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两个教团属于逊尼派的苏非教团，而努巴赫什教团（Nurbakhshiyya）则属于什叶派的苏非教团，是从库布拉维教团分化出来的。该教团所信奉的教义与什叶派正统思想十分接近。在建国初期，伊斯马仪对该教团颇为宽容，还将一大片丰饶的土地赐予教团年迈的长老。但此后几任长老却连续遭遇厄运。N5y7年，教团的长老阿米尔·卡瓦穆丁因为“令人惊诧的傲慢”而被塔赫马斯普召见。国王指派一位卡迪对他进行讯问，问他到底是国王还是苏非。卡瓦穆丁回答自己是苏非。但是当被问到为何修建堡垒、囤积武器时，他却无法给出有力的回答。塔赫马斯普囚禁了卡瓦穆丁，而后将其处死。①经过这次清算，虽然努巴赫什教团的神秘精神传系幸存了下来，但是作为一个地方势力的努巴赫什教团已经不存在了。
①S.A.Arjomand，TheShadowofGodandtheHiddenImam，p115.
另外一个苏非教团尼玛图拉希教团（Ni"matu"llahiyyah），是14世纪后期在伊朗东南部创立的。该教团最初信奉逊尼派教义，后逐渐向什叶派转变，一度追随者甚众，成为波斯地区人数最多的教团。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初，该教团已经完全转变为十二伊玛目派，并和萨法维王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教团首领甚至出任过萨德尔（sadr，政府高层职位，具体见本章第四节）。但是阿拔斯一世继续塔赫玛斯普的镇压异端政策，尼玛图拉希教团也成为被镇压对象。迫于压力，教团的大部分信徒迁往印度，留在伊朗国内的部分逐渐衰微。
为了树立十二伊玛目派的权威，萨法维王朝对什叶派的其他支派也严加控制。
伊斯马仪派的支派尼札尔派在波斯地区一直很有影响。1164年，该派的领袖卡希尔（al-Qāhir）自认为伊玛目，举行了大复生节。1510，该派的伊玛目塔希尔（Tahir）被派往喀山地区担任教职。其追随者纷纷前往该地，这引起了伊斯马仪的警惕，下令要将其处死。塔希尔在接到一个波斯贵族的消息后立即逃往印度。伊斯马仪去世后，塔希尔曾派儿子回伊朗探听风声，想重返伊朗，但是无果而终。同属于尼札尔支派的另外一部分什叶派维系的时间要稍长一些。但是塔赫马斯普在其统治的晚年对其信徒进行了屠杀，并囚禁了其第三十六任伊玛目穆拉德（Murad）。穆拉德后来被阿拔斯一世下令处死。伊斯马仪派在伊朗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
萨法维王朝对什叶派极端主义、苏非主义以及其他不同于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力量进行清洗，迅速确立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正统地位。这些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萨法维王朝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因为不稳定的末世论思想所支配的极端主义思想显然无法满足需要稳定、持久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要求。而要使游牧部落定居，树立对王朝而非对部落的忠诚，就需要一个更加稳定成熟的教义。镇压苏非教团的目的也主要在于消除政治方面的威胁。建国之后，萨法维教团的苏非主义色彩越来越弱，世俗主义的影响却越来越强，这必然会引起其他苏非教团的排斥，两者产生冲突，一些持异议的苏非教团必然受到打击压迫。
苏非派传统中一直存在两种潮流。一种以民间宗教形式存在，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贫、虔诚、坚忍，重视外在形式的修炼方式。另外一种更加注重内在的精神修炼和玄思冥想，强调苏非信仰中神秘主义的因素，更多地与哲学思辨联系在一起。虽然两种潮流共存，并在一些苏非修炼者身上合而为一，但是一般来看，尊奉前者的多为普通信众，而注重后者的则带有精英化特色。这一时期对苏非主义的打击，主要是针对第一种力量。而第二种力量由于疏远政治，神秘主义色彩浓厚，不对王朝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因此更易受到比较宽容的对待。
在萨法维王朝前期，什叶派乌勒玛虽然受到优待，但是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在打击正统什叶派信仰之外其他派别的工作中，王权显然比什叶派乌勒玛更加急于行动。王权对非主流宗教势力的整肃，恰恰为什叶派乌勒玛力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正如韦伯所说，政治权力的“世俗之腕”可为教权的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支援。①
①［德］马克思·韦伯，康乐，的美惠译：《支配社会学》Ⅱ，第385页，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第四节 萨法维王朝的宗教政治体制
一、宗教体制
