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愚“助宁代光”使南宋进入了比较安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比较富裕。物质丰盛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宋朝那深厚的文化沃土，使它的文章更加成熟和灿烂。中国的文化在宋朝进行了一次集结，儒家文化上升到新的层次，理学让儒家文化成为教条。在这种文化的作用下，忠臣更加忠贞，奸臣更加险恶。历史就是矛盾的历史，没有矛盾就没有历史。
赵汝愚：“故人冰清我如玉”
宋光宗即位时，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光宗皇帝自幼便体弱多病，经常称病不上朝，也不亲理朝政，南宋政权的各种军情政务一概不予过问。
此外，尤其令群臣十分忧虑的是光宗皇帝迟迟不立储君，这样的国之大事一直悬而未决。光宗皇帝做事十分不明事理、不懂人情，再加上李皇后擅权跋扈，专横无理，光宗皇帝与太上皇孝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至于南宋祖制规定每月拜见太上皇的定制都不顾，数月之间都不去探望孝宗。光宗的不孝行为严重地动摇了南宋的统治基础。不仅朝野上下议论颇多，就连市民百姓也是对光宗千夫所指，使得他早已民心尽失。因此，为了南宋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以留正为首的群臣百官多次劝谏和敦请光宗前往探望孝宗，还有大臣愤愤不平地说光宗不顾天理人情，可是光宗还是不予理睬。孝宗由于父子之间的关系冷淡，逐渐忧郁成疾，不久病情加重，已是弥留之际的孝宗渴望再见儿子一面。可是，光宗却推说自己久病初愈，不宜拜见太上皇，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去世，不孝的光宗也没有去探望父亲。如此一位帝王，如何能叫天下百姓臣服。
孝宗死后，时任宰辅的赵汝愚立即把孝宗驾崩的讣告上奏光宗，请光宗尽快换上孝服为孝宗治丧。当着朝野上下的面，光宗再也不好推脱不能主丧了，勉强答应群臣亲自为孝宗办理丧事。可是留正、赵汝愚等却一直等不到光宗出来。光宗回到寝宫后便马上改变了注意。
这时赵汝愚、留正等大臣开始策划逼迫光宗让位，由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即位。当然向光宗进行暗示的事自然成了留正的任务。留正觐见光宗提议由太子管理国事，可是没有想到光宗竟然下诏给留正说希望退位，留正虽然很有才干，但是面对反复无常的光宗，心里不知所措，害怕陷入是非之中，借故年老体衰，辞官一走了之。这使得人们议论纷纷，一时间各种猜测谣言充斥了大街小巷。朝中的变故使得远在北边重镇的宋军将领怀疑秘不发丧，定有内乱，均在军事上开始了准备，南宋王朝大有山河变色的危险。面对此种情况，枢密使赵汝愚以宗室的身份担负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赵汝愚当然十分清楚，如果政变成功，必须先从安抚军队入手，他命工部尚书赵彦逾前去做御林军统帅郭杲的工作。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赵彦逾带回了郭杲的答复，郭杲同意站在朝中士大夫们一边，这样赵汝愚就可以放心地展开行动了。赵汝愚在安顿好军方将领之后，听从侍从意见，派外戚韩侂胄前去说服吴太皇太后促成政变成功，逼迫光宗让贤。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曾孙，母亲是太皇太后的妹妹，他的条件对说服吴太皇太后非常有利。事情进行没有费什么周折。赵汝愚等人又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后，就命人悄悄通知嘉王越扩，要他第二天务必参加早朝。
次日，在赵汝愚的率领下，文武百官都来到宫内，向坐在帘后的太皇太后跪拜。赵汝愚象征性地向吴太皇太后禀报当前国家大事，然后陈述让光宗让位的决定，并且以光宗已经同意等为理由，呈请太皇太后决断。吴太皇太后自然早已知晓，就传下诏令，支持光宗退位，让他的儿子嘉王继承大统。这样有了太皇太后的认同，一切事情便顺理成章地进行了。赵汝愚思虑周全，他又提出在嘉王赵扩即位后要总揽朝政，如若光宗和儿子发生争执，还望太皇太后出面调停。太皇太后吴氏一概答应。绍熙五年（1194年），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被群臣拥立登基，是为宋宁宗。
嘉王赵扩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直到太皇太后颁布诏令后才明白所谓的商讨军国大事原来是自己的登基大典。嘉王赵扩胆小怕事，顿时方寸大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群臣如何劝说也不肯即位。赵汝愚对赵扩的懦弱表现颇为恼火，只好命人不由分说地将黄袍披在了嘉王赵扩的身上，随即扶上了龙椅。赵扩还未醒悟的时候，赵汝愚已经率领着朝野上下的文武百官三叩九拜地行起了大礼，赵扩的登基大典就这样草草举行了。
