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舟楫之利
1、鲁之巧人
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0000年——4000年前)，中国先民已能制造石斧，石锛，用人工取火了。火和石斧、石锛就是远古的造船工具了，使人能制造独木舟。石锛是长方扁形物，刃口斜削，呈刨刀状，石锛可以装柄使用，在沿海或岛屿多用于制造独木舟。这种远古造船工具在我国沿海如广东、福建多有分布。在菲律宾和玻利尼西亚各岛均有发现古代石锛出土，考古学家据此推断石锛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后经百越人逐岛飘航，传至太平洋各岛。
《易系辞下》说，“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就是选一棵大树干，用石斧砍，石锛削，削一个长槽，然后用火烧掉木屑，再砍，再削，再烧，直到长槽能容人坐立，浮水可漂，再以楫划向远方。
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出现铸铜和冶炼作坊，并有青铜锛，凿等金属工具出现。夏代生产力飞跃发展。也有了规、矩、准绳等木工工具。继筏和独木舟后，夏朝以先进的金属生产工具将其革新，改造成木板船。
《论语宪问》有“羿善射，奡荡舟”的记载。羿就是神话“嫦娥奔月”中射下九日的后羿。而奡是古代传说的大力士，是夏朝寒促的儿子，善驾舟船。《楚辞？天问》有句“覆舟斟寻，何道取之”颜师古注：“奡，楚辞所谓浇者也。”《竹书纪年》记云“浇伐斟寻，大战于潍，灭之”故奡即是浇。奡灭斟寻，正是用了水上攻战荡舟的技术。
《吕氏春秋慎大览》记云：“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孟子离娄》亦称：“公输子之巧。”注：“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因是鲁国人，故称鲁班（或鲁般，班、般通用），生于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至鲁哀公初年（公元前494年）之间，寿六七十。能工巧匠鲁班，为后人推崇备至。他发明的木工工具有铲、灺钻、锯、曲尺等，建造宫殿，制战车和车船不计其数，鲁班在海洋船舶建造业中也享先祖之祭。
又据刘向的《世本》记载说黄帝的两个大臣“共鼓，货狄作舟”，发明木板船；颛顼发明桨、篙；帝喾发明舵、橹；尧发明纤绳等。《山海经》说“番禺始作舟”，说明百粤民族已经是造舟发明者。1975年，广州发掘出一处古代造船工场遗址，有三个大船台，规模宏大，据说可同时建造数艘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岭南地区东南沿海的百越先民经常航行南海，通过航海活动把百越文化传播出去，并在番禺港进行贸易。《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可知番禺是古代越族的一支——扬越人在商代创建的滨海港口，殷商之人可自此远航取得珠玑、犀角、玳瑁等珍物。百越航海于海外所得黄金、珠玑、犀角、象牙等作为贡品向楚国朝贡。
从甲骨文“舟”的字形看，“舟”字上有二或三条横，表示以木板纵横构船的方法。由于独木舟的容量有限，人们在独木舟四周加上木板增大容量，独木舟也就有船底了。圆底独木舟成了船底中线处通连首尾的“龙骨”。木板船原名“舢板”，三板，最简单的木板船莫过于“三板船”了。
人们驱动“船”是利用竹篙，木桨，而在深水区远航，竹篙就鞭长莫及了，木桨增长成为“楫”，上为杆，下为板，两手持楫划船使船行进。广州就有西汉木船模型出土，上坐四俑，各执一楫划船。但楫入水浅，推力较小，乃加长加宽，改为站着划长楫，这就是“棹”。因棹重，不方便划，就在舷侧装上桨座，固定棹的支点，发挥其杠杆作用。棹拨水向后，以反作用力推动船行进。1955年，广州出土东汉墓，椁中有一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舱上有顶盖，船头两边有桨架三根，船舱横架梁橹八根，船两侧边有撑篙走道，有舵和锚，说明当时南海沿海已行驶中型船只。
西汉铜鼓上摇尾橹的船纹船的尾橹和头橹
橹是棹演进而成，橹的外形是较大的长桨，把手和板弯形。入水一端弓形，另一端系于船上，系着“橹担绳”，绳下端拴着甲板铁环。橹担绳既可固定橹，又可伸缩长短，调节橹板入水深浅。刘熙《释名》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以示橹的操作及作用。橹须来回摇动，对舟船产生连续推动力。橹由置于舷侧改变到置于船尾，便增加了操纵船的转弯，调整方向，控制航向。
桨由船舷移到船尾的正中央成为尾桨，改称为舵桨，后来演进为舵。舵是在东汉发明，1955年广州出土的陶船模就有一支舵。呈不规则四方形，面积较大，不同于舵桨。舵杆以十字形结构固定，从船尾斜伸入船后方，舵把穿过舵杆顶孔中，可转动舵把使舵面自如调节船的方向。
2、海之风
殷商与西周时期，先民除会造“舟”外，在行舟过程中，认识了风，懂得制帆利用风力行舟。甲骨文用“凡”代替“帆”。
春秋时期的戈船即战船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海上活动兴起，人们明白“百川归海”道理，开始在沿海巡航。并将中国的海划成“北海”、“东海”、“南海”。