萨法维王朝沿袭了自贴木儿和白羊王朝以来的宗教制度，包括清真寺、宗教学校，宗教赠予、卡迪制度等，并通过贴木儿时期设立的萨德尔一职对这些机构进行控制。贴木儿时期，萨德尔的地位相当重要，其职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管理宗教赠予，负责将其收益分配给宗教院校的学生、学者以及相关慈善机构；二是监管神圣律法的实施。萨法维王朝初期频频展开军事行动，萨德尔同时还兼有埃米尔（amir，将军）的职能。1514年，伊斯马仪国王被奥斯曼帝国击败，对外征服就此停止，萨德尔才逐渐脱离军事活动，而专司宗教和法律方面的事务。
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宗教赠予由国家集中管理，委派一个或两个萨德尔监管，萨德尔再指定各地的代理人具体管理。不过，个别特别重要、宗教赠予丰富的圣地，比如马什哈德、阿达比尔的监管人不由萨德尔指派，而是国王亲自指派，这些职位一般被波斯贵族所把持，别人很难染指。每个城市中的伊斯兰长老（ShaikhIslam）和卡迪（qadi，即教法执行官）虽然也由萨德尔指定，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宗教学者出身，在任职的同时往往还会在自己的住所或其他地方开班授课。另外城市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宗教学校，一些宗教学校配备有宿舍，学生的食宿都可以从宗教赠予的收入中获取补贴。通过萨德尔、伊斯兰长老、卡迪这些职位，萨法维王朝把经济、法律、教育和宗教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萨法维王朝初期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前面提及的官方宗教学者，即由国家供养的宗教学者。国王从宗教学者中挑选出一些人，委任以与萨法维王朝的行政机构等级相符的职位。其中职位最高的是王朝后期设立的“毛拉·巴施”（mullābāshī），即众毛拉的首领，大毛拉。能够担任这一职务的宗教学者应该具有很高的宗教和道德声望，他的职责是负责为国王提供宗教事务方面的咨询，以及在不同场合为国王祈祷。之下应该是萨德尔，他们同时兼有宗教和行政两种职权，由国王亲自挑选，其地位与奥斯曼帝国的大穆夫提基本相同。萨德尔负责一切官方宗教事务，包括在一些下级职位的乌勒玛协助下监管瓦克夫，还负责在国王的授权下，指派各个城市的卡迪和伊斯兰长老。萨德尔分为两类，一类在王室领地上行使职权，另一类在各省发挥作用。萨德尔一职常常是一些地位显赫的波斯贵族家族所把持，其任期很长，到王朝晚期甚至是终身任职。
第二类宗教学者就是那些不依附于中央政府，而凭借自己的声望获取信众支持的乌勒玛。这类乌勒玛中地位最高的是那些穆智台希德，即有能力进行创制的人。他们能就宗教问题和法律问题给出建议，因其博学和虔诚而备受社会尊重，被认为是隐遁伊玛目的代表。穆智台希德之下就是那些满足信众日常宗教需求的人，比如清真寺里的领拜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什叶派的历史上，各清真寺的领拜人一般是由信众按照自己的意愿推举，而不是由官方权威指定。由于两类宗教学者的互相流动，在一些情况下，官方宗教学者也会成为领拜人。
除了宗教学者之外，作为先知后裔的赛义德家族一直拥有特殊的地位。虽然赛义德们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但是他们受到尊崇的原因主要是其源自于先知和伊玛目的高贵血统。在萨法维王朝，赛义德几乎不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但是他们收取札克特和更为可观的胡姆斯，还定期从宗教赠予的收益中获取津贴。
二、波斯贵族与阿拉伯学者的冲突与融合
自蒙古人统治波斯地区以来，一些波斯贵族家族就具有极其显赫的地位，他们是地方管理，特别是行政和司法管理方面的最佳候选人。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后，那些抵制新政权的贵族受到严厉的惩处，一些不愿公开放弃逊尼派信仰又让皈依什叶派的贵族不得不举家迁移。而愿意放弃逊尼派信仰，积极与新政权合作的波斯贵族迅速融入本来以土库曼人为主的领导阶层，在国家管理方面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萨法维王朝前期波斯贵族与宗教学者阶层的冲突与融合，对宗教学者阶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谢赫卡拉奇（MuhaqqiqKarakī）的经历就是这一冲突和融合过程的缩影。
卡拉奇于1466年左右出生于一个阿拉伯宗教学者家庭。1504年，他从叙利亚移居纳杰夫。之后不久，他应伊斯马仪国王的邀请，开始出没于萨法维宫廷。在以什叶派为国教的新国家中，卡拉奇对于如何把国家政治秩序置于宗教规范之下有诸多设想。早在1510年，在一篇谈论农业税收问题的文章中，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代替隐遁伊玛目行使某些权力的观点。而此前，对伊玛目隐遁期间什叶派穆斯林是否应该举行周五聚礼这类问题，什叶派教法学家一直争论不休。卡拉奇提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举行周五聚礼是合法的，因为乌勒玛可以代替伊玛目来领拜。1510年左右，他与其他什叶派乌勒玛一起前往赫拉特等地，在新近征服的地区宣传什叶派信仰。据记载，伊斯马仪国王每年要拨给他七万第纳尔，用以支持他的教学工作。