直到这时，昏庸无道的光宗还被蒙在鼓里，宁宗继位后前往光宗的寝宫拜见，光宗才如梦初醒，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南宋中后期，只有赵汝愚这一个人还可以称得上是神智清明的名臣。这一评价还算中肯，因为赵汝愚在这场政变当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助宁代光”的举措是为了南宋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英才辈出，“诸葛”再世
毕再遇，兖州人，据《宋史》记载，他“姿貌雄杰，早以拳力闻”，“武艺绝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曾经受到孝宗召见，被赐以战袍、金钱。然而，在他早年的时候，议和派主事，武将难以得到重用，再加上毕再遇性情刚烈，在官场上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到开禧北伐的时候他已经年近六十了，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武节郎。
开禧二年四月，宋军北伐，郭倪派遣毕再遇与陈孝庆攻取泗州，金人听说以后，关闭了泗州榷场，并堵塞城门，作好了战斗准备。毕再遇请求选取敢死之士为前锋，郭倪给了他87个人。当时，宋军已经定下了进攻日期，毕再遇出敌不意，先期一天到达了泗州城下，泗州有东西两城，跨汴河两岸。他施展疑兵之计，把旗帜和舟楫陈列在西城下，自己却率主力急趋东城南角，身先士卒登上城墙，杀敌数百，金兵溃败，东城被攻克。这时候西城仍在坚守，毕再遇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对城上大喊“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中原遗民也，可速降”。于是西城也投降了。事后论功行赏，郭倪想授予再遇刺史的职位，毕再遇说，河南有八十一个州，现在刚刚打下两城就能当刺史，以后怎么奖赏别人呢？他推辞了，没有接受。
此战之后，毕再遇奉命取徐州，他率兵到达灵璧的时候，听说宋军已经在宿州败绩，这个时候刚好收到郭倪的书信，命令他撤退，毕再遇说：
“郭、李军溃，贼必追蹑，吾当自御之”，独自率军担当起殿后的任务，金人五千余骑兵分两道追击宋军，毕再遇令敢死之士二十人守住灵璧北门，自己领兵直冲敌阵。金人看见他的旗帜，惊呼：“毕将军来也”，不战而逃。毕再遇手挥双刀，渡水追击，杀得金军丢盔弃甲，保护了主力的安全撤退。在这次撤退的过程中，毕再遇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智慧，由于寡不敌众，他设法弄来很多羊，把这些羊倒悬起来，让羊的前蹄着落在鼓面上，羊不停地挣扎着，羊蹄一上一下，鼓被敲得咚咚响，在一片击鼓声中，毕再遇悄悄地将全部军队撤离了。金人听到不停的鼓声，以为宋兵还在，不敢轻易进犯。等他们知道中计了，金人也只能望“羊”兴叹！
宋宁宗开禧二年年底，金人大举南下，毕再遇率部驻守六合，金兵前来围攻。毕再遇令将士偃旗息鼓，置强弩手于城上，置伏兵于南边。金兵气势汹汹地逼近城下，守城宋军万箭齐发，金兵难以前进。此时，伏兵突然出击，金人不知虚实，引兵而退。宋军追杀，金兵大败。金将完颜图拉、泥庞古等自马鞍山、成家桥等地增兵六合，攻势日盛一日。城中守军的箭支已用完，军心开始动摇。毕再遇不慌不忙，命士卒高举青盖在城上来回移动。金兵以为是宋主将在此，乱箭齐射。宋军很快获得箭支二十余万。毕再遇又令将士在城门上作乐以示闲暇，同时又不断地派小股部队不断地出城骚扰金军，金军昼夜得不到休息，于是不得不撤军。
毕再遇料敌如神，用兵非常讲究谋略，人称诸葛再世。他认为金人强悍，骑兵尤其勇猛，如果正面交战，宋兵往往会吃很大亏。所以他用兵主张抓住敌人的重大弱点，设法钳制敌人，寻找良好的战机。一次又与金兵遭遇，他命令部队不得与敌正面交锋，而采取游击流动战术。敌人前进，他就令队伍后撤，等敌人刚刚安顿下来，他又下令出击，等金兵全力反击时，他又率队伍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退退进进，打打停停，把金兵搞得疲惫不堪。金兵想打又打不着，想摆又摆不脱。到夜晚，金军人困马乏，正准备回营休息。毕再遇准备了许多用香料煮好的黑豆，偷偷地撒在阵地上。然后，又突然袭击金军。金军无奈，只得尽力反击。毕再遇的部队与金军打了一会儿，又全部败退了。金军气愤至极，全力追赶。谁知，金军战马一天来，东跑西追，又饿又渴，闻到地上有香喷喷的豆子，用嘴一探，知道是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战马一口口只顾抢着吃，任你用鞭抽打，也不肯前进一步，金军调不动战马，在黑夜中，一时没了主意，显得十分混乱。毕再遇这时调集全部队伍，从四面包围过来，杀得金军人仰马翻，横尸遍野。
毕再遇在抗金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朝野的普遍认可，短短二三年中，自武节郎连迁二十三阶为左骁卫上将军，统领整个两淮战场的军队，成为南宋的着名军事将领，与岳飞、宗泽、韩世忠并称为抗金名将。
