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长期分裂、战乱频仍、封建王朝不断更替的时代，也是人口大幅度流动、民族融合深广、汉族进一步扩大的时代。这个时期，就皇朝更替而言，起自公元220年曹丕受汉禅称帝，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共369年；但史家习惯于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迁献帝都许算起，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前后近400年。在这约4个世纪中，除西晋曾实现过短暂的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种势力群雄逐鹿，争战不已，政治风云变幻多端，整个社会处于极度动荡之中。其间由于民族迁徙，政权交替更换，使得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频繁和活跃的，因此，此期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性。
1.政权更替频繁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少有的朝代更替、国家易姓频仍时期，从三国开始到隋朝统一的三百六十多年中，在整个中原大地、大江南北先后建立过35个不同的政权，长的一二百年，短的只有数年，皇帝如走马灯般轮换。公元220年，曹丕受汉禅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世称蜀。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但是，这种局面维持得并不长。公元263年魏灭蜀汉，265年，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称帝，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随着吴主孙皓递出降表，东吴灭亡，三国结束，开始了西晋短暂的统一。
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消耗了西晋统治集团的内部力量，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加深，居住在西北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族纷纷爆发起义。公元311年刘曜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又攻破长安，俘获晋愍帝，宣告西晋灭亡。逃到江南的司马氏贵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
西晋灭亡后的北方从刘渊于永嘉二年（308年）称帝开始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共约130年时间，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不断的混战中纷纷自称为王，建立政权，总共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南凉、北凉、西凉等16个政权存在，史称十六国。东晋与十六国南北对峙，史称东晋十六国。
公元420年在南方的东晋司马氏政权被刘宋取代，开始了宋、齐、梁、陈等四个朝代的更替，史称南朝。在北方，北魏于公元439年灭掉最后一个政权北凉，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地方割据、混战不堪的局面。经过约一百年的发展，北魏内外矛盾激化，公元534年高欢逼迫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另立孝静帝，迁都邺城，分裂了北魏，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鸩杀西奔长安的孝武帝，废魏自立，建立北周。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重新统一北方。这一段时期，史称北朝。公元581年杨坚逼迫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分裂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统一的隋政权走上了历史舞台。
频繁的政权更替，带来了政治阴谋、谋杀、纂位以至战乱和动荡，极大地影响甚至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极大的冲击。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思想是当时士大夫视政权更替为家常便饭而形成的特有观念，否则人们便很难立身处世，服务于不同的政权。
2.门阀制度盛行
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时期，可以说都是在门阀制度的阴影下生存的。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极其完善，但也开始走向僵化，使品评乡党人物不重才能只重门弟，高门势族掌握着政权和国家经济及政治走向，寒门庶族受到严重排挤，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畸形政权结构。正是这种在门阀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由于势族的特权被过分强调，从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强大的影响。如姓氏等级制、士庶不通婚，以及其它的特权、等级观念。尤其是南北朝之后，门阀制度绝对化，九品中正制衰落，士进完全讲究血统，人们辨别姓氏，防止士庶混淆，谱谍学极其发达，在用人时重视的只是先人的名位等等，这一切与门阀制度密不可分，成为当时治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流。