在塔赫马斯普国王时期，卡拉奇更受器重。塔赫玛斯普曾颁布两份诏书，赠与他土地，豁免税收。在这两份诏书中，卡拉奇被尊为“伊斯兰的证据”，“人民的指引者”。国王要求所有官员和贵族都要以卡拉奇为“他们的指引者和典范”，在一切事务上听从他。文件赋予卡拉奇非常广泛的宗教和政治权威，以及特殊的财产权和豁免权。①虽然卡拉奇并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但1598年国王正式认可了他作为“封印穆智台希德”（khātamalumujtahidīn）和“伊玛目代理人”（nā"ibaluimam）的地位，并赋予他直接管理国家宗教事务的权威。因此，这些诏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正式认可了当时最重要的穆智台希德的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而这一权威与国家宗教体制内的萨德尔等职位所具有的权威不同，体现了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宗教学者力量的增长。
①两份诏书见S.A.Arjomand，AN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Shi"ism，pp.250-262，SUNYPress，1988.
卡拉奇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他与当时担任萨德尔的波斯贵族达什塔基（aluDashtaki）的矛盾。塔赫马斯普支持卡拉奇，1531年他罢免了达什塔基，听从卡拉奇的建议任命波斯贵族出身，又是卡拉奇门徒的穆尔兹丁·伊斯法罕尼（Mu"izzaluDinaluIsfahānī）为萨德尔。在穆尔兹丁·伊斯法罕尼尚未能前来就职期间，卡拉奇代行萨德尔职权，全权负责宗教官员的任免。由于卡拉奇显赫的影响，他被人们尊称为“时代的穆智台希德”。1534年卡拉奇去世，他的主张对此后什叶派宗教体制在伊朗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536年，穆尔兹丁去职，卡拉奇的另外一个学生米尔·阿萨杜拉·舒什塔里（MīrAsadullāhShūshtarī）被任命为萨德尔，在任长达二十余年。但是卡拉奇试图以什叶派宗教学者取代波斯贵族，控制萨德尔职位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舒什塔里去世后，萨德尔重新成为波斯贵族的专属。
卡拉奇试图通过控制萨德尔职位，把宗教、法律、行政的权威集合在宗教学者身上，真正代替隐遁的伊玛目进行统治，但他的努力未能成功。什叶派宗教学者也没有因此而进入国家管理阶层，成为政治体制的核心。但是这对宗教学者的宗教权威却没有产生影响，相反却强化了他们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权威。从严格的伊斯兰教义来讲，伊玛目从先知那里继承了高贵的血统和隐秘的知识是他具有权威的关键依据。而乌勒玛则是典型的“俗人”，不具有任何神圣的特质，伊玛目隐遁之后什叶派宗教学者中出现的神权贵族完全没有基础。但是，随着宗教学者在伊玛目隐遁之后的作用日渐增加，在普通什叶派信徒看来，乌勒玛受先知和伊玛目所赐，总是带有某种普通信徒没有的特征，特别是在宗教知识方面。随着十二伊玛目派逐渐成为什叶派中的正统派，乌勒玛的地位逐渐增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信众要征询乌勒玛的意见，由他们从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知识出发，来判断哪些行为是可行的，而哪些是被禁止的。乌勒玛作为宗教教师的地位不断加强。而在萨法维王朝最初关于伊玛目隐遁期间举行周五聚礼是否合法的争论平息之后，乌勒玛作为领拜人，其重要性和必然性也日益得到认可。
作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乌勒玛，他们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有非常深刻的认同，也缺乏广阔的法律、行政、经济和政治基础。对于在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的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些宗教学者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教义、礼仪及其教法学方面的建议。学者们往往避居一隅，潜心研读经典，其兴趣主要集中在信仰方面。当他们来到伊朗，其合适的位置就是担任各地的伊斯兰长老或是清真寺的领拜人，或是作为宗教教师，就教义、教法问题提供咨询。最初，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而伊斯兰长老这样的职位也不可能全部由他们来担当。但是随着什叶派信仰的传播和宗教教育的发展，这些职位越来越倾向于由专业的宗教学者来担任，穆智台希德、伊斯兰长老、大清真寺的领拜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受外界影响、但同时又相对独立的宗教学者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