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德川幕府在日本全国实行了“幕藩体制”，这是一种金字塔般的制度，德川幕府将军端踞于其顶，下面由各诸侯支持。为了获得大名的拥护，德川家族把掠夺来的土地分封给260家大名，各地大名则必须宣誓效忠将军，遵守幕府法规，听从调遣。大名的领地和统治机构叫做“藩”，意即幕府的屏障。并按亲疏关系，把200多个藩分为亲藩、内藩和外藩，将军依靠亲藩、内藩，对边远的外藩大名严加防范。大名又把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更小的单位分赐给自己的家臣，他们属于将军和大名之下，被称做武士。这些武士一般是职业军人，拥有佩刀的特权，杀死平民可以不受惩罚，是幕府将军统治人民的主要力量。
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统治，幕府一方面拼命鼓吹迂腐的儒家思想，尤其把宋朝理学家朱熹的学说定为国学，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他们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推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不同其他国家建立任何关系，把整个日本严密地封闭起来。
18世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他们为了争得政治上的地位，摆脱封建统治，对幕府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堪忍受苦难的生活，反抗的情绪也日趋高涨，接连爆发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这些反抗斗争，严重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19世纪中叶，一向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遭到美、英、法、俄等国的侵略。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日本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人民仇视外国侵略者，更痛恨和侵略者相勾结的幕府。农民和市民纷纷起义，开展“倒幕”运动；中下层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中的改革势力也投入了“倒幕”斗争。
1863年12月，长州藩讨幕派高杉晋作率领以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击败保守派，夺取了藩政权。随后，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控制了藩权。不久，这两股力量结成讨幕联盟，成为全国讨幕运动的核心。他们一方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调动农民、商人和中下级武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武装自己，购置大量的西方先进武器，与幕府军队抗衡。
面对这个情况，德川幕府自不会善罢甘休。1866年5月，幕府借口长州藩蓄谋叛乱，派遣大军讨伐。以为胜券稳操的幕府军对于他们对手的详情是所知不多的，只晓得高杉晋作的部队唤作奇兵队，是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洋玩意装备起来的，但是等到了战斗打响时，幕府军终于发现他们的敌手是可怕的。那是支由贫穷武士、浪人、农民所组成的军队，所有官兵都作战勇敢，所有服装、武器和训练方式都取法于欧洲。几番冲杀和突击，幕府军终于撑不住，败下阵来。这时，幕府的后院又开始起火，各地不约而同地爆发了40多起暴动。7月间，将军家茂在大阪于绝望中病死。
1866年的12月，德川庆喜继任将军。不久，压制讨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不满15岁的明治天皇即位。这时，宫廷形势开始向有利于讨幕派方面发展。1867年10月，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讨幕派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利用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武装倒幕。他们一方面扩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把德川将军赶下台去。
1867年12月9日，西南各诸侯率兵包围皇宫，解除德川幕府驻后宫一警卫队的武装。他们簇拥着年少的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大权全归天皇掌握。明治天皇随即颁布诏书，决定建立由他领导的新的中央政府，并委派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这些改革派主管政事。
1868年1月底，倒幕军在京都附近击败幕府军队，德川庆喜逃往江户。政府军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跟踪幕府残军，迅即包围江户。2月，天皇组织了讨幕军，由于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积极配合，倒幕军终于打败了比自己数量大3倍的幕府军，德川庆喜被迫投降，统治日本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德川幕府垮台。倒幕派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新政府。明治天皇废藩置县，将全国划为3府72县，消灭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障碍。
1868年三四月间，明治政府先后颁布了《五条誓文》和《政体书》，从而提出推行资本主义新政的基本方针，1868-1873年，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维新运动。
日本维新运动的主要内容有收回封建地主领地、取消封建身份级制、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破除封建主义旧文化。
这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
但是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不高，资产阶级较为软弱。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国家的领导权落在中下级武士手中，他们虽然资产阶级化了，但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主义因素。使它日后逐步发展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日本挤进资本主义列强的转折点。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保留下来的封建贵族相勾结形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极力对外扩张，使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也日益暴露。
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频发经济危机，使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工人对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资本家压榨的不满而引发的工人运动。
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的德意志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三次工人运动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它们表明，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工人运动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无产阶级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时也为科学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充分条件。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体，揭露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另一方面，他们广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对当时出现的德意志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加以批判继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德意志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的主要贡献是辩证法。