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凭吊八阵图遗迹，写下怀古诗篇，其中最有名者应属杜甫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从历史上看，诸葛武侯确曾到过奉节地区。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他率军西上入川，曾经过这里；十一年后，他又赴白帝城永安宫接受刘玄德托孤的重任。据说他当时在江滨迹坝之上，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此外，他一直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与怀念，甚至后来形成每至农历正月初七，当地百姓彳顷城而出，“结伴纵游八阵图之间，称为踏迹。据说，有个姓赵的渔民，在八阵图的沙迹上拾到一块其形如枕的石头，带回舟中以后，每到天将破晓，便闻石枕中有鸡鸣声。他把石头破开一看，内有“诸葛鸡鸣枕”五字。人们由此更加崇敬诸葛亮朝夕为国辛劳经过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研究，八阵图可能是长江和梅溪河洪水冲下的泥沙淤积而成。该地在枯水季节，迹坝露出水面时，还有盐商从地下石缝中溢出。古时的人们便在此垒石建灶取卤煮盐。在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两国黎民百姓曾为争相取盐而厮斗，甚至两国以兵戎相见。那倒是会有排兵布阵的场面出现，不过那是远在三国时代之前的事了。八阵图的传说是很动人的但是，它对长江航运却为害不小。听说近年来，已在该地挖石取沙，在不损三峡盛景的前提下，既保持主航道畅通，又有了供白帝城建筑用的沙子与石块，可谓一举数得。
沙漠丝路在哪里
提起丝绸之路，我们心中就会浮现这样一幅浪漫的画面：一个难见首尾的驼队，驮着成捆的丝绸，伴着叮当作响的驼铃声，艰难缓慢地跋涉于大漠之中。
中国的古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因着名的丝绸之路而光耀天下。先秦以来，丝路的格局尽管变化万端，但在塔克拉玛干南、北的天山南路的两道却变化不大，根本原因还在沙漠的阻隔。尽管变化不大，却至今无人能准确说出它们的途径。现代地图无一例外标注的都是“示意图”，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在古代，中国人自己并不把它称为“丝绸之路”，它只不过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路，从西安直抵嘉峪关，并西行至新疆的这一段被称为“皇家驿道”。而在新疆境内的路段则称为“天山南路”，因为这条路最早的两道——北道和南道，都位于天山以南。而这条路上，除了运送丝绸之外，重要的商品还有玉石、茶叶，甚至黄金等。不过，丝绸的运量是大宗的，对追求穿着的欧洲人来说，来自中国的丝绸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克拉苏率军与安息人大战，在卡尔莱一役，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克拉苏也殉身沙场。据说罗马人的败阵原因，除了长途奔波的疲惫外，就是临战时安息人突然展开了鲜艳夺目、五光十色的军旗，使罗马人彻底丧失了斗志。这些军旗就是用罗马人从未见过的中国丝绸制作的。这说明中国丝绸早就贩售到了安息。而在卡尔莱战败后不到十年，罗马人通过战争也获得了第一批丝绸织物。很快，罗马人即以穿着丝绸为时髦，以至罗马元老院不得不诏令男性臣民不得穿着丝绸，妇女穿着也受到一定限制，以保存他们的“国粹”。
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的追求是禁止不了的，丝绸终于在罗马、欧洲流行开来。在追求丝绸的同时，他们也渴望对产丝绸之国的了解，在早于罗马获得丝绸的希腊，有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写道，丝绸产自于一个西方无人涉足过的一个遥远的民族，这个民族就叫“赛里斯”，即“丝国”。“丝绸之路”的称呼，首次出现于德国着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于1887年出版的三卷本专着《中国——我的旅行志研究》中。另一位知名学者赫尔曼教授率先接受了“丝绸之路”的提法，他在1910年出版的一部极有价值的着作，就以丝路为名，题为《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从那时以来，各国出版和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论述丝路的专着、论文，其中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1938年）和法国东方学家吕斯·布尔努瓦教授（1963年）出版的同名着作——《丝绸之路》是脍炙人口的两本书。
中国的商路延伸到了罗马，从西安至此，直线距离达四千二百英里，加上沿途迂回，总长在六千英里以上，相当赤道总长的四分之一，成为横贯欧亚大陆整个旧世界的最长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
新疆境内丝路，以东西向为主道，南北向为支道，殊途而同归，合并于里海南岸。在新疆境内却变化万端，形成交错的布局。在主道上，天山以南有南、北两道，天山以北有天山北道和草原道，重要的支道有五船道、伊吾道、车师道、赤谷道、碎叶道、弓月道、热海道等等。
