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清贫，学业优异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二日生，明末清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福建南安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
洪承畴的远祖本姓陈，因入赘于洪氏，故改姓洪。洪承畴为当地望族的后裔，是武荣翁山洪氏的第十二代孙，属东轩五房。这是一户书香门第，然而到了他的曾祖父一代，家道已经中落。曾祖父洪以诜，庠生。祖父洪有秩，贡生，卒于赴考途中。父亲洪启熙是洪有秩的遗腹子，母戴氏，因孝事姑婆，扶孤成长，被朝廷旌表节孝烈女，赠一品夫人。
洪承畴的父亲洪启熙，字尔朝，号幼迹公，也是一名秀才，以致孝远近闻名。其妻傅氏为名门闺秀，有文化教养，具备传统女性优良品德，对三个儿子要求极严。次子承畹早逝，三子承唆的书法极佳，很受人们的喜爱。
洪承畴是启熙夫妇的长子，对他的期望和钟爱更是无可比拟。七岁时，洪承畴进入溪益馆读书。后因家境贫寒；十一岁时便辍学在家，每天帮助母亲做豆干，次日早上再到集镇上出售，如果还有剩余，就在附近乡村走街串巷高声叫卖。这种艰难的生活，给了洪承畴很大的磨炼，也使其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因为接触到大千世界，特别是社会下层的贫苦人民，所以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从而也给有抱负的洪承畴在脑海里勾画出一幅未来想要实现的草图。
当时，洪氏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好学、上进的洪承畴，在闲暇的时候，就到学馆外听课，偶尔有的学生不会作对子，他便代其完成，并且还能得到先生的赞扬。久而久之，洪启胤发现洪氏家族还有这样一个天赋极高、抱负不凡的人，就决定收洪承畴为门徒，让他免费读书。
洪承畴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抓紧时间，刻苦学习，不但出色地完成学馆的课业，而且博览群书，尽量获取不同学科的知识。启胤先生见洪承畴前途无量，也就更加用心培养，将自己的藏书如《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借给承畴阅读，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都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洪承畴从小就表现出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对此，洪启胤很是赏识，同时也加以鼓励和正确引导。洪启胤就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章中写下“家驹千里，国石万均”的评语。
五年以后，洪承畴来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十三岁的洪承畴到省城参加乡试，中乙卯科第十九名举人。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殿试，结果中丙辰科二甲第十四名。洪承畴从此释褐，踏上仕途，并步步高升。
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六年中，历员外郎、郎中，成为清吏司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侍郎以下的重要部员。
明天启二年（1622），洪承畴由中央调到地方，为浙江提学佥事。按照明朝规定，该官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巡回考试各府、州、县的生员。乡试前负责考定各地教官的等第，以便选聘至省城阅卷。洪承畴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判断力，所选拔的人才皆称俊奇，因而受到了朝廷的赞扬和赏识。两年后，即迁为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三年任满，又迁陕西督粮参政，成为国家从三品地方大员。
洪承畴从万历四十四年，二十四岁时金榜题名，到天启七年三十五岁时升任陕西督粮参政，短短十二年间便成为一名三品的朝廷命官。由此也可见洪承畴的办事能力，及对人际关系的妥善处理。然而此时的洪承畴，只是一个听命于上级的下属官员，并未能发挥个人运筹帷幄的聪明才智，及独当一面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从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创造奇迹，在同辈中独树一帜。洪承畴只能企盼着机会的到来。
二、剿灭义军，崭露头角
“时势造英雄。”明末社会的动荡不安，为洪承畴施展其才能和谋略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而每次实践的成功，又为他加官晋爵提供了依据。当大权在掌、独当一面的时候，洪承畴的足智多谋便得以充分表露和发挥了。
明朝天启七年（1627），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县民王二，聚众数百人，皆以墨涂面，闯入县城，杀死知县。王二领导的起义，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二起义的次年，即崇祯元年（1628），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失业驿卒和逃亡士兵等便闻风而动，纷纷起义。如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领广大群众起义，王二闻讯即率部来汇合，共拥众五六千人；清涧人王左桂（原名王子顺）更召集骑士万人，反于宜川；汉南人王大梁起义后，有部众数百人，自称大梁王，到崇祯元年十月，又有成县、两当两地的农民三千多人加入，攻克略阳，逼近汉中府；清涧人点灯子（赵四儿、赵胜）也在本县起义；十二月，固原发生兵变；崇祯二年，阶州士兵周大旺率众起义；三年，陕北饥军三千余人在神一元领导下起义。
