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受毛泽东的影响是深刻的，所以他才会不自觉地模仿毛泽东的言论和表现。但是任正非对毛泽东的模仿不仅仅是表面的，最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华为的企业管理上。从华为的发展来看，任正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习不仅是形式上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本质上的学习。
17.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专家
华为是一个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企业。群众路线的含义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与领导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最终达到胜利的目的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贯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始终。
任正非是“学毛标兵”，因此走群众路线也成了他领导华为走向成功的一件法宝。任正非曾经在一次总裁办公会上说道：“毛泽东会打枪吗？谁见过毛泽东打枪？他要打枪恐怕要打到自己的脚趾头上。但是毛泽东会发动群众，会发动干部。”华为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含义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与领导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最终达到胜利的目的地。
1995年，视察过华为的上级领导都称赞华为的企业文化好，任正非慢慢发现，员工干部们后来就经常把企业文化挂在口头上，可企业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根本说不清楚，因此任正非觉得，只有把员工和干部组织起来讨论才可能把企业文化变得更清晰。1995年9月，华为公司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讨论下来，才发现任正非赞同的观点往往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的观点就被任正非否定，通过这次大讨论，华为员工在企业文化的认同方面取得了较高的一致性。
1996年，华为启动《华为基本法》大讨论。据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吴春波回忆说，起草者们在华为调研时，华为的高层每个月都会牺牲两个周末的上午休息时间来参与讨论，有时候甚至停产停工，全公司员工都参加讨论会。《华为基本法》完成初稿之后，任正非又发起“群众运动”，发动所有干部员工参与讨论并提出意见。“基本法”第四讨论稿登刊在《华为人》上，任正非要求所有华为员工带回家读给家人听，然后回公司提出建议。这也算是员工工作积极与否的一种表现。
《华为基本法》修改到第八稿的时候终于定稿，前后共进行了十次删改，从初稿到定稿前后花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为基本法》是全体华为员工的共同结晶，是华为走群众路线的产品。任正非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抛弃“基本法”，这是经实践检验的正确法规。
华为的大事件都是由广大员工一起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2002年7月，当时的华为正处于困难时期，华为财经经营管理部的领导倡议，要求所有总监一级的干部自愿降薪10%。此提议一出，华为公司的各大部门纷纷响应。2003年春天，以任正非、孙亚芳等为首的华为高层和总监级以上的干部自愿降薪10%的454份申请送到了人力资源部。但这次降薪仅限于总监级以上的干部，技术骨干和业务专家都不允许参与。这次申请中有92人没有被批准，在公司渡过难关之后所有人员也恢复到以前的工资。这次集体降薪很容易使人想起1996年市场部的集体大辞职，都是公司掀起的“群众运动”，对于华为来讲，这些事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任正非主持会议少不了的就是会后讨论与学习。他每发表一次重要的讲话，都要在华为公司上下展开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全体员工学习、讨论、交流心得，最后还要写学习体会。有些华为的新员工对这种学习方式非常不适应，有人私下说：“这就像是政治大会，而不像一个企业的学习大会。”
2000年之后，任正非开会的这种模式有所改变，开始向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学习。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要的是变革而不是革命，我们的变革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变革中任正非处理矛盾的手段显得更加成熟。华为这一系列改变中惟一不变的是华为的大合唱，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艺活动，而是一种团队精神的训练课。
1996年，当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朱丽华参观华为，并且与任正非等公司高层进行了交流。会后朱丽华在其他的场合评价说：“任正非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任正非听到后曾私下表示：“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家。”任正非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自我政治认可感，主要是源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修习和运用以及他极强政治的敏感度。在热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企业家里面，他是运用最成功的一位。
18.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去商战
游击战在华为主要体现为“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占领城市”的市场策略；运动战则主要体现为华为著名的“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战略的关键点上，以超过竞争对手的财力、物力、人力，使竞争对手没有还手的余地，实现重点突破。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包括比较常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的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动战的原则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华为在开拓市场上对于这两种战术都有运用，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游击战在华为主要体现为“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占领城市”的市场策略；运动战则主要体现为华为著名的“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战略的关键点上，以超过竞争对手的财力、物力、人力，使竞争对手没有还手的余地，实现重点突破。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任正非经过实际考察发现，农村市场线路条件差、利润非常薄，国外的厂商都不愿意或者是没有精力去开拓农村市场，只是盯着国内的各大城市进行业务拓展。这就给华为这些国内通讯设备企业带来了商机。任正非要求全部销售人员深入到县城和乡镇市场。华为从广大农村和福建、江西这些稍落后的省份开始入手。在这些落后的地区，通讯设备的供应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如进入黑龙江的时候，当时爱立信等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办事处只有三四个人。华为进入之后，常年都有200多个人驻守那里。华为的实力单薄，因此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县、市的网络项目。市场的争夺使华为慢慢地强壮起来。一路由小做大，逐渐进攻到省级、国家级的骨干网络市场。2002年，华为建立了200多个地区经营部。到2005年，华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思科，位居全国第一。
