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德国侵略者就用武力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后来又逼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使山东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控制了山东省，夺去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1915年日本政府又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全被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吞食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国会演说，提出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而且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就有权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因而对巴黎和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日本代表在会上却提出极其荒谬的无理要求：欧战结束前，德国在胶州、青岛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
日本之所以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因段祺瑞上台后，仍充当日本走狗。1918年9月，段祺瑞派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使得日本在山东占有的权利超越了德国。在和会上，日本代表就是以“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了无理要求。巴黎和会本是列强战胜的分赃会，竟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段祺瑞的代表陆征祥也准备签字认账。这一卖国行径很快被留日学生披露，通电全国。
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已不能容忍。4月下旬，北京、天津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发起“废除军阀”、“打倒列强”等救国宣传运动。
5月2日，济南三千名工人集聚在北岗子举行讲演会，要求收回青岛。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各地各界共同行动，阻止北京政府代表签约。
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学生，除北大全体学生外，还有北京高师等校学生。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站到讲台上说：“同学们，不能再等待，段祺瑞政府是个卖国政府，只会讨好日本主子。明天下午1点，各校到天安门前集合，我们要举行学界大示威，直接唤起民众，制止签约！”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高师等十三所大专院校三千多名爱国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城楼下，像潮水般地涌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他们高呼：“还我山东！”、“保我主权！”、“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被使馆区的警察拦阻时，学生立即转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赵家楼曹公馆挤满了人，“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怒吼声震天动地。正巧，曹汝霖和章宗祥两人刚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二贼吓得面无人色，体似筛糠，战战兢兢（jīnɡjīnɡ）地溜到后院大墙下，企图越墙逃走。曹汝霖在四个仆人的帮助下越墙逃走，章宗祥不敢翻墙，正急得团团转时，被冲进来的学生发现，一把揪住，痛打起来，打得章宗祥跪地求饶。
学生痛打了章宗祥，但没有抓住曹汝霖，心头怒火难平，就放火把曹汝霖家烧了。
爱国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北洋军阀段祺瑞竟下令逮捕闹事学生，抓走了三十多名爱国学生。这更激起北京民众的抗议。第二天，北京街头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集会和言论自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亲自撰写声援学生的文章。北京大学开始罢课，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武汉等城市的民众先后集合，抗议政府，声援学生。上海工商界率先罢工罢市、抵制洋货。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斗争如燎（liáo）原之火蔓延全国，迅速发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工厂工人罢工，汽车抛锚（máo），铁路和码头瘫痪，并向全国各地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转成工人，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迅速形成。北京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释放被捕的学生。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这样，在全国人民支援下，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