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华为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肩负着民族工业的希望。咱华为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进了华为就进了更大的学堂。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智慧和知识放射生命的光芒。咱华为的人，就是不一样，全都是优秀的儿女，才情放在事业上。咱华为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兴旺，贡献青春和力量。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赢得荣光。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不同的岗位构建共同的辉煌。
创作于1939的《黄河大合唱》之所以能够一下传开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了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激励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部队做思想工作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合唱，从此可以看出任正非热衷于大合唱的原因了。任正非每次听大合唱都会热泪盈眶，想起过去在部队的生活，又想到华为艰巨的任务在自己身上。
任正非不苟言笑，说话大嗓门，而且心直口快，往往会得罪不少人，这些都是部队教给他的。如果说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任正非性格的一部分，那么在部队则塑造了任正非性格的另一部分。军人性格是一笔财富，任正非的这种性格影响着华为的成长，也影响着华为的每一位员工。
9.敬畏科学
任正非崇尚科学、热爱科学，时时紧握科学这杆大旗引导着华为前进。任正非要求华为每年不低于销售额10%的资金投入研发，这一比例在全国电子百强中排名第一。
全球著名的科研制药机构美国默克公司的创始人默克说：“我只相信科学，科学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2000年，默克公司在美国聘用了800多名科学家，他们都是来自于顶级的学院或是科研机构。默克公司吸收这些最优秀的科学家，致力于突破性的产品研究。公司还增加内部投资，通过与40多个研究单位和大学合作，确保默克公司在尖端科技上的领先地位。从华为过去20年的经营方式看，把任正非称作“中国的默克”一点也不为过。
任正非是一个十分热爱科学的人。进入部队之后，他一直负责技术钻研工作。最初，任正非是贵州安顺地区一家军工企业的通讯兵，由于技术过硬，他被抽调去参与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在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科技作用的大背景下，任正非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有过很多项的发明创造，而且两次填补了国家科技发明的空白。任正非的优异表现也为他带来了许多荣誉。
1978年3月，任正非作为军方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这次会议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中有6000多名代表，但是35岁以下的只有150余人，当年任正非33岁，而且还是军方代表中少数无党派人士。这次大会对任正非的影响是重大的，不仅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认可，更对他以后创立华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任正非崇尚科学、热爱科学，时时紧握科学这杆大旗引导着华为不断前进。任正非要求华为每年不低于销售额10%的资金投入研发，这一比例在全国电子百强中排名第一。华为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成都建立了6个国内研究所；在美国的硅谷、达拉斯、瑞典、印度、俄罗斯建立了5个国外研究所。随着华为的不断壮大，华为先后与英特尔、摩托罗拉、微软等大企业成立了合作实验室。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自2002年以来，华为的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中国企业的第一位，与其他跨国公司不相上下。截至2006底，华为累计申请国内专利近2万件，申请PCT国际专利和国外专利2122件。
任正非为了警示员工要牢牢绷紧科技创新这根弦，他把坂田基地的道路都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像贝尔路、居里夫人路、冲之路、张衡路、稼先路，等等。华为的员工都知道有这样一些路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任正非亲自命名的。
1997年，任正非访问美国公司，参观了他情有独钟的IBM公司。任正非怀着十分愉悦的心情参观了贝尔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是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长途电视传送、仿真语言、有声电影、立体声录音以及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自1925年以来，贝尔实验室共获得2500多项专利，现在，平均每个工作日获得3项多专利。贝尔实验室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生产和提供富有创新性的技术，这些技术使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公司在通信系统、产品、元件和网络软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任正非参观贝尔实验室时说：“我青年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情超越爱情。”任正非参观了大厅中的贝尔实验室名人成就展，一向不愿意照相的任正非在巴丁的纪念栏下照了相。巴丁发明了晶体三极管，开创了人类的电子新纪元。贝尔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把一个纪念巴丁发明晶体三极管50周年的纪念品送给任正非，任正非感到极大的荣幸并说道：“巴丁不仅是贝尔实验室的巴丁，也是全人类的巴丁。”任正非对科学和科学家有着神圣的崇拜之情，尽管他把科学的入口处称为地狱的入口处，而现在的华为正脱离地狱向天堂入口迈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正非对科学的痴迷本质上是认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华为作为一家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科技兴则公司兴，科技亡则公司亡。任正非崇敬科学，他把科研进行到底作为自己的使命，才造就了华为今天成为世界上科技领先的企业。
10.内贫外困创华为
在香港有让人崇敬的艰苦创业的李嘉诚，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有艰苦创业的任正非。任正非以难以想像的毅力与员工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终于迎来了华为的光辉岁月。
有人说“创业容易守业难”，这是一句不怎么负责任的话。纵观从古至今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哪一个不是在经历千辛万苦、千锤百炼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开创了一番自己的天地。曾蝉联亚洲首富、长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李嘉诚的成功最有说服力。李嘉诚14岁在一个小茶楼里做伙计，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一年后，李嘉诚离开茶楼去了一个钟表行谋生，一干就是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强迫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勤奋加上聪明，他成了钟表行里的一把好手。此后，17岁的李嘉诚又去做了一名五金厂的推销员。在寒风里，在烈日下，李嘉诚穿梭在每条大街小巷。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李嘉诚选择了独立创业，起初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顾客纷纷退货，工厂面临倒闭的危机。为了获得高新技术，李嘉诚选择去一家外资工厂当清洁工，在此期间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李嘉诚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诚恳的为人，把长江实业做成了一个大型的集团企业。
