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辞赋家枚乘在梁国时，曾娶一个小妻，叫皐母。枚乘车归时，皐母不愿相随，枚乘十分生气，给皐母数千钱，留她同母亲相居。《汉书·枚乘传》。据《汉书·佞幸传》记载，张彭祖即被小妻毒死。《后汉书·陈敬王羡传》曰：“后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又后汉书·窦融传》曰：“融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长安中，出入贵戚。”《后汉书·陈球列传》曰：“陈球小妻，程瑾之女。”汉代史料中关于小妻的记载很多。
汉代小妇与小妻同，大概是指一些爱妾。此两名称通行于两汉四百年中。《汉书·元后传》载曰：“王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风俗通义》曰：“沛郡有富家公，资二知二百余万，小妇子年裁数岁矣。”《太平御览》卷六三九，引《风俗通义》。
“下妻”的称谓约在西汉后期出现在关东地区。《汉书·王莽传》载曰：关东地区有人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降至东汉初年，这个称呼开始广泛流行。光武帝和明帝多次下诏，严令释放和送归由于战乱、饥荒而“为人下妻”者还家。《后汉书·光武纪》曰：“建武七年，如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又，十三年诏曰：“益州民自八年以来，依托为人下妻欲去才恣听之。”下妻可能是对低下婢妾的统称。
旁妻的地位较低。《汉书·元后传》曰：“王禁有大志，不修谦隅，好酒色，多取傍妻。”
“外妇”的名称见于西汉前期。《汉书·高五王传》曰：“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外妇大概是今天的情妇，不为社会承认。
“少妇”之称流行于东汉。《后汉书·董卓传》曰：“卓朝服升车，即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妇止之，卓不从。”
此外，还有傅婢，御婢，都是一类。汉代小妻、傍妻不止一人。西汉定陵侯淳于长被诛时，有小妻六人，皆弃或更嫁。《汉书·孔光传》。东汉王畅则自称有小妻三十七人。《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至于无子买妾更为寻常。
在汉代，买卖是媵妾来源的重要途径。其有买卖自良家女者，但更主要的是来自奴隶买卖。掠夺则是另一条重要途径。秦汉时期的历次战乱中，掳略妇女的记录，屡见不鲜。即令平时，也同样存在掠略妇女现象。被掠略之妇女，不是用作为婢，便是用作妾媵。不过，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则是以聘财来娶妾。如《西京杂记》卷二：“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以为妾。”《后汉书·明帝八王列传》即记载了赵孝王聘娶小妾之事。而封建皇帝聘娶夫人妃子的钱财数量之巨，使人为之膛目。在汉代，无论是娶“小妻”、“下妻”、“旁妻”，抑或纳妾，都须有送聘财过程。从“下妻”等人的实际地位看，汉代也承认其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和财产继承权，只是地位较嫡子为低罢了。故而时人对于为人妾媵，并不忌讳。例如成帝许后姊孊，虽贵为皇戚，却甘为淳于长小妻；窦融女弟虽富贵家子女，亦乐为王邑小妻，等等。
不过，总的来看，媵妾是被列入婢仆之流的，妾毕竟是妾，不能与妻同日而语。
4.婚嫁尚早
秦朝末年，由于大规模战争，造成土地荒芜，劳动力大量死亡。及至汉初，“大城各都，人民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汉书》卷十六《功臣表序》。人口由秦朝的二千余万减至一千二百万左右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复旦大学1983年博士论文本。，汉初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因而十分重视“民数”问题。为了鼓励人口增殖，竭力倡导早婚，并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汉高祖七年朝廷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高帝纪》。惠帝时也曾规定，女子十五岁以上必须出嫁，否则要罚“五算”《汉书·惠帝纪》。
在这样的情况下，汉代早婚现象普遍，史籍中关于汉代官宦和一般士人民女早嫁的记载俯拾皆是。班昭十四岁嫁曹世叔《后汉书·列女传》。，王姬十四岁与王更得结为伉俪《后汉书·列女传》。；许平君十四岁左右委身欧侯，胡公夫人十五岁嫁胡广，甄氏十五岁嫁给袁熙，汤郡平民女子妄人年十四岁出嫁《汉书·外戚传》。；女子相乌十五岁时出嫁，纪配十六岁出嫁。《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与民间平民或官宦相比，皇族的婚龄就更低了，一些婚姻几乎处于童婚状况。汉昭帝、平帝、霍氏、王氏等人的婚龄皆在十岁以下。
早在西汉时，一些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早婚的危害。宣帝时，王吉曾呼吁改变“世俗嫁娶太早”的恶习。他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汉书·王吉传》。可惜这种意见并未能为统治者和广大民众所接受。