人民起义的烈火，开始在三秦大地熊熊燃烧，而且越来越旺。这就使刚刚登上皇位的崇祯皇帝惊恐万状。遂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以杨鹤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力对付起义军。《明通鉴》说：“是时，关中寇炽，廷臣莫肯往，群推鹤。上召鹤问方略，对日：‘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显然杨鹤是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还提出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
事实上，在对付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大抵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是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却往往出现分歧。杨鹤以抚为主的方针，得到了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帝也一度表示认可。在崇祯四年（1631）正月的一次廷对中，他就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杨鹤的主抚政策以失败告终。四年七月，杨鹤即下刑部狱。
而此时的洪承畴却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崇祯二年（1629）九月，混天王与王子顺等千余人活动于雒川县曹店村、宜川县龙耳嘴一带，后又掠韩城的龙门渡，守将失利。时为督粮道参政的洪承畴同抚院中军李满仓、都司艾穆、千总费邑宰等击败起义军，起义军走清涧，韩城解围。这一战使得洪承畴名声远扬，也为日后的升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崇祯三年（1630）六月，起义军首领王嘉胤杀孤山副将李钊，米脂张献忠聚众响应，起义军势力越发壮大，对官军的威胁进一步加强。在这重要时刻，洪承畴被朝廷任命为延绥巡抚，成为大权在握的一方长官。当时，洪承畴虽然是陕西总督杨鹤手下的一名官员，但他并不支持杨鹤“以抚为主”的策略，而是采用“以剿为主”的“内定”策略。在大力剿灭起义军的同时，对既降复叛的王左桂等人，洪承畴则杀之。他认为强硬手段是对付起义军的最好办法，从而引起朝廷重视，也是使得他能够飞黄腾达的机遇所在。
黄河把山西、陕西分隔东西，山西自河曲至蒲津一千五百里，河面较窄。崇祯三年以后，陕西起义军不时过河，攻城略地。如三年四月，起义军陷蒲县，分兵东略赵城（现已撤销）、洪洞、汾、霍，西略石楼、永和、吉、隰等州县。洪承畴也率领官军过河入山西境。崇祯四年（1631）七月，点灯子部六千余人东渡山西。八月，洪承畴大败点灯子于山西桑落镇。不过洪承畴的主战场还是在陕西。
崇祯三年六月，起义军首领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遂居府谷。洪承畴与杜文焕率部围之，王嘉胤等深夜劫营，被官军击败。八月，王嘉胤勾西人人犯，佯装乞降，乘机夺路走皇甫川，后复引西人入掠。洪承畴、杜文焕从孤山进击，又一次将其打败，王嘉胤部崩溃。四年四月，投降官军的义军首领不沾泥拥众挟粮赏，复攻米脂。总兵王承恩、侯拱急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畴、张应昌亦至。不沾泥分两营以待，两军交战数次，起义军不敌，于是逃遁。洪承畴等率军紧追，至西川，斩杀义军三百余人，溺死者不计其数。官军屯住西川双湖峪，其间有窑寨六十四，皆险绝，都是义军及贫苦人的聚集地。洪承畴乃令在此设防堵截，不沾泥恐惺万状，率百骑逃关山岭。都司马科等追之，尽歼其骑。不沾泥无路可走，于是向官军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不沾泥亲手杀死义军首领双翅虎，绑缚柴金龙以自献。六月，混天猴、独行狼等义军万余人自甘泉犯合水，洪承畴得到报告立刻率兵追击，在甘泉山中将其打败，混天猴等只好乞降。这段时间，洪承畴以自己的谋略，对义军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在杨鹤“以抚为主”的政策指导下，招抚没有什么成效，大抵旋抚旋叛。如满天星曾降于杨鹤，杨鹤就曾按照其设想选骁勇者安置营中，遣散一般部众一万两千余人，并命起义军头领分别强制回家。然而不到数月，众人又纷纷叛去。就是对杨鹤，义军亦视之如儿戏。四年三月，起义军首领孙继业、茹成名等六十余人来投降，总督杨鹤非常高兴，欣然接受。官军还设御座于固原城楼，令投降者跪拜，并呼万岁。接下来又宣读圣谕，令投降者发誓，然后解散，或归农，或留军中。然起义军对杨鹤的招抚“视作儿戏”。
崇祯四年四月，省臣劾陕西总督杨鹤“恇怯玩寇”。言官也上章批评杨鹤，杨鹤只好上疏引咎辞职。七月，逮陕西总督、兵部右侍郎杨鹤下刑部狱。至此，杨鹤的“主抚”政策宣告失败。
三、全力清剿，以剿坚抚
当杨鹤的招抚策略屡屡受挫，并受到官员弹劾的时候，洪承畴节节胜利的消息却接二连三地传到京师。这就使朝廷中的一部分大臣对洪承畴的才能和他采取的以剿为主的策略，有了更深认识。胜利的消息也使崇祯帝感到振奋，洪承畴必然受到皇帝的青睐。