3.文化融合和谐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在迁徙和战争中先后进入中原，并趁晋朝统治者内部争斗时，利用不同的方式，在原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样，一方面，他们给汉族地区带来了胡服、胡床、胡食、胡坐等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在建立和巩固自己政权的时候，又难免遭遇了汉族先进农耕文化的抵抗，从而引起了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强烈碰撞和密切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孝文帝实行迁都和改制，朝廷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之间的通婚，对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起了催化作用，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从十六国割据到北魏统一北方，再由北魏分裂到被北齐北周取代，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始终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由于各民族间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生产方式的不同，也给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抉择机会，使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色调。在许多旧的文化样式被淘汰的同时，又有许多新的文化样式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流行。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由多民族异质文化经过激烈碰撞、密切交流、相互学习，最后达到和谐融合的特殊时代。
4.宗教信仰兴盛
不断变更的政权、战乱，使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定的社会之中，人生、命运、朝代、政权，如变幻的万花筒，瞬间即逝无法把握。人们为寻求解脱便浸淫于宗教信仰，企望得到神的启示和来世的幸福安宁，即使是统治者，也非常明白利用宗教来治理平民百姓，能使他们从无常的生命感受中得到不灭的心理平衡，从而可以帮助他们稳固政权。这无疑推动了宗教信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发展，成为道教、佛教传布弘扬的兴盛时期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道教讲究修炼服药，认为修炼服药可使人成仙，长生不死。因此，从魏晋开始，服散成风，隐居修炼成了一种崇尚；而佛教则渲染极乐世界，那些脑满肠肥、荣华享尽、坏事做绝的人只要立寺造像、布施财物便可立地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对于统治者士大夫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凿石佛、造寺庙一时大兴。敦煌、云岗等石窟成了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当时统治者佞佛的见证。而这一切又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过节增添了浴佛、盂兰盆，人死要做斋七、百日等。受佛教影响，梁朝时小到正月初一吃一只鸡蛋的习俗也被改掉，原因是不茹荤。
5.汉族成分扩大
从东汉以来，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到西晋时，在辽西、幽并和关陇等地，已“与华人杂居”。两晋之际的中原战乱，使汉族人口大量外流，为西北少数民族的南下和东进提供了可以植入的空间，从而使山东、关东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明显变化。匈权、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先后建立了政权。以致“胡旌扬月、羯马腾风、埃尘淮浦、虓号河宫”《晋书·刘曜载记》。使华北平原、关中平原的民族成分日益复杂。到冉闵之乱时，原西晋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已胡汉杂错，“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晋书·石离龙载记》。拓跋鲜卑建魏后，进攻南方时的兵员组成“城东北是丁零、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宋书·臧质传》。说明并州胡人，常山及赵郡的丁零人，关中的氐、羌人，都是当地人口的重要构成。在南方，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原是蛮、僚、俚、傒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经汉末和两晋之交两次大规模的北方移民的南下，到东晋时已改为汉蛮、汉僚、汉俚或汉傒杂居之区，如东晋后的僚族，“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魏书·僚传》。南朝时“南蛮杂种，与华人错居。”《隋书·南蛮传》。
在与汉族的“混淆”、“杂错”、“参居”和“错居”中，南北少数民族以不同方式被汉族所同化。在北方，入主中原的“五胡”先后抛弃原来落后的传统，转而接受汉人先进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演变成汉族的成员。在南方，东晋及南朝政权对南方各少数民族，采取各种手段，将他们变为编户、依附民等人口，直接由国家控制起来，最终导致他们被汉化。到隋统一时，北方的鲜卑、羯、氐及匈奴、羌人的大部已散失了其民族特质，同化于汉族之中；南方的蛮、僚、俚、傒等民族的大部分，则“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隋书·南蛮传》。；“其于夏人杂居者，则于诸华不别”《隋书·地理志下》。，也为汉族所同化。而汉族则在同化南北各少数民族的同时，壮大充实了自己而发展成以后隋唐帝国的主导民族。