名家回眸
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南宋一朝虽然军力孱弱，但是名将辈出，如毕再遇、宗泽、岳飞、韩世忠等，像这样的名将，如果遇上赏识他们的明君，其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或不可限量。
理学：儒家思想的顶峰
“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的主张，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可有其他意念。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丧失人性。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古代人对妇女的贞节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人不独讲贞节，还讲贞操。贞节说的是已婚妇女的事，贞操则扩展到未婚女子身上，即所谓童贞问题。在公开场合，要求妇女戴盖头，以障面部。女子要脚穿尖小莲鞋，朱熹还别出心裁，在鞋底下装上木头，使之行走有声，便于人家监视其活动。
理学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因庆历新政之后有熙宁变法的汲汲于“财利”，故激起道学家对王霸、理欲、义利的严辩；因庆历新政的夭折和熙宁变法的转向，故使道学家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大根本”，只有君心正，然后才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
如果说在政治上为了纠正前面朝代政治中的弊病，宋朝在实现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成就斐然，但未免矫枉过正，在文化上，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高度的同时，也不免走向了狭隘。
理学在刚开始没有发生大的作用，但当朱熹在政府取得权力后，才正式结出果实。这就不得不细说下朱熹。朱熹的父亲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多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对佛学也有浓厚兴趣。朱熹早年出入佛、道之门，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颐、程颢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它规划了朱熹的理学系统。淳熙三年，朱熹与当时着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致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理学”区别于“心学”，成为一大宗派。
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儒家经典《五经》进行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系统、完整的天理论。他将儒家学派若干辅助性的书籍，孔丘言论集《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四书五经”，后来渐渐代替五经，对后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宋代尽管有朱熹这样影响广泛的杰出学者，但是，那些理学的严厉原则和高超理想，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作为规矩、常识和习俗，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大范围地出现过，直到南宋末甚至元代，才渐渐在汉族士人中开始被接纳。
一种思想如果在对人的约束脱离了人性，那它就必然造成虚伪，在理学创立之始，也是卫道士和假道学数量剧增之时。朱熹在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也逐渐使儒家文化成为教条并使其变得虚伪。
这些经学理学在宋王朝是显规则，是教化别人的，它不上宫闱、不上大夫。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另一套潜规则，按照这种潜规则做事才能成事，一边道貌岸然地满嘴仁义道德，一边肆无忌惮地男盗女娼。所谓道德教化成了虚伪的本源和罪恶的渊薮，奸臣得以卫道士的面目大行其道，极端的趋利性和自私性大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