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盘查我，也许是刚刚解放不久的那几年社会治安特别好，不担心有什么坏人来破坏，因为地、富、反、坏、右之类的人都被管制起来了。人民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政府，那时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在二楼最当头的那一间。”他指指楼上告诉我说。
我无比兴奋地向她们招手示意，要她们进来。她们高兴得嘿嘿地笑着，一窝蜂地跑了进来。
我们来到了二楼，婶娘见到楼梯口边的厕所，她进去了。大伙就在此等着她，等了很久也不见她出来，有人喊她出来。
“你们先进去，我就会来的……”她回答说。
“真看不出这个‘没心没肺’的大个子，这个于大炮，今天也耍起了花招。她一定是躲在厕所里面不出来，让我们先进去，俺去把她‘抓’出来。”荷秀说。
婶娘终于被荷秀弄出来了，我们一起寻找县长办公室，很多办公室里都没有人，而茶杯里还冒着热气，烟灰缸里冒着细细的烟雾。我进去问别人，他们都指着最当头的那间办公室。
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当头的那间办公室，悄悄地一瞧，里面有人。那人正低着头看什么。她们吓得像乌龟一样，赶快把头缩了进去。
“小如，今天任命你为队长，还是你先进去吧！”平香小声说。
我依旧像前两次一样冲锋陷阵，毫无畏却地走进了办公室。
“叔叔，请问您是县长吗？”我问。
“小同志，你有事吗？”他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
“有事找您。”我说。
“你说吧！”县长回答。
“外面还有人。”我接着说。
“叫他们进来吧！”县长温和地说。
我向她们招手，要她们进来，她们一个接一个的像蚂蚁一样，慢慢地往门槛里面爬。原来的那种勇气、那种信心、那种力量、那种占上风的理由，全不见了踪影。
冬英、平香、荷秀都挤在一张木沙发上坐下，都是只坐半边屁股，不敢满满当当地坐好，婶娘干脆就坐在门槛上，我坐在靠县长最近的那张椅子上。
“坐，坐吧！随便坐！”县长说，“你们有什么事？跟我说吧！”说完，他看看在座的每个人。
大家互相望一望，也不说话。
“谁先说？”县长问，“让这个小同志先说好吗？”
婶娘对我使了个眼色，俺就开始了：
“县长，听说县政府给了老百姓一批反销粮，是接济春荒的，我们已经断粮很久了……”我还没有说完。
他们见县长和气，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威严，那么可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县长，一到吃饭的时候，俺家孩子就哭着闹着说：‘不吃、不吃、不嘛！俺不吃红薯和菜叶，俺要吃白米饭。’俺最小的儿子刚一岁多，他踮起脚尖，指着锅里说：‘妈妈，饭饭，俺要吃锅里的白饭饭……’俺说，儿子，锅里今天没有白饭饭了，明天，妈妈一定煮白饭饭给你吃。
可怜，俺到哪里去弄一粒米啊，俺这不是在骗一个幼儿吗？”婶娘说。
“俺的孩子也是很久没有吃饭了，尽吃红薯、南瓜和叶子菜，昨天夜里肚子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他爹说等天亮以后再去诊所看病，孩子硬是痛得在床上滚了一个通宵……好可怜的。”平香向县长诉说。
县长放下手中的笔和本子，呆呆地望着婶娘。他没有说话，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多么沉重，眼眶里依稀能见到泪花。
县长苦笑了一下，拿起笔问：“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俺叫杨小如。”我回答。
“你在哪里读书，读几年级了？”县长又问。
“俺在泉水小学读书，读四年级了。”我再回答。
“你们是哪个乡、哪个村、哪个组的？”县长问她们。
他们都不想说，都沉默着，县长拿着笔、纸在等。
“县长，要是俺说了，您和乡长不会处分俺吧？”婶娘问。
“不会，不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怎么会处分你们呢？”县长很诚恳地说。
“那俺就告诉你吧：俺是青林县大福沟乡杨家湾村的，俺叫于详云。”
当县长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四十多岁模样，身材魁梧，线条柔和的脸庞上镶嵌着端正的五官，明亮的眼睛里透着善良。
“放心吧！我会和你们乡长商量，把你们提出的问题尽快解决好。”他边把我们送出办公室边说。
我们下楼了，带着胜利的心情，满怀着喜悦，满怀着期待。
“你看人家县长，态度多和蔼，对人多热情，这么快就给我们答复；不像那些小干部，拟然是个大人物，耍威风，摆神气……”平香很有感触地说。
“还不知道游乡长知道后会不会报复我们呢？”婶娘说。
“怎么报复？把俺杀掉？”荷秀说。
“杀掉倒不至于，他总可以找到岔子，特别是俺家小如，我们家出身又不好，他更有办法报复。”婶娘担忧地说。
听到这话，我也确实很害怕，不过仔细想想，人要吃饭，这很正当。他能把一个孩子怎么样？过了一阵子，我就把这事情给忘掉了。现在的关键是肚子里面像暴风骤雨似的闹着“革命”，怎么办呢？
我突然想到我身上还有五块钱，这是省城的姑妈回家时送给我的，我每天都把它带在身上，舍不得用。现在有了它，我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我还不至于很穷，五块钱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关键时刻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我提议说：
“我有钱，我请大家吃馒头好不好？”她们惊得目瞪口呆。
婶娘骂我说：“鬼丫头，又跟我们调侃，你看你冬英姐她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俺才没……没有……有呢，是你……你婶娘……她……她自己……流出……口水来了……”
我真的从口袋里摸出了两张一块的票子给她们看，“我身上还有几张呢？”我说。
她们一看傻了眼。“这小丫头还真是个财主呢，看不出来，俺还找不出这么多钱来。”平香说。
“你说俺是‘财主’可以，可千万别说俺是‘地主’，俺恨死了这个名称。”我说。
“俺说，喊这个丫头来绝对是正确的，今天要没有她，那咱们今天还麻烦呢。走！快走！转身，倒过去，到那个馒头店去。”婶娘急切地说。
我们匆匆忙忙地来到了馒头店。我手举着两块钱，嘴里不停地喊着卖馒头的服务员。
“服务员同志，馒头多少钱一个？服务员同志，馒头多少钱一个？喂！包子多少钱一个？……”
“这个丫头也是，能买馒头就很了不起了，还买什么包子，俺这号人还吃得起包子。”她们说。
“馒头三分钱一个，二两粮票，包子五分钱一个，也是二两粮票……”
“喂，服务员同志，俺没有粮票，多给一点钱可以吗？”我问。
任我问多少遍，那同志也不回答。被我问烦了，最后重重地说一声：“不行！”眼看那白白胖胖的就要到口的馒头泡汤了，大伙像泄了气的皮球，都没精打采地走了。
没法，我们都像一些病恹恹的人走进了食品店，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比如法饼、饼干之类能塞饱肚子的东西都要粮票。唯有我早就看中的五颜六色的棒棒糖是不要粮票的，两分钱一只，我一口气买了十只，每个人分两只，此刻，我看见大家脸上泛起了兴奋的光彩。
我们走出了县城，在一颗大树下稍稍休息，这里毛茸茸的青草像绿色的地毯，微风吹皱塘水，水面波光粼粼。
婶娘从一个布袋子里面抠出一大堆红薯。“哎呀！俺的个天呢！救星——救星……”大家差不多同时发出这样的惊叹。
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依然在担心今天发生的事情，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