在已攻占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华为开拓国际市场也依然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相比于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亚非拉国家无疑是“农村”。海外攻占的重点是规模较大的俄罗斯和南美地区。2000年开始，华为开始在其他地区展开全面进攻，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以及中东、非洲等区域市场。2001年华为在这些地区年销售额达到3亿美元，华为的品牌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逐步打响。华为的最后一步就是“围攻城市”，即抢占欧美市场。2006年和2007年，欧美市场的销售成为了华为销售的重要推动力。
运动战这种作战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对战场地形有了解的一方采用的一种积极进攻方式，一般而言，运用这种作战方式的部队通常会利用广阔的活动空间来转移军事力量，作战兵力经常昼夜兼程前往一个预定的战场进行埋伏，趁敌方分兵行动时，集结数倍于一个分队的力量展开包围战进行歼灭。
华为将运动战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任正非认为，要战胜敌人，就必须要集中多于敌方数倍的力量去攻击它，才能取得胜利。任正非要求华为集中全部力量专注核心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任正非坚信只有技术领先，才能打倒对方，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
华为把主要竞争对手的力量引向它们薄弱的地区，拉长战线，这样就分散了对手的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道：“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
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序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这样就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
2003年1月23日，思科正式起诉华为公司及华为美国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知识产权。这是华为国际化路程上不能不提的一场战役。其实，思科之所以起诉华为，看到了在美国市场上华为对自己的威胁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打赢这场变相的市场争夺战，任正非亲自指挥了这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战役。在思科状告华为侵犯知识产权时，任正非就是运用拉长战线的战略使思科力量分散，无法应对。任正非一方面在美国聘请当地最好的律师对阵，另一方面与思科的死对头3Com公司结盟。这次结盟使华为的力量空前强大，并且使思科公司认识到自己在这场诉讼中并不占有优势。在思科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华为思科案最终和解，而和解就意味着华为的胜利。
从1999年的5000万美元到2003年的10.5亿美元，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保持着连年翻番式的增长。2006年，华为的全年合同销售额达到110亿美元，比2005年的82亿美元增长了34%。据华为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华为的NGN系统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18%，排名第一；交换接入设备全球出货量连续3年居第一；光网络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第二。华为今天的成就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运动战”战略是分不开的。
截至2004年底，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曾经参过军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多人。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华润集团的宁高宁、华远的任志强、科龙的潘宁，等等，都是从毛泽东思想这所大而无形的“学校”中培育出来的。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用到企业的拓展上来，既是灵活运用，也是一种创新。在这一点上，任正非无疑是佼佼者。
19.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
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我们知道，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用先进的理念、远大的理想、执著的信念鼓舞人去做有价值的事情。
1981年6月，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政治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下层建筑具有反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决定劳动能不能带来更大的价值。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价值，就是指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建设的效用，即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提供服务，为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可靠保证，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做思想政治工作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开会、讲话和学习讲话。最著名的有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曾引起巨大的反响。
任正非也是一个搞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他主要采取的方式也是开会讲话、学习讲话，写学习心得等。
华为的一位员工曾经做过统计，他最多一周内参加过10场会议，写过8份会议总结。过多的会议让许多员工疲于应付。一位在华为的中研部工作过两年、现在在加拿大从事软件开发的人说：“华为的管理有点像中国‘文革’时的那一套。动不动就召集起来进行政治学习，学习老板的某某重要文章，然后要挨个发言，谈谈对该文章思想的认识，然后要表表决心。每个人的发言都有秘书记录在案。老板对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所谓精神十分欣赏，整天号召大家做雷锋、焦裕禄，提倡无私奉献。”虽然员工多有抱怨，但是华为的会议之多依然令人咋舌。公司规模扩大后，官越大，级别越高的会议就越多。许多管理人就是开完这个会开那个会，一天到晚都是沉浸在文山会海里面，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从事业务管理。华为的员工反映，开会是必要的，但是过于频繁就不好了。会议过多，流程又特别复杂，这样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长此以往，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任正非也慢慢发觉太多的会议、学习讲话并没有实际的用处，许多员工开会根本就是应付，无心听讲，于是他决定多做实事，减少会议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思想工作。
任正非的思想工作不单单表现在开会上，在其他场合他也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华为并购港湾之后，为了化解港湾中华为旧将的顾虑，任正非对他们讲：“分分合合也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把这个规律变成沉重的包褓，是不能做成大事的。患难夫妻也会有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只要大家是真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从现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