他认为，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矛盾是发展的内在根源。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辩证运动的主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绝对精神”，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发展了唯物主义，但他的唯物主义非常机械，而且仅仅局限于解释自然现象，在说明社会历史问题时，他又成为唯心论者。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合理部分，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其劳动创造财富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了他们关于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创造财富的观点，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借鉴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些天才设想，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创立科学理论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积极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组建工作。1846年，他们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筹备建党。1847年底，他们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并受大会委托起草同盟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原理，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无产阶级的特性作了科学的分析，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伟大历史使命；总结了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根本道路。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得到蓬勃发展。
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
对于宇宙万物的来源，有两派冲突的见解。一派是进化论认为宇宙万物自然产生，不需外来的智慧设计，一切基于机遇作用，没有目的与意义。另一派则是创造论认为宇宙万物由上帝创造，有智慧设计，有目的造论。进化论始自公元前的希腊人，2000多年来，西方人对这种说法持怀疑的态度，直至19世纪中叶，达尔文等人重提此说，进化论才逐渐为大众接受。
查理·达尔文（1809-1882），19世纪英国杰出的生物学家，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说的创始者，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它提出的以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为精髓的进化论对学术界甚至整个人类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塞文河畔的希鲁兹伯里小镇上。他的祖父是科学社团的成员之一，也曾经研究过演化思想，不过没有得到什么结论，但仍是位受尊敬的人物。父亲则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医生，母亲是陶工威治伟勒的女儿。达尔文可能受他祖父的影响，从小爱好自然。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想知道各种树木的名称，从10岁开始搜集各种昆虫、贝壳、鸟蛋和矿石。他对学校里教条式的课程几乎不感兴趣，就爱和哥哥一起做化学实验，读课外书。
由于父亲希望孩子将来继承祖业，所以16岁那年，达尔文和他哥哥一起进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他对医学毫无兴趣，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在这两年里，他自己也只是研究动植物学。
望子成龙的父亲为了不使家族蒙羞，就把不愿学医的达尔文送进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遇到了有名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亨斯洛精通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于是在他的指导下达尔文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家。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大大地影响了年轻的达尔文。一是他读了两部书：德国自然科学家洪堡着的《南美旅行记》，以及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着的《自然哲学入门》。这两部着作彻底激起了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热情。另一件事是，达尔文听从亨斯洛的意见，读了好几本地质学着作，并且在短时期内考察了家乡附近的地质情况，绘制了一套彩色地图。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加入了英国政府组织的“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以及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
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于是他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经过5年的航海旅行，1836年达尔文回到英国，开始整理他带回来的动植物标本，并着手写航行日志。在整理资料之间的相关性后，达尔文发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均是从始祖生命体系分歧演化而成，并不是一创造便很完美，而是遗传和环境创造了新的生命形态。
1837年，达尔文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书中，马尔萨斯认为，在整个自然界中，出生的人远远多于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因而弱者势必在争夺食物的斗争中被淘汰。由此达尔文想到在自然界中也一定有类似的生存竞争，而且由于它们繁衍得更迅速，这种生存斗争更加激烈。于是达尔文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经过长时间辛苦的工作，达尔文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划时代的巨着《物种起源》（全名《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最适合生存》）。在这本书中，达尔文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新颖的学说——自然选择学说。
自然选择理论认为：某个物种只要条件比其他物种优越，哪怕是略见优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且繁殖后代。生物间的生存斗争，生物与环境的斗争，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强者和适应者可继续生存，这叫做“适者生存”。它是“自然选择”理论的精髓。由于自然选择就是适者生存，因此，凡是能够生存下来的生物就具有适应的形状。如有的生物具有保护色而利于躲避天敌。自然选择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变异总是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通过长期多代的自然选择，有利的变异逐渐积累，出现显着的变异，形成与原种有所区别的变种。变种再进一步发展，便产生了新种，即新的生物类型。由于生物居住的环境多种多样，生物适应环境的方式也同样多种多样，因此，就形成了生物的多样性，成为今天如此缤纷的生物世界。
在自己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上，达尔文加上对地质学演化的新学说的领会和自己的环球自然考察的经验，在1871年出版的第二本巨着《人类的由来》（全名《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提出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论断：人是从猿猴演化而来的。这是对当时强大的宗教势力的一个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