃；其二是钱分的再多也买不回来桃花的命，由此造成三民的精神压抑和心理压抑会使他今后日子更难过；三是桃花虽死，是被三民逼死的，这会让这一家人在村子里的声誉更难堪。小说留给读者的暗流涌动的想象空间，是小说叙事结构的成功所在，既有批判命比钱还贱的讽刺寓意，也有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形成的同构关系，更利于读者解构小说的意义所在。
看来作者并没有想把五里坡村当做地狱的入口处，她想以桃花的死来告诉世人：死，并不是女性追求尊严的唯一出路，而是女性自视弱者的表现。作者并不赞成桃花的无畏牺牲，她觉得“死”对于桃花甚至是所有的人，并非是“物化”不再受难的一种解脱，而由此引起的更大灾难才是可怕的。像桃花的死一样，使她的女儿因此而过早地失去了母爱，不利于女儿的成长；父母因她的死，也失去了精神依靠，不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无辜的人因为她的死，跳到黄河也洗不净冤情等等。小说能带给读者这些思考，体现出小说对于女性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成功的，表明作者对于女性生存价值的关切以及心灵挣扎的揭示，具有时代意义的感召色彩！
这种时代意义的感召色彩，在徐小兰的另一篇小说《水镇飘雪的早晨》（以下简称《水》）中有了更加完美的诠释。徐小兰在对“桃花”无谓地抛弃生命而伤怀祭奠之后，让《水》中杨雪玉的出现，和桃花形成的鲜明对比，成为女性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典范，有了更深一层的人性解剖含义。杨雪玉同样是生在农村，同样有着天生丽质的长相，同样也没有能考上大学，而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农村的青年结了婚，但杨雪玉却有着和桃花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有着不卑不亢不放弃自我的生命意识。先是争取在农村小学当老师教书育人，虽然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但通过自学，让她“所带的班级的语文成绩”竟然“在全联校名列前茅”。事业上的成功本该给这位自强不息的女人以安慰，但是命运往往很诡异，你越是顺利成功就越很脆弱，越容易捉弄人。小说制造杨雪玉的离婚悲剧，并非感情破裂，而是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让丈夫无法接受妻子的能干和抛头露面，觉得这使男人很没有面子，从而要求离婚。就因为离婚，却让杨雪玉成为“无家可归”的罪人，很让人痛心而感慨不已。农村约定俗成的民风习俗，不允许离过婚的女人住在“娘家”，是怕给娘家人带来灾难，特别是在春节期间。杨雪玉又一次被封建意识桎梏着，有家不能归，命运似乎在逼迫她向桃花的结局走去。然而，小说给予我们的惊喜是一部原生态的女性生存的挣扎史。首先，杨雪玉在痛苦和无奈中接受了农村这种民俗习惯，尽量理解娘家人的绝情而对于生命的威胁；其次，杨雪玉并不认为孤独会使人丧失意志，反而会成为一种动力，因而在她年轻充满生命活力的抗争中，不是哀怨与气馁，而在困境中挣扎与奋起，以女性特有的耐力去实现经济的独立，以自己辛酸痛苦的遭遇去发人深省：我们这个社会制度还不健全，农村文明还需要加强建设，农村一些恶习还需要尽快剔除等。只有如此女性才能够走出心灵桎梏，展现生命的奇迹。
按照小说之前的叙述逻辑，杨雪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她在女人所谓一生的两大机遇中，都是失败者。一是靠升学，知识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她错过了。二是靠婚姻，嫁一个好丈夫，衣食无忧也能改变女人的命运，她也失去了。尽管这两大机遇的说法有封建的宿命论影响，而宿命论又是以“因果”作为基础的，关键是杨雪玉并不认为女人的自强是导致自己陷入困境的“因果”，她有着和生存法则抗争的勇气，有着不被邪恶所吓到的心理素质，反而懂得要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内心，在于对待善与恶的心态，而改变心态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审。所以杨雪玉既没有顾影自怜，在离婚之后又有不少男性上门提亲，她也没有孤芳自赏，最终以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拯救者形象，以珍惜、挖掘女性价值的有效手段，在与三位男性的不同追求的交往中，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稳重，更加深刻而理性。特别是她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也没有放弃自审，在发现自身缺陷与不足中及时改进与纠正，使她实现对于感情世界的追问到心理承受能力的跨越，最终又找回了自己。
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虽然都处在相同环境的农村，同样受到封建婚姻思想的制约，同样遭到女性难于逾越的男权社会文化的心灵桎梏，但却产生出截然两种不同的命运结局，产生出天壤之别的女性价值认同和生命意义的高度，这是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所在！徐小兰以这样两种女性的不同的命运结局，形成鲜明的价值认同思考，使作品的可读性有了更上一层的深意。出路并不都在于客观条件，内因发挥作用，正确看待人生，就会变劣势为优势，前程充满光明。不仅如此，作者对于农村民风习俗与生活丰富多彩的描绘与刻画，为小说的人物形象的灵动鲜活做了更有利于入“心”的铺垫，让读者难以忘怀，使其散发出迷人的女性挣扎史的魅力，如朱凡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切肤的痛惜”和一种“徐徐渗出袭人的凉意”令人回味，以至于让我们从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经济基础等的反省中，找到桎梏灵魂挣扎的深层原因。所以说，徐小兰在为女性的“生命存在”收复历史抛弃的文化秩序的时候，也为解构女性的心灵桎梏找到了生存希望，这才是徐小兰的小说最值得欣慰的审美价值。
（199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