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期的德国经济繁荣是短暂的。一旦美国停止贷款，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大量外债，德国经济的脆弱性就很快显露出来。1928年，美国国内有价证券交易繁荣一时，在国外的投资纷纷回撤从事股票投机，美国的对外贷款开始萎缩。这次美国投资资金的转向，给了依赖外债的德国经济以强烈的震动。
1929年10月24日，以美国华尔街纽约股票市场崩溃肇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延续到1933年。由于德国经济对美国资本的高度依赖性，这次经济危机对德国经济的打击，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得多，是德国历史上最尖锐、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
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煤产量下降了32.7%，生铁产量下降了70.3%，钢产量下降了64.9%，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2.1%，汽车产量下降了64.2%，发电量下降23.5%，造船吨位下降了83.6%，棉花消费量下降了21.4%。到1932年8月，德国整个工业生产指数下降了40.6%，下降幅度仅次于美国（46.2%），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生产资料的缩减尤为突出，1932年下降了53%，连日常的自然磨损都不能抵补。消费品生产指数下降了25.3%，分别退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水平。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德国数十万家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甚至大康采恩也难逃破产的厄运，如钢业托拉斯被迫进行改组，毛织业的杜尔巴赫康采恩不得不宣布破产。德国全部工业的开工率仅为1/3，有2/3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在欧洲名列前茅。德国农业危机来到较晚，从1930年起，德国政府提高了农产品进口税，尽管如此，德国农业仍然避免不了危机的打击。危机使整个农业生产下降了30%，从1929年到1932年农产品销售后的收入由102亿马克下降到65亿马克。农民被迫大量出卖土地，1928年到1932年被迫卖掉的土地达到36万公顷。大批小农纷纷破产，佃农人数迅速增加。
1931年3月，由于外国贷款的削减，德国最重要的银行——达姆斯达特银行——宣告破产。随后，在全国掀起挤兑风潮，引发了货币信用危机。7月柏林一系列银行几乎全部关闭，国库黄金储备减少了4/5，整个信贷系统处于总崩溃的边缘。德国对外贸易一落千丈，1929年到1935年，德国出口总额减少了69.1%，进口总额减少了70.8%。
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声明没有能力偿付每年达25亿马克的赔款，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响应。早在1928年底，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经理欧文·扬格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就拟定了减少德国应付赔款总额的《杨格计划》。1930年3月，德国政府接受了《杨格计划》。该计划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139亿马克，在57年内付清。计划没有规定抵押来确保支付，取消了《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财政经济的国际监督，撤消了赔款委员会，设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清算银行”负责接收和分配赔款。协约国军队在1930年全部撤出莱茵区。1931年，德国政府声称无力负担赔款，在兴登堡总统的请求下，美国总统胡佛颁发了为期一年的延期偿付令。期满后，德国仍以经济危机为借口，拒付战争赔款。1932年的洛桑会议规定，德国最后缴付一笔30亿马克的赔款，其余一笔勾销，后来德国连这一笔赔款也未支付，赔款不了了之。
经济危机导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统治危机，其标志是米勒大联合内阁的倒台，“总统制内阁”的确立。
由于经济危机，德国财政出现巨大赤字，失业人数剧增。工会要求米勒政府保证失业救济金的来源，并试图将失业保险金从3.5%增加到4%，使劳资双方各增加0.25%的保险金，以及通过无固定限额的国家补助来提供必要的经费。工业界拒绝增加保险金，也拒绝多用公款，认为只有减少失业救济金，才能克服国家保险公司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和民主党建议采纳中央党议会党团领袖布吕宁提出的妥协方案，即仍按以往的比例向各方征收保险基金，另外由政府提供一笔为数14亿马克的补助金，如果仍然不敷所需，则开始削减失业救济金的数额或增加征收保险金的数额，人民党表示赞同。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分歧，总理米勒、内政部长泽韦林和经济部长施密特赞成妥协，劳工部长维塞尔坚决反对，原因是工会支持维塞尔，他们将减少救济金看成是对工人社会保障的威胁。1930年3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米勒政府被迫辞职。此后，德国进入了“总统制内阁”的领导体制，即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行使在“非常状态”下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条例”来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凌驾于国会之上，有权解散国会，取代立法机构，有权任命或罢免总理。“国家元首获得的实权比过去的皇帝还要大”。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颁布的“紧急法令”逐年增加，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而国会颁布的法令逐年减少，1930年是98次，1931年有34次，1932年只有3次；国会开会的次数，1930年有94次，1931年为41次，1932年只有13次。危机期间，德国议会民主制政体明显削弱，专制主义倾向逐渐抬头，共和国的前景日益暗淡。
1930年3月30日，由国防部部长办公厅主任库特·冯·施莱歇尔推荐，兴登堡总统任命天主教中央党右翼领袖布吕宁为总理，组织了一个由中央党、民族人民党、民主党、人民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声称“不受任何联合的约束”，“自然不能无视本议会的政治力量”。布吕宁的上台，被认为是议会民主制政体开始解体、专制主义倾向重新抬头的开始。