由于木船抗风能力较差，随之帆的发明，增强了木船的抗风浪能力，并能借助风力作远距离持续航行。《淮南子？物原》说禹受到鲎鱼的启发。鲎是一种有甲壳的鱼，形状奇特。身体扁而宽，像螃蟹，有12只脚，尾巴细长，像剑一样，眼睛长在背上，嘴生在腹之下，背上有鳍，高七八尺。有风吹来，鳍就高高挺起，借助风力前进。没有风时，鳍就收拢，如是禹就发明了帆。
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天气状况的字型，诸如：日、月、风、云、雨……皆有象形。《诗经》也有记载着多种预报天气的方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关海洋气象的《海中日月慧虹杂占》有18卷之多。商代甲骨文有“伣”字，《准南子》说：“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伣”即结于船杆顶的一条丝绸带，以测风力及风向。商周先民懂得按风力的大小，将其分为四级：小风、大风、大掫风(大骤风)、大狂风。风力与风向对航海有着极大极密切的影响。在商代，已知东，南，西，北四方风；春秋战国时，又知有八风与十二风。《吕氏春秋？有始》云“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遛风，西北曰大骤厉风，北方曰寒风。”
百越人在航海上已经使用了风帆。船上有了帆，这就大大推进了前进的速度。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戊戌卜，方其凡”。注释是“戊戌这一天占卜，方(舫，船也)必须挂帆”。“舫”是一种将两船并为一体的单体船，舫的好处是增加船的宽度，提高船的稳定性和装载量。两条木板船并成的舫上使用风帆，就可以因风致远，航海范围可扩至大海深远处。百越人航海实践获得大量的天文地理知识，特别深知海洋气象，是风向对航海安全的重要性。
《周礼》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为十二辰风，不仅有十二个风向而且与十二个月以及春、夏、秋、冬季节联系起来。冬刮西北风，夏刮东南风，揭示了季风变化规律。对于航海预测气象，极为有用。这比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希巴洛斯发现季风早300多年，比埃及人发现季风早20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恒星有定量观测，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刻，对洋流、风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气象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并已发明磁石“司南”，及海上测天体高度的仪器，利用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
《尚书禹贡》
先秦时期，《尚书？洪范》“月之从星，则从风雨”说明人在认识风同时，对云雨气象也有所了解。《尚书？禹贡》“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则说明人对海洋水文、潮汐也有了解。并把海上航行与天文学相结合。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并先后五次巡海，说明秦的航海能力。
秦汉时代，中国人已知观测风向，作出判断，利用风的顺逆。顺水行船，再加顺风，航行快速安全；逆水行船，再加逆风，航行缓慢且危险。舟师并掌握南中国海的季风规律，应用于远洋航海。东汉应勋的《风俗通义》说“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所谓“落梅风”就是梅雨季节后的东南季风。
《汉书艺文志》载，西汉航海占星书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总计一百三十六卷。内容是记录航海中以星座、行星位置测定航线的天文经验。《淮南子齐俗》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即说汉代，舟师能凭经验观察星象，以北斗星与北极星来定出航向方位。
汉时，王充在《论衡？书虚篇》已有对潮汐成因与月球运动联系的科学推论，并应用于航海时借潮汐流向进出港湾。而且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风《海岛精算》记载了这种利用矩或表进行两次观测，以计算海岛之高度和与船的距离。秦汉造船已能利用季风航行，天文和地理导航进一步提高，对潮汐的科学理解，使航海技术得以进步，使中国成为世界先进航海国家。
古地理书《三辅黄图》说：“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所指汉武帝的建章宫上有两只观风的铜凤凰。西汉刘安《淮南子》说：“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东汉许慎注“伣”这种测风仪为“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何以“五两”？重量须在五两，不然太重难以吹起，太轻飘旋难定风向。李白人诗《送崔氏昆弟之金陵》有“水客弄归棹，云帆卷轻霜，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句。后有船桅顶挂“鲤鱼旗”乃由“伣”演化，可为测风之用。