天山南路两道中，北道“波河西行”好解释，沿着塔里木河走即是，而南六道的“波河西行”就说不通了，现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河中，除了车尔臣河以八外，都是向北流的，哪里有一条河可供沿河走呢？但是，在沙漠中旅行又是万万少不了水的。于是，有人猜测，当时有一条东西方向流往罗布泊的河。其依据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中记述，塔里木河的南源，以帕米尔高原歧沙为分水岭，其北为喀什噶尔河，其南为叶尔羌河，两河均向东流，成为塔里木河的南北二河。
对塔里木河南河的流经地区，《水经注》是这样记述的：它流经汉时葱岭八国中的无雷、依耐、蒲犁等国之北，又经古皮山国北；然后，与于阗河（即今和田河）汇合。汇流后又向东流经塔里木盆地南部的扦弥国（今克里雅河下游喀拉敏），这时又有克里雅河汇入，再流经精绝国（即尼雅），汇人尼雅河。由此继续向东，在古且末国北汇人阿耨达大水（即车尔臣河）的支流占且末河(阿耨达大水的主流自向东直人台特马湖）。然后’从鄯善国（今米兰附近）向北流人罗布·白，确切一点说实际上是流人与罗布泊相通的台特马湖。
塔里木河南源的北河一径向东北，在温宿（今阿克苏）南，汇合枝水（今阿克苏河），以后又相继汇人姑墨川（今哈拉玉尔衮河）、龟兹川（包括尔川水和西川水，即今库车河和渭干河）、敦薨之水（今开都河一孔雀河水系），浩荡东去，径注渤泽，即罗布泊。
在郦道元写《水经注》的一百年前，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就记述了他横渡塔里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了南、北二河，并且写道：“南河自于阗(今和田）东于北至鄯善人牢兰海（即罗布泊）”，说明当时和田河并不是向北流，而是向东偏北，并且直接流人罗布泊的，再一次印证了《汉书》所说南、北二道均“波河西行”的事实。
对塔里木河南、北二河的存在，从古至今，在史学界、地学界均莫衷一是。例如，清代的杨守敬，尽管为郦道元的《水经注》作解释，编写了《水经注疏》，但对郦道元关于塔里木河有南、北二河的观点仍持反对态度，认为“南河”、“北河”的提法，是“互受通称”，不过是一条河有两个名字而已，理由是即使古今河流有变迁，也不至于相距千余里之遥。他不明白，任意摆涉游荡，是沙漠河流的一大特点，塔里木河的“无缰之马”的别名，即因之而来，其北面的河道，南北摆涉就达近二百公里，为什么就不会东西游荡呢？并且，塔里木盆地盛行的东北风和西北风这两种风向，给塔里木河南河的东西游移创造了动力条件。而且，水系变迁达千里之遥就有现成的例子，前苏联中亚沙漠的阿姆河，既曾归宿于里海，后又改流向咸海，两海距离就在千里以上。
关于南河的争论，也许还要长时间地延续下去。然而，西汉时南道诸国。如且末、精绝、扦弥、皮山等，都在距现代公路线很远的沙漠之中，深的在一百五十公里以上。有的人将这一距离作为沙漠南侵的证据，这是不正确的。当时，这些古国、古城周围巳是沙漠环境。如玄奘归唐，沿南道东行，皮山国“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丘坟也”；尼壤城（即尼雅），城西是沙碛，城东是大流沙；靓货逻故国（安迪尔河下游）“国久空旷，城皆荒芜”。而汉时这些城郭之国东西往来十分频繁，农业、园艺、酿酒等业十分发达。以这些古代遗址连线，我们自然可以了解到当年丝路的途径。如果选出一些路段进行适当的发掘，也许可以找出被沙埋没的丝路，重展历史的光辉。
楼兰古国何故消失
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活跃着一个髙度文明的古代王国——楼兰。作为西汉三十六国之一，它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公元4世纪以后，这个王国突然神秘地消失，成为“城郭巍然，人物断绝”的不毛之地。昔日名城陆沉于流沙之下，通往楼兰的古道也被沙漠淹没，留给人们的只是无限的悲凉与悬念。围绕楼兰古城兴衰的一系列问题遂成千古之谜。楼兰绿洲是怎样消失的？楼兰古城是如何兴衰的？楼兰人又是如何生产生活的？这些问题千余年来，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扉。
楼兰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部边缘。这里地势险要，沙丘纵横风蚀而成的“雅丹”地形如同此起彼伏的波涛。四周没有任何植物，全然一片浅黄和浅灰，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荒凉寂寞的世界。古往今来，不计其数的商贩、香客、僧人、盗墓贼、探险家在此迷路丧生，楼兰因而有了沙漠“百慕大”之称。
东晋僧人法显赴印度取经曾途经此地，他在游记中形容这里的自然景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13世纪初，意大利着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欧洲到中国也途经楼兰，他形容说：“这片沙漠是许多罪恶与幽灵出没的场所，它戏弄往来的旅客，使他们产生一种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
19世纪以前，人们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的古代文明几乎一无所知，这里只有极少数来自邻近地方的盗墓贼问津。他们把沙漠古城中发现的文物带到和田及喀什集市上叫卖，这引起了欧洲旅行家的注意。
1895年2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先闯入罗布地区，打破了罗布沙漠的沉寂。在考察过程中，由于突遇风暴，斯文·赫定险些丧命。亏得一只水鸟将他引至一小水潭边，才使他幸免于难。