在香港有让人崇敬的艰苦创业的李嘉诚，在与香港相隔一河的深圳则有一个艰苦创业的任正非。
1988年，解放军团级干部退役的任正非，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以2.4万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公司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内办公，业务就是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利用差价来获得利润。
后来华为的办公大楼搬到了南油工业园。所谓办公大楼其实每一层都是仓库型的房屋，华为公司就租用了里面的十多间仓库。当时华为员工的生活极其艰苦，他们的吃住睡都是在这些仓库里。员工们在仓库的一头用砖头切开一些单间，员工就睡在这些单间里面。仓库是很少有窗户的，这些单间在白天都像是地下室一样，阴暗又不透风。在仓库的另一头堆满了从香港公司购买的交换机的配件和组装好的整机。员工在仓库的其他空地开发用于作配件的板件，将买来的配件组装成整机，再运送到市场上销售。任正非和员工一起吃住在公司，与员工一起加班、熬夜。
在《华为发展十年回顾里》有这样的描述：
创建之初，办公条件简单，蚊子又多，张燕燕躲在蚊账中写信封，
向用户发信函，令人难以忘怀。郑宝用同志从40门交换机做起，又做生产工人，又去前线装机。一个搞激光的外行，经历摸索后，大胆地提出来瞄准世界最先进水平、赶超AT&T5号机，又碰到任正非这个傻子，他们多么像现代的堂吉诃德。回想起来，全身发抖，全世界没有我们这么搞科研的，同时采用这么多新技术，没有样机借鉴，一步到位地从头设计，幸亏我们成功了，失败了后果真不堪设想。历史上只有敢想才能敢干，只有敢于革命才能善于革命。他们这种敢于创新之魂，终于流入中央研究部数百人之魄。一个25岁身轻如燕、骨瘦如柴的李一男，担负起中央研究部总裁的担子，任期内要与国际接轨，不仅要在技术上，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上也要与年科研经费数十亿美元、研究人员16600人的爱立信靠拢，担子之重，可以想像。
创业初期的任正非和父母、侄子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做饭是在狭小的阳台上，吃饭是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当时广东在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任正非回忆那段创业初期的岁月，感慨万千。
华为创业之初不但有“内忧”，而且“外患”也很严重。当然，这种问题时时刻刻都是存在的，只是对于那时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华为来讲，更是一种考验。在《华为发展十年回顾里》有这样的描述：
华为创建在深圳倒买倒卖的时代，知识无用论有过于“文化大革命”，那里只要会21寸、方角、遥控就行了，搞技术人家说是傻子。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华为的创业艰难可以想像。又经历了深圳的泡沫经济时代（房地产、股票），一个真真实实做学问的公司受到的冲击可以想像。在开放之初法规不健全，腐败四生，华为要在这种环境建立自己洁身自好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在创建之初，员工每月工资200多元，后来升到300多元，还要拼命努力，许多人累垮了身体，看着人家轻松地倒买倒卖就可以舒适生活，勤劳的人有何感想。华为创建在中国提倡科技个体户的时候，要重建集体奋斗的组织平台，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悲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高科技产业稍有不慎，就会落在后面，以致消亡。
如今的华为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华为了。华为公司在任正非的率领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资料显示，2005年全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453亿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40%左右；到2006年，全年的销售业绩达到656亿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45%左右。截至2007年2月，华为在全球累计获得了67个3G的商用合同，WCDMA的合同达到35个，其中12个来自欧洲。日前，华为已经累计为“全球电信运营商50强”企业提供服务，并且实现规模进入日本、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成功实现了走出去的战略。英国经济学家评论：
“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曾经和华为有过“官司之交”的思科公司，其董事长这样评价华为：“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华为经过20年的发展，在任正非的领航下，由小小的代理商变成了如今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华为的国际化战略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在业界初步树立起国际化的品牌形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运营商的认可。任正非也被许多创业者视为心中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11.长子责任心中藏
任正非是长子，下面有6个弟妹，因此任正非还需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任正非照顾弟妹，既严厉又温情。任正非也把这份情感转移到了华为的管理上。
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到了西汉，董仲舒对“五伦”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三纲和五常之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理、智、信。虽然一提到“三纲五常”就被人们认为是封建社会的渣滓，是与现代社会发展所不容的事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像仁、义、理、智、信这些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无论是“父子有亲”也好，还是“父为子纲”也好，都说明了父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任正非的观念里，“父为子纲”不是愚忠父亲的教导，而是接受父亲经历风雨后至理至善的教诲。
任正非是家中长子，所以父母对于他的期望和影响特别大。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作为长子的任正非所承担的必然要比一般的孩子承受的多，也因为这些压力，使任正非成熟得非常早。
1967年重庆武斗非常激烈的时候，任正非扒火车回到了家。谁知第二天一早就被父亲赶回学校，父亲对任正非说：“别人不要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照顾好弟妹。”任正非穿着父亲脱下的一双旧反毛皮鞋就走了。他感受着父亲的一言一行，在“战火纷飞”的重庆牢记父亲的话潜心学习。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任正非此时虽然不要再照顾弟妹了，但是依然改不了那份作为长子的性情。
任正非对待普通员工很好，从来都不会轻易地批评普通员工，而且对他们的事情特别关心。有一次华为的几名员工在电梯里抱怨华为为何不在基地建立财务系统，让他们不再为了出差结账和报销的事情在基地和总部来回奔波。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当时任正非恰好也在电梯里，直到他走出电梯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了他。员工们以为这下坏事了，可是没想到的是十几天之后财务系统就建起来了。
曾任华为总裁办主任的胡红卫这样评价任正非：第一，任正非是发自内心地期待别人好，“真心为你好”这一点是掩饰不住的；第二，处理问题公平公正。任正非对待离开的员工也非常宽容，从不设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