5.再嫁自由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注重礼法建设，在实现尊君抑臣目的之同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维系父系血统继承权，因而十分重视女子的贞节，对那种守节之妇大加褒奖。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邑有位名叫清的寡妇，能守先人之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于是，贞节观念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开始明确。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奠定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夫为妻纲被抬到三纲之一的高度，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与此同时，一些儒学士人也遵从圣意，大力宣传和倡导以贞节作为评判妇女德行的标准之一。戴德和戴圣叔侄率先为《礼记》传注成《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继而郑玄对《三礼》阐幽发微，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传统礼制，同时刘向编纂了《古列女传》，树立起若干闺阁典范，其守贞行状恰为戴学、郑学中一系列道德规范映证。东汉早期，班昭所著的《女诫》，更是明确提出了“从一而终”的道德标准，认为“夫妇之好，终身不离”。还援引古代礼法，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主张妇女应“清闲贞静，守节整齐”。否则，不会“礼义有愆，夫则薄之”，“行违神祗，天则罚之”班昭：《女诫·专心第五》。至此，女性贞洁观念已完全理性化、系统化和具体化，成为女性婚姻生活中的无情的“紧箍咒”。
不过，习俗观念的转变和礼法政策的贯彻之间总要滞后一段时差。秦汉贞节观念的强化，主要体现于礼法制度层面。儒家标榜的“从一而终”原则仍未为民间普遍认同、接受。
秦汉时人趋着大一统的盛世而及时行乐的风气，成为贞节观念渗入民间社会的主要屏障。当时，女子可以和男子一起宴饮。这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中都相当普遍。西汉初，高祖刘邦还沛，置酒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日乐饮极欢”《汉书·高帝纪》。文帝和窦皇后、慎夫人在上林苑中饮酒，也要让侍郎袁盎于旁作陪。东汉后期，琅琊有是“倡优男女杂坐”《风俗通义·怪神》。的习俗。男女结伴同路而行，也是正常之事。如东汉末年，简雍与刘备巡游，即“见一男女行道”《三国志·蜀书·简雍传》。男女同车而行，亦是司空见惯。相传，东汉人糜竺乘车归家，“未达家数十里，路旁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行数里，妇谢竺去。”《三国志·蜀书·糜竺传》注引《搜神记》。在这种“男女大防”变得毫无约束力的世风之中，贞节的价值不可能为人看重，也难以凸现出来。
据史书记载，东汉人曹文叔在丈夫死后十分悲痛，不欲再嫁，以致于“以刀断鼻”，毁容自誓。人们劝她：“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悲叹“去日苦多”是汉代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心态，任何有碍人们精神和肉体及时行乐的观念和行为，以及扼制生命存在的礼俗，都会遭到程序不同的遗弃和潜移默化的改造。相反，真挚的情感则是当时广大妇女追求的婚姻目标。汉乐府《上邪》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衰绝。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汉代妇女赤诚性爱的肆无忌惮的披露，那内中流溢的自然生命的热力和草野式的粗犷气势，足以冲破礼教的园囿，与崇高爱情的忠贞相比，贞节既不纯洁，也不高尚。
从现存史料看，汉代再嫁现象极为普遍。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庶民百姓，均有自择佳偶再醮嫁人的自由和权利。且看汉室皇家：汉景帝的王皇后本已嫁给金王孙，并且已生过女儿，后才被母亲纳奉当时尚为太子的景帝。王皇后的母亲本身也是再嫁之人。《汉书·外戚传》。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在丈夫死后寡居多年，五十岁时看上卖珠小儿董偃，武帝非但不怪罪，还接见董偃，称为“主人翁”，承认这位新姑父的合法地位。《汉书·东方朔传》。光武帝刘秀，在姐姐湖阳公主新寡时便度其心意，主动帮她穿针引线，说媒于“威容德器，气度非凡”的大司空宋弘。《后汉书·宋弘传》。桓帝邓皇后名猛女，是和熹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女。其母名宣，第一次嫁给邓香，生下猛女。第二次又改嫁梁纪。当时猛女年纪尚小，无人抚养，乃随母一同到了梁家，因而跟着姓了梁氏。《后汉书·桓帝邓后传》。至于朱买臣之妻主动请求离婚改嫁，蔡琰三易其夫而成道德文章，则为千古文坛津津乐道。
最高统治者以及律例对再嫁多持认可态度。汉文帝驾崩时就遗诏曰：“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可以再嫁。《汉书·文帝纪》。在西汉晁错《守边劝农疏》中，曾提出把大批男子迁徒到北方边地屯垦守疆。针对这种长期戍边“不能久安其处”的情况，主张“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汉书·晁错传》。，建议得到了朝廷批准。东汉献帝朝丞相曹操，专门写了一篇文字，允许其妻妾在自己死后可以再嫁：“常以语妻妾，皆令深得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除皇室外，一般士宦人家再嫁情况也不胜枚举。张耳之妻，原孙黄富人之女，看上张耳后便赶走了丈夫，改嫁张耳。苏武使匈奴被扣，时间一长，其妻误以为已死，便再嫁他人。《汉书·苏建传》。王凤的小妇弟（妾之妹）张美人，虽已嫁人，但王凤以她“宜子”为名，仍献成帝后宫。《汉书·元后传》。东汉黄昌，贫贱时一妻离散。后来他当了蜀郡太守，一次审案时发现犯人的母亲很像自己的妻子。一经审问，果然如此，于是黄昌遂和这位失散十年并早已改嫁生子的妻子复婚。《后汉书·酷吏传》。东汉后期，陈相骆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三国志·吴书·骆流传》。
汉时，在庶民百姓中，丈夫死后妻子改嫁者，更是常见。西汉时长陵人儿，先出嫁王仲死后再嫁另一男子田氏。《汉书·外戚传》。据《汉书·陈平传》记载，“卢牖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张负不嫌其贫，终“以女孙予陈平”。丧夫五次的妇女仍可再嫁，说明当时的贞节观在民间是非常淡漠的。