二、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演变轨迹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大致是承继了秦汉的主流而不断发展、变迁的，因此，大部分风俗习惯的内容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痕迹，证明它们的传承关系。但是，正象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一样，风俗习惯也表现出自己独有的发展个性，尤其是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动荡，政权的更替、统治者自我标榜的正风辨俗等等原因，使魏晋南北朝的许多风俗习惯义项发生巨大的变化，并对隋唐之后风俗习惯的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因此，下面几个方面的风俗演变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1.汉胡交融
风俗习惯在民族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中发生演变，这一点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是最明显的，而研究汉族风俗在此期的演变更不得不注意此点。虽然从主流上来说是汉民族风俗对少数民族风俗在演变上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许多义项上，由于吸收了少数民族风俗而对后代产生久远的影响：如踞坐胡床，它不仅是坐具的改进或变革，更深远地是它改变了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席地而坐的习俗，从而在礼仪、观念方面带来一种革命，为后来的椅子的产生提供了思维支点。又如胡服，即裤褶之类，这种满裆裤和更合体的服装，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更适于劳作，也更适于行伍。所以，胡服首先从军队中盛行开来。而胡饼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麻饼或芝麻饼，则盛行二千年而不衰。另外在婚俗、音乐器具、节日习俗等方面都有胡汉之间相互促进而使风俗习惯趋向变化的历史事例。
2.官方倡导
魏晋南北朝时还因吸收历史教训而使风俗发生演变的倾向。如胡服便是因为战争需要从赵武灵王开始采用的，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争频繁，所以盛行开来，并成为居常服饰，后来发展为朝服。神灵信仰也是如此，如郢城城隍虽然它的作用是源于某种神奇的传说，但从心理角度去看，它仍然是民众的一种基于现实生命财产需要的经验，所以传奇积淀着历史教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晋南北朝的薄葬，历史上厚葬总是被盗墓者挖掘，暴尸荒野，尤其是魏晋时，眼见战乱使汉氏诸陵无不被挖掘，引起人们对厚葬弊端的反思。曹丕曾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从曹操开始的曹氏皇族提倡薄葬，一些权贵大臣也纷纷响应，后来形成了在历史上少有的薄葬高潮。
3.名士示范
具有时代特征的士庶分明的阵营使习俗也带上鲜明的时代个性。门阀制度的发展制造了大批凌驾于平民百姓、甚至当时出身低微的皇帝之上的势族。他们自我封闭，不与庶族发生联系，因此，使此期的习俗许多演变为畸形的禁忌。如在交往中士庶不同坐，太后之孙路琼之拜访王僧达，王不仅语言傲慢，并且将琼之坐过的床烧掉《南史·王僧达传》。，而这仅仅是因为路是出身庶族。又如士庶不通婚，为了不外嫁庶族，不惜中表结亲《魏书·崔辨传》。，甚至将庶族认为“非类”《陈史·儒林传》。，拒绝结亲等等。在家族乡里等习俗方面，也是以势族占主导地位，因此，权贵名士的风俗行为，对民众产生极大影响。象谢安兄弟居丧不废乐，虽然是违犯古礼的，但“衣冠效之，遂成俗”《晋书·谢安传》。可见名士示范对习俗的演变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这种士庶分明而使习俗产生演变的主要心理依据是，士族占有绝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民众产生依附、仿效的行为。
魏晋时，许多人为了解祸，常常沉醉于酒精之中，以常醉不常醒来摆脱当政者逼官或挑剔言论而罗祸的可能性。有些喜欢追随风气的人便酗酒成风，怪诞不经。由何宴开始的服散是为了强身健体，后来士族仿效成风，竟有市人当街称石发，令人绝倒。居丧饮酒食肉、观棋娱乐或居丧不废乐、制做凶门柏历等，使风俗出现剧变，并逐渐形成新的习俗，都与名士的示范作用有关，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4.趋向奢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的奢侈化趋向得到加强。这一方面是源于当时贵族追求标新立异；另一方面是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促使人们安于眼前现实，及时行乐；还有一方面则是人性的弱点，即攀比消费。三者的结合，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族社会，崇尚奢华成为一种时尚，不仅衣饰要华丽高贵，坐车要别致新颖，而且饮食也要精良细味，居室高屋大户。难怪周朗要感叹曰：“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宋书·周朗传》。但是，其根源则在权贵和士族自己没有带好头。魏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即是一种崇尚奢丽的畸形社会风气的展示。北魏时的元琛在竞夸富奢之后曾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过我。”《洛阳伽蓝记》卷四。则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延续。正是权贵的斗奢竞丽，施及民间使风俗古今大异，所谓“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徙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晋书·傅咸传》。
这种竞相奢丽的生活方式发挥到极点，势必导出许多颓废不经的风俗事象，如女置面首、男兴娈童、男子傅粉等习俗，在贵族社会中，从魏晋到南北朝一直流行未绝。曹魏时的何宴是“粉白不离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梁朝时贵族子弟也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凡此种种，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社会风俗的演变有着明显的颓废化倾向。
5.南北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