东汉丹阳太守王震著《南州异物志》，叙述了当时南海舟师的风帆驭风技术。“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汉代南海海船的驶帆技术，海船驶风，随风向顺逆不同，使帆位不同，即船工“船驶八面风”之说，沿用至现代木帆船。制帆有丝织最奢，有布帆，更有竹蔑、草蓆所织，皆软帆。因无横向支撑，只能“风正一帆悬”；另有硬帆，以帆竹支撑，有效地利用风力。《后汉书？马融传》记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东汉马融作《广成颂》对风帆有生动的描述：“然后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霓帱，陵迅流，发棹歌，从水讴，滛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南州异物志》对航行于南海帆船驶风描述道：“其四帆不正前向，皆驶邪移，相聚已取风吹，邪张相取风气”。说明航行南海已拥有四帆帆船，并掌握“邪张相取风气”的打偏驶风技术。在印度洋上航行，甚至有七帆帆船驶风航行。
汉时已可造高十余丈，高大的三层楼“楼船”，并已配备如桨，橹，船尾舵，风帆等，船行驶的工具。甚至有有16支巨棹，以舷上圆孔为支点，形成杠杆，可轻松自如划动楼船行进。汉武帝《秋风赋》中“萧鼓鸣兮发棹歌”就是描写水手们边划边唱的情景。
汉代造船技术的先进，犹可从1955年在广州出土的那只东汉陶制船模管窥一斑。从船模上可看出船有八横梁，船甲板下有前，中，后三舱，两侧纵向铺设木板，有撑篙走道，有舵有锚。船体隔成九个严密舱，即使有一两舱漏水，船也不会即沉，有时间抽水，边堵塞漏洞或修理，还可继续航行。横梁和隔舱结构造船技术，提高了在大风大浪中航行，船的坚固性和行驶的安全性。这种技术，一直为后世造船沿用。
东晋末年，自隆安二年至义煕七年（398—411年），孙恩，卢循于海上起事，以海岛为基地，经常驾船海上，用兵数十万众，纵横东南海12年之久。所造战舰数万，战艇不计其数，并创高10余丈四层楼船“八槽战舰”；还有如飞云船，苍隼船，金舡，飞鸟舡等战船。虽失败，然英勇奋战，坚强不屈，虽败犹荣。尤其雄厚的造船基础，快速高超的造船能力，准确娴熟的航海技能和雄壮威武的战舰实力，为我国造船航海史留下光辉的篇章。
隋唐五代时期，航海技术更加成熟，船民更熟练运用季风航行。无论对天文、地理、潮汐，均有较水平的认识，并应用于航行。开元年间天文学家憎一行已用“复矩”仪器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高度。这是人类首次对子午线的实测，并应用于航海的定位导航。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可确定南北距离变化。“广州通海夷道”应用这大地测量术，对航海方向、距离、时间，相对具体测定；并对某地区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征也可作明确的地文定位描述，还可对远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标记录。随着数学的进步，航海家用勾股定律以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标，提高海岸测量水平。
唐大历年间，窦叔蒙著《海峤志》描划出潮汐运动与月亮运动的同步规律，对潮汐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现的时间、计算方式、潮汐循环周期等也有详细论述。人们还能利用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有规律发生的“信风”航行。高僧义净就是借南海季风、北印度洋及孟加拉湾季风，并掌握洋流规律，乘船到达东南亚室利佛逝国，再回中国的。这时，南海船民掌握了海洋气象知识，并能利用赤云，晕虹预测台风。
3、舟如巨室
公元9世纪中叶是宋朝航海史的一个高峰，据清人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说“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进行商业竞争。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器用門》“舟楫附104：木蘭舟”记述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还酿酒养猪，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朱彧的《萍洲可谈》还最早记载指南针，朱彧之父朱服于1094—1102年任广州高级官员，他追随其父在广州住过很长时间。书中记录了他在广州时的见闻。不但记载着广州蕃坊，市舶等许多情况，还记载了中国海船上航海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们善于辨别海上方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表明当时舟师已能掌握在海上确定海船位置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