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她是一位诗人，她短暂的一生，如诗人所咏，也只是首诗，一首充满了飘鸿绝望与哀啼的佳章。我们看见了她的笑颜、煦悦与仁慈，却猜不透那浮面下所深隐的幽恨；我们遥见孤鸿的缥缈、高越与卓绝，却聆不见她声音外的声音。
她诚如一朵暗香的梅花———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
曲水飘落花，悠悠地去了！
从诗人的脑海里，
能涌出一滴滴的温泉，
灌溉滋润那人类的枯槁———干燥。
曲水飘落花，悠悠地去了！
从诗人的心田里，
发出一朵朵绯红的花，
去安慰凄凉惨淡的人生。
这是石评梅所写的诗歌《一瞥中的流水和落花》，文字里，破灭和忧戚的杀机扑面而来。
说起石评梅，人们总会想起高君宇、陶然亭，乃至石评梅的“墓畔哀歌”：“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哀愁深埋在我心头。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天呵！这蛇似的蜿蜒，蚕似的缠绵，就这样悄悄地偷去了我生命的青焰。我爱，我吻遍了你墓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这个爱慕梅花的高洁、把名字由汝璧改成评梅的女子，个性特质更像水仙，她有着梅花的清寒，但更多的是水仙般顾影自怜的哀怨。
高君宇，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石评梅，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女作家、诗人。前者“壮志未成身先死”，29岁病殁；后者“零落成泥碾作尘”，26岁殇逝。他们是一对情侣，生前并未牵手，死后却终同眠。古有梁祝化蝶的爱情神话，如今，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却有着高君宇、石评梅死后同穴的真实爱情故事。他们象牙戒指的洁白爱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男女。
石评梅是“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张爱玲、萧红、石评梅）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人。乳名心珠，学名汝壁，自号评梅。早年毕业于山西太原第一女师。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毕业后任北师大附中女子部学级主任、体育及国文教师，是“五四”新文化开创时期的北京著名女作家。曾编辑出版《晨报》副刊、《妇女周刊》、《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作品具有反抗封建伦理道德，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有《涛语》、《祷告》和《偶然草》数书行世。
在一次北京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为一青年的反帝反封建演讲所震撼。他叫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今娄烦县）人，笔名天辛，北大助教。高君宇15岁时由父母包办与大他两岁的李寒心结婚。他抗婚无果，离家出走，于1916年考入北大。他是“五四运动”的骨干，1920年参加了李大钊在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一大”代表、“二大”中委。当高君宇得知石评梅是老师石铭的女儿时，陡生亲切感。她崇拜他，他想了解她。于是便有书信来往，先多为问候与祝福，后来高君宇对石评梅渐渐地生出爱慕之情。
可惜，上帝总会错把生命之花植在无情的火焰下。在石评梅早年进京上学的时候，她认识了同乡、时为北大学生的吴天放。吴天放风流倜傥，又殷勤体贴。隔三差五，他们总会在一起把盏品茗，谈诗论赋，纵论古今。当时吴天放正供职于一家刊物，任诗歌编辑。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吴天放或尺素传情，或电话问候，或鲜花礼献，或携手郊游。吴天放以他的心计，以他的风雅，掳走了石评梅的芳心。然而有一次，石评梅因为要听爱罗先珂的演讲《女子与其使命》，演讲与她和吴天放约会的时间撞车。于是，石评梅提前一天赶到吴天放的公寓去告知他。在公寓门口，一个小男孩正在玩雪，小孩问石评梅找谁，她说“吴天放”，那孩子说：“他是我爸爸！”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原来使君有妇！石评梅希望吴天放能给自己一个说法。可吴天放眷念妻小，既不愿意改变婚姻格局，又奢望与石评梅持续这种私情。石评梅觉得这是对她的侮辱，慧剑斩情丝，向他索要往日的情书，要一刀两断。吴天放怕失去石评梅，软硬兼施。一面声言：若不答应，他就把情书在报上公开；忽而又扑通跪在石评梅的脚边，深表忏悔，乞求饶恕。石评梅生性孤傲，但性格软弱。她愤怒于吴天放的“欺骗”，可面对他的“哀求”又生怜悯。她暗下决心，这辈子绝不再恋爱，绝不结婚，决意“独身”。她用泪水和着心血，凝成诗句《疲倦的青春》：“缠不清的过去，猜不透的将来。一颗心，他怎样找到怡静的地方？”