6.婚礼始举乐
周代以前，结婚仪式并不热闹。《礼记·郊特性》曰：“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婚礼不贺，人之序也。”《礼记·曾子问》曰：“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显然上古把婚礼看作“幽阴之礼”，不奏音乐，人们也不祝贺。直到汉初，一些地方官吏囿于周礼，也禁止人们在婚礼时相贺。
但是，结婚终究是“大吉也，非常吉也”《公羊传》文公三年。的喜事，在秦汉这样的热衷于享乐的时代，“婚礼不贺”的状况不可能维持下去。此后，婚礼便充满了热烈、嬉闹和吉祥的气氛。新娘夫妇着装光彩照人。《盐铁论·散不足》曰：当时富者结婚，“衣皮朱貉，繁路环佩”；而一般人家也会“长裙交袆，璧瑞簪珥”。东汉时期，“妇人始嫁，至作漆画屐，五色彩为系”《风俗通义》。；“丽女盛饰，艳如春华”《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双方家中也装饰一新，喜乐融融。时人蔡邕描述云：“婚礼以举，二族盛饰，威仪有序……即臻门屏。”《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婚礼之日，双方的亲族成员“群祥既集，二族交欢”《初学记》十四，引秦嘉《述婚诗》。“喜宾僚觉，祈祈云聚”。他们在酒宴桌上，戏谑、笑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曰：“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有时在酒醉之后，来宾还会作出一些过火的举动。《风俗通义》载曰：西汉时汝南张妙参加杜士家婚礼，“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又悬足指，士遂致死”。有的婚礼上始终充满了欢歌笑语、载歌载舞的欢乐气息。如西汉人杨恽在酒宴上“拂衣而喜，畜袖低仰，顿足起舞。”《汉书·杨恽传》。即便是城市平民家庭，也是“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盐铁论·散不足》。
石雕闹新房习俗是婚礼举乐的最突出的表现。此俗正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燕地风俗曰：“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这是说人们在庆祝新婚时可以不讲传统礼仪，男女可以随便嬉戏。俞正燮《癸已存稿》卷一四认为这就是后世的闹新房。东汉仲长统《昌言》曰：“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汙风诡俗，长奸，莫此之甚。”这里提到酒使新郎新娘兴奋起来，让他们当众作些亲妮的动作，在族亲间公开自己的隐私。有的待新郎、新娘入洞房后，于窗外窃听新人谈话及动作，以为笑料。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袁瑰娶妻时，就有于窗外窃听新人语者。
闹洞房之前还有一举乐的事项—撒帐，此俗亦起始于汉代。据《戊辰杂抄》记载，“撒帐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予告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这种撒帐，其意为祝新人同心相爱，并“得子多”。撒帐之俗始于汉代还有一说，《知新录》曰：“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麻豆谷米穰之，则三煞可避。”自此以后，凡新人进洞房，人们都要向他撒麻豆谷米。
三、丧葬风俗
秦汉丧葬之礼仪大体继承古制而又有所发展，一般的皇室贵族、官僚、巨富依循先秦的“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的观念，对死者的装殓、埋葬、坟墓修建、祭祀活动等，形成了一套较之先秦更为隆重而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习俗。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比较发达的经济，使得秦汉时人在处理死尸时，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物质财富，从容而又妥善地完成丧葬程序。同时，又依据传统的生死观念，创造出许多新的充满了生命力的丧葬事象，以寄托生者对死者的哀悼，从而达到心理的平衡与满足。
1.丧礼循古
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上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丧葬礼仪制度，丧礼过程并无多大改变，只是更为隆重而已。据杨树达先生《汉代婚丧礼俗考》所述，汉代的丧葬礼仪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葬前之礼。这一阶段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大小敛、哭丧停尸等项内容；第二阶段为葬礼，包括告别祭典、送葬、下棺三个环节；三是葬后服丧之礼。
人初死，则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以玉石珠贝为常见。对于某些高爵大官，皇帝亲赐饭含珠玉。
小敛缠尸常以币帛为主，或者为纩绵。附身之物有衣，有被；贵族有锦衣，平民只是一般常服。在葬具中最值得注意者为“玉衣”，又称“玉匣”、“珠襦玉匣”。《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曰：“帝崩……，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扎，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西京杂记》曰：“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玉衣虽为天子之制，但某些宠幸大臣亦得受赐享用。金缕玉衣之外，另还有银缕、铜缕者，等级低于金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