斯文·赫定的第二次塔克拉玛干之行则充满了戏剧性。1899年9月，斯文·赫定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贝尔的资助下，开始了对塔克拉玛干的第二次探险。斯文·赫定一行驾小舟沿叶尔羌河进人塔里木河，抵达若羌绿洲。1900年2月，他又组织一班人马向罗布泊荒原进发，3月29日深入到罗布泊西北岸。在准备宿营时，他发现铁铲不慎遗失在昨天停留的地方。茫茫沙漠，水是性命攸关的东西，而铲又是他们惟一的挖水工具。斯文赫定不得不命令向导艾尔德克回去寻找。
艾尔德克强忍饥渴立即出发，幸运地找到了这把铁铲。就在他返回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使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风暴停息后，艾尔德克面前出现了一些高大的泥塔和房址，起初他以为这是千年难遇的“海市蜃楼”，但走进一看才发现这是一座被风沙半没的古城。当艾尔德克带着古城中的木雕，并将所遇的一切告诉斯文·赫定时，斯文·赫定欣喜万分。他的工作日记记录了这位探险家当时激动的心情：“这些精巧的蜗卷文和草叶文雕刻使我眼花缭乱了，我打算再回去，但是这想法太愚蠢！我们只有两天的用水，于是我决定明年冬天做好准备，无论如何也要回到那座古城去。”
由于斯文·赫定预感到艾尔德克的发现极为重要，将会“使亚洲中部古代史上得到不曾料到的新光明”，所以他迫不及待，于第二年初春，就重返沙漠中那座神秘的古城。“在泥塔底下支搭帐篷”，大肆盗挖了一个多星期，共掘获了一百五十件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残纸、少量怯卢文书和大批汉、唐古币及各类精美的丝织品和雕刻品。回国以后，斯文·赫定根据古城出土的住户文简牍上的“Krorana”一词，认定这座古城正是我国古代史籍所记载的楼兰。消息一经传出，立即轰动世界。此后，楼兰便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着名的考古圣地之一楼兰古物也成为各国冒险家激烈争夺的对象。
继斯文·赫定之后，更多的西方“探险”者纷至沓来。
1906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两次对楼兰及周围遗址进行盗掘，出土的各类古物包括汉代丝织品、建筑构件以及大批汉文、怯卢文、粟特文的木简残纸，皆被他席卷而去，其中有不少珍品至今还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人梧瑞超，他在楼兰掘获了大批魏晋时期的汉文、怯卢文木简残纸。着名的“李柏文书”就是他这次发现的。李柏其人见于《晋书·张骏传》，前凉时期任西域长史。这件文书的发现为了解前凉如何经营西域，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但桔瑞超未能准确记录文书的出土地点，以至关于这批文书发现地点之争至今仍在继续。1910年桔瑞超经俄国进人新疆，重访罗布泊西岸，再次获得大批楼兰古物。
与此同时，俄国人也加入争夺楼兰古物的行列。1909年，俄国人奥登堡来中亚考察，1910年2月下旬抵达罗布泊地区。据说，奥登堡在楼兰曾与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尔相遇，但是，至今没有见到他们在楼兰考察的报道，无人知晓他们究竟掠走了多少楼兰古物。
1927年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计划开辟柏林——北平——上海的航线，委托斯文·赫定再次对楼兰地区进行考察，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德国人的计划一度搁浅。后经刘复等人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名义出面交涉，于同年4月26日中德双方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合作双方协定，各项经费由斯文·赫定负担，考察标本须交中国方面保存，考察报告也要在中国出版，后来虽未完全执行这些规定，但中国学者抵制外来文化侵略的爱国精神值得后人称道。实地考察从1927年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33年。这次考古的主要收获是在楼兰东郊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除此之外，中国学者黄文弼还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了“土垠”遗址，该遗址后被认定为汉代居仓故址。
新中国成立后，楼兰曾一度被列为考古禁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开拍“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为楼兰考古带来了契机。随着中国学者对楼兰古国研究的日益深人，楼兰古城逐渐露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9年，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新疆考古研究所组织了楼兰考古队，开始对楼兰古城古道进行调查、考察。在通向楼兰道路的孔雀河下游，考古队发现了大批的古墓。其中几座墓葬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是一层套一层共七层由细而粗的圆木，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外型像一个大太阳，不由得让人产生种种神秘的联想。它的含义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