高君宇自同乡会与石评梅初识后，有很久没有见面。他太忙，先是与邓中夏、张国焘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参加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1月，又与张国焘、邓恩铭等作为中共代表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为革命呕心沥血。以致石评梅在以后几次同乡会上都见不到他的身影。
石评梅的苦闷需要倾诉，1923年4月15日，石评梅在痛苦中写信给高君宇，信中诉说她有“说不出的悲哀”，并嘱高君宇“以后行踪随告，俾相研究”，探讨人生之路，以求“救济”之策。次日，高君宇复信问“为何而起了悲哀”，表示“视我责如能救济，恐我没有这大力量罢？我们常通信就是了。”自此，他们鱼雁传书，谈革命，也涉情感。中秋节高君宇手书刘禹锡《陋室铭》赠石评梅，石评梅将其贴在墙上。高君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石评梅。爱的情愫已透过了纸背，对高君宇来说，他早已陷入对石评梅的情网难以自拔。
1923年10月，高君宇因积劳成疾，在西山养病。他采一枚红叶，题诗寄给石评梅示爱。“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君宇，十月廿四日采自西山碧云寺。”石评梅收到后感愧交并，她抹不去与吴天放相爱的记忆，绝望于对爱情的憧憬，又铭感高君宇的赤诚、忠厚。她不愿欺骗他，在红叶的背面凄楚地写了：“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评梅”红叶又被寄了回去。几天后，石评梅收到高君宇的回信：“退回的红叶收到了……所以我仅通信而不去看你，也害怕这种感情的流露。红叶题诗，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但是，朋友，请不要为红叶而存心，要了解是双方的，我至今不能使你更了解我，是我的错，但也有客观不允许的理由，这只好请你原谅了……”高君宇尊重石评梅，不得不说出这番言不由衷的话。
高君宇养病期间，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并参加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即在此时，高君宇也没有停止对石评梅的追求。他或许想到自己那桩死亡婚姻还没结束，这对被追求者是不尊重的。1923年末，他致信石评梅，表示要与前妻离婚。石评梅反对，说自己的独身素志并未改变；隐约兼有对高君宇前妻的同情。而高君宇决心已定，他表示如果评梅不能接受他，他只有两途：“爱与死耳”。“吾心已为Venus之利剑穿贯，然我决不伏泣于此箭，将努力开辟一新生命。”石评梅处在极度痛苦、矛盾的煎熬之中，她的诗作《青衫红粉共飘零》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她写《宝剑赠与英雄》，鼓励君宇矢志革命，“取人间的血，濡染你刀上的花。”高君宇有点失望了，无可奈何地说：“为了不妨害你对过去的忠诚”，他“不再为君所不愿之要求了。”高君宇的绝望，使石评梅深深地自责：“我现在恨我自己，为什么去年不死，如今苦了自己，又陷溺了别人。”
1924年2月，高君宇遭北洋军阀通缉，被迫逃亡，临行前仍冒险到“梅窠”辞行。是年6月，他毅然与妻子李寒心办了离婚手续。当他将这个消息告诉石评梅时，石评梅仍不为所动，只回信说，“我们可以做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这“最后的通牒”，令高君宇“万分凄怆”。他只得向石评梅作最后的表白：“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石评梅读后，在日记上写下“我终究对不住他！”
1924年4月，石评梅患猩红热，高君宇侍药送水，精心照顾。此举令石评梅感激涕零，但她仍不愿向他敞开心扉。10月，广州商团叛乱，高君宇作为孙中山的助手指挥镇压叛乱，所乘汽车遭到枪击，汽车玻璃碎满一地，他的手被玻璃碴伤得血肉模糊。高君宇庆幸大难不死，想到石评梅生日快到了，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只自戴，一只寄给石评梅。他在附信中说：“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吧。我尊重你的意愿，只希望用象牙戒指的洁白坚固，纪念我们的冰雪友情吧……”他俩双双将象牙戒指戴在手上，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各自带进棺木。石评梅的好友庐隐后来以此为素材，写了部哀艳的小说《象牙戒指》，流传至今。