崇祯四年（1631）九月，朝廷任命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兵部右侍郎。从此，洪承畴一改杨鹤“以抚为主”、“边剿边抚”的方针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方针。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农民军攻城略地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更加频繁，仅四年九月以后，被占据过的州、县就有宜川、安塞、安定、甘泉、宜君、葭州等等。洪承畴在给上司的报告中就说：“贼势日炽，承畴日不暇给矣。”此外，投降的义军首领又联络其他义军攻陷甘泉，劫掠饷银十万八千两，杀知县郭永图，备兵河西张允登战死。十二月，诸投降的义军纷纷复叛，攻绥德等地。
崇祯五年（1632）正月，义军陷宜君、保安、合水，渡河东去者陷山西蒲州、永宁等地。在此情况下，就有人弹劾洪承畴。不过由于巡按御史李应期上奏说：“洪承畴是在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担当现任官职，是可以施展他的才能的。”这番话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才使洪承畴没有丢掉官位。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处理陕西事务上，是没有人能与洪承畴相比的。
洪承畴是幸运的。他在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后的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战绩。首先，他打了不少胜仗，斩杀不少义军首领。四年他击败点灯子，并将其擒获而后杀死。点灯子起于青涧、绥德，征战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广大地区，秦、晋沿河州县不断报警。他的被杀，使得山西平阳一带暂时安定。闰十一月，义军首领谭雄复据安塞，参将李卑驻兵城外。洪承畴谋计说：“我若株守宁塞，必至各处蠢动。”于是命副总兵曹文诏等围宁塞，自己率领骑兵同总兵王承恩等到达安塞城下，诱使谭雄等五人出城，斩之。
最使明廷振奋的是崇祯五年（1632）春的西陕之捷。先是宁塞逃逸的义军人马与环、庆等地的义军汇合，攻陷镇原，并屯军于蒲河，欲犯平凉，走冈翔、汉中。陕西巡抚练国事自泾州迅速来到固原，令固原道王振奇同副总兵王维善等严密防守各隘口，又令平凉道徐如翰同副总兵董志义防守泾州各要害，并令总兵杨嘉谟、游击赵光远缉拿或杀死农民军情报人员以及往来传递信息的骑士，这样就切断了各义军问的联系，遂使义军固守城中，不敢出来，加上食物匮乏，起义军之间也产生疑虑，人心动摇。此时，总督洪承畴从鄜州问道驰至庆阳，曹文诏也率临洮新兵两千人来到，宁夏总兵贺虎臣所率新兵也如期到达，会于西陕。在统一指挥下，官军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术，与义军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战场纵横数十里，义军伤亡极重。据史书记载，杨嘉谟斩两百二十五人；曹文诏斩三百八十三人；贺虎臣斩三十人；王维善斩三百二十六人，赵光远斩九十七人。战后官军吹嘘说：“宁塞之强寇尽矣。”
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大大地鼓舞了官军的士气。时人以西陕之捷为用兵以来的第一大胜利。西陕之捷显示出了洪承畴等谋略的成功，进一步树立起他在朝廷中的形象，巩固了个人的地位。
其次，洪承畴在招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四年十二月庚寅，洪承畴报告招抚张献忠、罗汝才等一千九百余人。
可以说，洪承畴在陕西三边总督任上是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的。他是以多管齐下的方法，全面对待陕事的。明末的陕西天灾、逃兵等多种因素，导致了明末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而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少有的。对待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绝非一个“剿”，或一个“抚”可以解决问题。当时的明朝政府财政困难，官吏之间党派林立，东北满族兴起，加上天灾、人祸，更显危机四起。
而从当时陕西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剿”还是“抚”，都需要钱。官军也需要钱，没有钱，发不了饷，士气不高，战斗便难以取胜。何况参加义军的人中就有一部分是失业的驿卒，及因积欠饷银而无衣无食的士兵。具体到招抚的义军战士，他们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如果回乡没有一定的资金从事最简单的生产，维持最低下水平的生活，他们必然会重新走上反抗的道路。洪承畴深深懂得此事的重要，他曾多次向上级报告缺乏饷银。如在他任三边总督前的崇祯四年八月，就向上司报告乏饷。出任三边总督后的五年正月，洪承畴向中央提出，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结果朝廷“从之”。有了饷银，无论“剿”或“抚”都有了坚实的后盾。
有了暂时的财政保障，又有了西陕之捷树立起的军威，洪承畴及其领导下的官兵，接连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五年正月，洪承畴在槐安堡打败起义军，斩四百三十人；五月，洪承畴自绥德至西川，与延绥巡抚张福臻合兵围剿起义军，擒斩四百余人；八月，在环县等处斩杀四百三十六人和两百五十二人，等等。
随着官军对起义军打击力度的加大，起义军的流动范围也更加扩大。洪承畴及时修订计划，指挥部属开始了南征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