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发达国家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由于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的发展程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和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二者的分界标志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其实践标志是国家开始全面干预经济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其理论标志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由市场经济是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或价值规律像一只无形的手（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着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就将经济危机形容为“社会瘟疫”。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解决经济危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会灭亡。当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客观上要求在市场机制之上产生一种能够调节市场活动的社会机制，以克服自由市场机制条件下的混乱状态，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国家的肩上。国家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客观要求。可以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始于“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可以说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首先爆发危机的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6.3%，倒退了20年。在危机的顶点往往是要爆发革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一场革命。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就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罗斯福的当选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社会的需要。1933年3月，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只要国家处在危机存亡的关头，我就要求国会授予我应付危机的那种唯一的最后手段———广泛的行政权，使我可以向紧急状态宣战。为了刺激经济，美国当时通过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令”“国家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一系列法案，主要措施有提供贷款挽救工商业、刺激私人投资、提高物价、削减农业生产、举办公共工程、给失业者以最低限度的救济等。罗斯福新政对缓和当时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起过重要的作用。
“罗斯福新政”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它从一个侧面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线索和手段。当时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指责罗斯福，说他是在搞社会主义。罗斯福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只要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一切适用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等手段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自由市场经济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能够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在发达国家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模式不尽相同（如美国的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的社会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等），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目的就在于保障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物价，平衡国际收支，只不过在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大一些，在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小一些罢了。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护市场的功能，限制和反对垄断，保护公平竞争。二是矫正市场的缺陷，克服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行为予以指导和引导。三是弥补市场的不足，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国防，公共设施，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四是纠正市场的偏差，如国家通过相关政策来调整社会的分配，防止贫富差别过分悬殊。
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四种。
第一，财政政策。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来调节国家的经济生活。财政政策分为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和公债。政府支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来生产社会产品的支出，它包括国防、公共设施、科技教育和公益事业以及一般行政费用等开支；另一类是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及利息支出等。
财政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周期的波动，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发达国家一般交替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收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往往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目的。在经济过热时期，国家一般采取收缩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税收，压缩支出，缩小社会总需求。
财政政策可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对那些社会急需而社会投资不足的产业或行业进行投资，国家可以实行优惠税率或者免税，甚至给予财政补贴；为了抑制某些社会投资过剩的产业或行业，国家可以提高其税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财政政策还可以调节人们的收入，维护社会公正。目前发达国家一般通过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的办法避免收入过分悬殊。比如德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最高可达56%。
第二，货币政策。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控国家经济生活的目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法定准备金制度。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后必须提取一定数量的准备金，剩余部分可作为贷款贷出。通过法定准备金比率的变动，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或减少。当经济出现萧条时，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达到刺激投资，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当经济过热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使货币供应量减少，从而达到缩小社会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二是利率杠杆。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引导市场利率的走向，从而直接影响资金的使用成本。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中央银行降低再贴现率，刺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以取得资金，从而增加向企业或个人放贷的资金；同时商业银行的放款利率也随着中央银行再贴现率的降低而降低。这就刺激企业和个人增加借款，扩大投资，最后达到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当经济出现过热时，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促使商业银行减少向中央银行的再贴现金额，从而减少向社会放款的资金；同时商业银行的放款利率也随着再贴现率的提高而提高，这会促使企业和个人减少借款，缩小投资和消费，最后达到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三是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以此影响市场货币供应量。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中央银行向公众买进政府债券，从而增加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刺激社会需求。当经济出现过热时，中央银行卖出政府债券，回笼货币，从而减少市场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需求。此外，国家还通过变动汇率来影响国际收支。
第三，社会保障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保障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社会保障政策有：确定最低工资，实行社会保险，如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等。正是这些社会保障政策缓和了各方面的矛盾，使整个社会能够比较稳定地向前发展。
第四，经济计划。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确定一定时期的目标，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引导企业和社会各方面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二战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推行各种不同的经济计划。这种计划有整个国民经济一定时期的计划，如法国的五年计划，日本的经济自主五年计划。也有某一领域、某一部门的计划，如美国的航天计划和能源计划。有中长期经济计划，有短期经济计划，有的还有国土开发计划等。这些计划的作用在于，指明经济发展方向，向各界提供经济信息，协调各方面的利害关系等。尽管这些计划大多不是强制性的，但国家可以通过经济的、行政的等手段来促使计划的实施。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一些国家还设立了专门机构。日本设有经济企划厅，法国设有计划总署和现代化委员会。发达国家的经济计划并不是要取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而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可以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基本消失了。认为资本主义是没有计划性的说法已经陈旧了，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直接发展到有高度计划性的形式。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
此外，国家还通过经济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如银行法、公司法、会计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所得税法、统计法、破产法、反垄断法等等。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就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社会性的要求，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资本的国际化与国际调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资本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国际贸易（产品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存度增加。二是投资国际化（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互相渗透的能力加强。三是跨国公司（企业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跨国公司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生产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资本的国际化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和发展的表现。
资本的国际化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展开，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调节，以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一方面对本国的经济加强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协调，建立了一些国际协调的机制，如欧盟、西方七国财长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原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以后政治问题也成了重要议题。俄罗斯1994年正式加入，现为八国集团），范围更广的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国际组织对于调节各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单一的角色变成了双重角色。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国家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这些外部条件，主要是保卫国家的安全不受侵犯，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不被扰乱，创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等。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国家不仅仅是“守夜人”，而且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是迅猛发展的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恩格斯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国家角色的这种转换，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正在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方式包括计划调节等方式在缓解；社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正在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刺激消费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缓解；现代生产的规模要求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科学研究的社会化与私人投资能力有限和分散的矛盾正在通过国家参与和组织协调等方式在缓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在通过劳动政策、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劳资协调等方式在缓解；垄断资本国际竞争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在通过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在缓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形容的“社会瘟疫”那种经济危机几乎看不见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不可免的战争也消失了。这些矛盾的缓解，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资产阶级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革命作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说明了什么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阐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的原理是正确的。在《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日益发展的生产力迫使资产阶级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的经营管理和生产资料所有制采取日益社会化的形式。由单个资本家所有制到集团资本家所有制再到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所有制的转变，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关系的调整正是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较快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使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没有这种革命化，资本主义早就土崩瓦解了。
2.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