1925年3月4日，高君宇得了急性盲肠炎，石评梅在看望高君宇时，恳求他理解自己独身的素志。高君宇紧握石评梅的手：“珠，放心。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谅是我不会这样缠绵地爱你了。但是，珠！一颗心的盼赐，不是病和死换来的……我现在不希望得到你的怜恤同情，我只让你知道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在高君宇的不懈追求下，石评梅这块坚冰似有融化，曾在病室安慰他：“你若果能静心养病，我们的问题，当在你病好时解决。”
当胜利的船桅已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石评梅突然接到吴天放的信：“一方面我是恭贺你们成功；一方面我很伤心，失掉了我的良友……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所可以安慰我的只有你，所以你一天不嫁，我一天就有安慰。”旧情难忘，石评梅无法在心的天平上将初恋抹去。她“痛哭一场，立刻又到医院告诉天辛，推翻她所允许与他的结合”。这次，高君宇真正地绝望了，随后他的病情恶化，转入协和医院。为了不让石评梅担惊受怕，他与她约定三天后再见。不料，此别竟成永诀！1925年3月5日，高君宇因手术后大出血孤独地死去。年仅29岁。
在得知高君宇告别人世的噩耗后，石评梅几度昏厥。高君宇入殓时，她将自己的一帧照片作为陪葬。直到此时，石评梅才倍感内疚，她悔恨自己的自私、懦弱和愚昧，辜负了高君宇的一片深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她又是世俗‘人言可畏’面前的弱者。”同时代女作家陆晶清这样评价石评梅。
遵从高君宇的遗愿，石评梅将其安葬在陶然亭畔，那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所在，也是他们约会漫步的地方。石评梅用高君宇生前题在照片上的诗句，书成隶书铭在墓碑上：“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墓碑的另一侧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几首残诗留在红叶上，题诗的人儿已经埋葬。”
高君宇走了，带走了石评梅的情感和希望。石评梅常到高君宇墓地祭扫、忏悔。她的案上供着高君宇的遗像，手上戴着他赠的象牙戒指，桌上堆满了他的遗稿。她一面埋首整理高君宇的著述，结集出版；一面把自己对高君宇的爱、悔恨和自责诉诸文字。她的系列散文《象牙戒指》《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都是反映她情感之旅的血泪诗行。如果说在高君宇生前，石评梅对他的爱还有所游离，在他死后则坚如磐石。
1928年9月30日，京都才女石评梅因患脑膜炎病逝，前后只12天。她和高君宇病逝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室，而且几乎是同一个时刻（凌晨两点左右）。好友庐隐在协和医院整理石评梅遗物时，发现她的枕头下有本日记，日记里夹着高君宇的遗像和那片被退回的红叶。日记的扉页上写着两行毛笔字：“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便是石评梅的遗嘱。高君宇入殓时，石评梅将自己的照片放在他身边；而今伴着她入葬的是高君宇的遗像，还有那枚象牙戒指。如同浩渺烟波情爱湖中的一株残荷，高石之恋以一曲哀婉、凄恻的悲歌收尾。
石评梅有《红鬃马》《匹马嘶风录》《涛语》等传世。诚如庐隐所说，她早期的作品较浅薄，困于卿卿我我，囿于惜花怜月的哀叹。后来，“是由悲哀中找到了出路”，挣脱了个人的藩篱。“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她不但替她自己说话，同时还要替一切众生说话。”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关注社会和人生。“三·一八”惨案后，她及时写出揭露反动当局残杀青年的《血尸》，缅怀烈士的《痛哭和珍》《深夜絮语》。李大钊被害后，她扬眉奋笔疾书《断头台畔》。还为“济南惨案”写了表达对日寇强烈义愤的《我告诉你，母亲》等。在《缄情寄黄泉》中面对黑暗的现实她呐喊：“我是撑着这弱小的身躯，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战场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