为克服危机，布吕宁采取了支持和扶助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的措施，政府以保证金和救济金的名义，先后共拨款46亿马克给少数大企业和大公司，1931年政府拨出40亿马克以帮助遭受困难的农业部门，结果96.8%的资金落入占地20公顷以上的农户手中。与此同时，政府执行通货紧缩政策，通过增加新税，提高纳税额以及减薪、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裁减政府职员、压缩公共开支等办法，力求使国家财政平衡。危机期间，德国新税名目繁多，仅啤酒税和零售税就使群众的捐税增加7.5亿马克。1930年6月实行了人头税，12月又实行了烟草税，此外还有危机税、独身税、就业税等。德国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工资在危机中下降了50%。危机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给社会造成了一个庞大的不稳定的失业队伍，加剧了社会危机。1929年德国失业人员只有200万人，1932年增加到600多万人，最高时达到800万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43.8%，加上其家属占德国总人数的1/4.这些失业人员平均每月只领取15马克的生活补助金，由于政府取消了21岁以下失业工人补助金，使100多万失业青年失去了生活来源，80万青年无家可归。失业队伍中不少是中小资产阶级成员，如有几十万中小企业主、手工业破产者、小商人，还有数十万政府职员、教师、工程师和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931年到1932年，每年有26000名大学毕业生，只有10000人找到工作，8000所工业专科学校和工业学校毕业生，只有1/8能找到工作。这些失业和无业人员走投无路，逐渐沦为流浪汉，成为纳粹党蛊惑的对象。
经济危机为纳粹运动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从1929年以来，纳粹党利用“中间阶层”反对资本主义的情绪，通过与他们利益攸关的大量宣传，使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在中间阶层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纳粹党针对人民群众不满政府、要求改变现实的心理，大肆攻击魏玛共和国，极力散布这场危机是魏玛共和国“政府无能”，是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战争赔款，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魏玛共和国政府是德国人民贫困和灾难的根源。在攻击共和国的同时，纳粹党大肆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欺骗宣传。希特勒根据各阶层群众的心理和要求，“向所有人许诺：向失业者许诺提供面包，向农民许诺低廉的租金，允诺要抵御共产主义来保护有产者，答应给满怀民族自豪感的人一个新的强大的德国，向国防军答应要重整军备，向工业界答应高额利润和俯首听命的工会。”他企图使德国人相信，只有他才能将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纳粹党还四处散发传单、小册子，张贴印有“德国猛醒”、“希特勒就是独立、工作和面包”等字样的招贴画。这些宣传攻势不能不打动处在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的心。“经营工商业的广大中产阶层、农民、特别是‘渴望英雄主义’的青年感到自己被共和国排斥，对希特勒的宣传愈来愈感到有吸引力”。随着纳粹党影响的扩大，加入纳粹党的人越来越多，1930年纳粹党发展到30万人，1931年达到80万，1932年超过100万人。纳粹党的追随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其中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群众，据统计，1930年纳粹党的追随者中工人占26.3%，职员和雇员占24.4%，独立业主占18.9%，官吏和高级职员占7.7%，农民占13.2%，青年大学生及其他人员占9.9%。正如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指出：“经济危机给城乡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他们感到绝望，因而成了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表面上颇为激进的反对资本主义蛊惑煽动的牺牲品”。
1930年7月16日，布吕宁政府以总统的紧急权利为依据，提出了关于削减官员薪俸和征收税收的两项法令，18日该法令遭国会否决。同日布吕宁经兴登堡授权，宣布解散国会。9月14日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共获得640多万张选票，107个议席，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尽管仍然是国会中第一大党，但损失了10个席位。共产党获得的席位增加了23个，达到77个。这次选举后，希特勒踌躇满志：“我们战斗不是为了国会的席位，我们赢得议会席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解放德国人民。”纳粹党在议会中的胜利，使布吕宁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的愿望化为泡影，进一步加剧了议会民主制的危机。这次选举是魏玛共和国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在拉拢中下层民众的同时，希特勒积极同权势集团勾结。从1931年夏天开始，希特勒决定有步骤地争取全国各行业的工业巨头的支持。随后几个月，希特勒走遍了整个德国，同工业界的主要人物私下会谈，不少资本家开始同情和倾向纳粹党。1932年1月，300多名垄断资本家及其代表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聚会，听取希特勒关于纳粹党内外方针的演说。希特勒一再向资本家保证，决不触犯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的主权，并鼓吹德意志民族高贵的种族优越论，大肆攻击民主制度为“笨拙的统治，破坏的原则”，叫嚣要“彻底铲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他还保证上台后训练一支800万人的军队，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希特勒的长篇演讲，博得了资本家热烈的掌声。从1930年起，垄断资本家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纳粹党的金库。鲁尔煤矿辛迪加决定，自1930年起每年赞助纳粹党600多万马克。据统计，1930年到1932年德国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的资助达7000—9000万马克。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扩大了纳粹党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
从1930年起，希特勒还极力讨好国防军。1930年春，乌尔姆卫戍部队有3名年轻军官因在军队中从事纳粹宣传并发展纳粹势力而被捕。1930年9月选举后一星期，这3名军官以叛国罪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希特勒出庭作证，乘机宣传纳粹党绝对没有取代陆军的意思，不仅如此，纳粹党执政以后，国防军还要大大扩充，强加在德意志民族身体上的和约必将被摆脱。青年军官同情纳粹运动的人开始增多，高级军官也比较放心了。1931年1月，施莱歇尔废止了关于陆军不得雇佣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和补给站工作以及不准纳粹党人加入陆军的禁令。
1931年10月11日，纳粹党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意志联盟、俾斯麦青年团等政党和组织在不伦瑞克邦的哈尔茨堡温泉城集会，要求布吕宁政府辞职，并预谋15个月后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会议结成了“哈尔茨堡阵线”。虽然这一联盟因各方目标不一致不久便解体，但会议加强了纳粹党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系，巩固了纳粹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成为纳粹党最终问鼎政权的一个重要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