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法院。
我们到时，李国强和一个陌生男人早已坐在了徐法官的办公室里，徐法官是一位留着长发的青年女人，左唇角有一颗绿豆般大小的黑痣，她说吴国兴还没有来，让我们先去会议室等一会儿，她把空调为我们打开。
不一会儿，吴国兴来了，他已经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像是来参加会议似的，而我爸的腰却再也直不起来了。
随他而来的是他侄女的男友，以及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男孩，是保险公司的，他戴着蓝色的小型眼镜，看样子是时尚美观用的，并非近视。
徐法官进来后，她在中央的位置坐下，她说，今天是调解，并非正式开庭。她问我们三方是否愿意由她来为我们调解，答案是肯定的。她把门律师的诉状念了一遍。
门律师把票据递交给她，把妈的精神病历也交给了她，各项赔款从15万6千元调至10万5千元，吴方和李方都不同意。他们都已找律师仔细地咨询过了，所以他们什么都懂。就这样一张张的票据争吵不停。李国强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李国强的代理人也帮着吴国兴和我们一起争吵。最后，由徐法官判定赔款共为96000元。
因吴方占有主要责任，李方有次要责任，他们两方的分成为8和2，令人费解的是，当初在交警大队调解时，定为1和9分成李国强死不同意，忿然离去，说要起诉。现在法院定为2和8分成，他却坦然接受了。私底下，听他们用浙江话在说，就让李国强占2分责任好了。反正他占2分责任，构不成犯罪，不会抓起来的，要钱他是没有，要财产他仅有一辆破摩托车，上无父母下午妻儿子女，光蛋一人，要命一条，你能把他怎样？
吴国兴却笑嘻嘻的说，何不让李国强去江苏做女婿呢？
保险公司的男孩还在和叔争吵着，他说：“出于人道主义，多给你们5000元好了！”
但他的人道主义马上就被吴国兴阻止了，他就马上闭口不再说话。
中午，爸什么都没有吃，给妈打了电话，妈握着听筒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重地、长长地叹息了一声，爸也什么都没有说，眼泪汪汪地挂了电话。
爸自言自语地说：“就算赔我再多钱，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
下午2点以后，我们来到法院，又是因为票据的事吵开了，小叔和那个保险公司的张口闭口仁道主义的男孩差点打了起来，幸好有爸和门律师在一旁劝说，都安静了下来。
吴国兴交在交警大队的钱转到了法院，他再拿出2700元就结清了，徐法官让大家安静，我们都坐了下来，她问李国强带钱来了没有。
李国强说没有，说我没有钱。
徐法官让我们给他偿还的时间，问我们希望怎么办？
李国强的代理人说：“他现在没有钱，又没有什么财产，他的家里情况，你是他同事，你应该知道的噢？”
“我不知道，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坚定地说。
徐法官最后给定了时间，让他在12月31日前还清剩下的15000元。
我们三方都签了字。
因为爸没有带身份证，叔带我去取钱，离开时，吴国兴的侄婿正在和大伯、小叔和小舅握手作别，小叔他们都哭了。
我听着那一声声“保重、注意身体、节哀顺变、再见”就这样结束了吗？小弟，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我再也无法控制，泪水绝提般涌出，叔拍拍我，哑声说：“再不走，银行就要下班了。”
小叔握拳，咬牙切齿地要去龙山找那个无声逃跑的李国强，爸说算了，先回家吧！妈妈一个人，在等着我们回家呢！
是的，我可怜的妈妈，她一定又一个人坐在门前，面对这空荡荡的院子，空洞洞的眼神不知道在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