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确立的时期，农副业生产达到很高水平，精耕细作的生产传统已形成。除中原传统农业区域外，边区的农业开发也有长足进展。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铁制农具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使用地区更为普及，牛耕技术不仅在中原地区普遍采用，而且推广和传播到了边远地区。一些新的耕作方法，已开始出现或逐步推行。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也初具规模，经贸也变得繁荣起来。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下，此期的生产风俗也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出现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独特的生产风俗事象。
一、农业风俗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除中原传统农业区域外，边远地区的农业开发也长足进展。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铁制农具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使用地区更为普及；牛耕技术不仅在中原地区普遍采用，而且推广和传播到了边远地区；精耕细作的生产传统已形成，一些新的耕作方法，已开始出现或逐步推行；新的种植作物的引进和作物新品种的培养，丰富了种植内容；地主田庄规模的扩大，刺激了园圃业的发展。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秦汉的农业风俗。
1.牛耕风俗普遍
我国的牛耕起源于殷商、发展于战国，普及于东汉。在秦汉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木耕手耨”的人力耕作仍然普遍存在，牛耕并没有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汉时期，封建中央政府大规模地推广了牛耕。“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汉书·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假与（贫民）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之类的记载史不乏书。一些地方长吏也“劝民务农桑……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汉书·龚遂传》。，积极推广牛耕。
考古发掘也证明汉代普遍施行牛耕。甘肃武威磨咀子西汉末年的木牛和木犁模型，《武威磨咀子之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山西平陆枣园村新莽时期的壁画《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考古》1959年9期。、江苏睢宁双沟的东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石》，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山东滕县宏道院的东汉画像石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陕西米脂的东汉画像石《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3期。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壁画中的牛耕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都直观地反映了汉代牛耕的情景。
汉代有一种独特的牛耕习俗，即所谓“耦犁”。《汉书·食货志》载曰：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二牛三人”指二人各牵一牛，二牛合拉一犁，一人扶犁。近年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壁画中的牛耕图，大多数是所谓“二牛抬杠”。两头牛抬着犁衡，牵引着一张长辕的犁，一人扶犁并驱牛，这是汉代牛耕的最通常的形式（图3）。
“二牛三人”的耕作形式，提高了劳动效率。在武帝末年实行代田法，用耦犁之后，“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邓展注曰：“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畮，于古者十二顷。古百步为畮，汉时二百四十步为畮，古千二百畮，则得今五顷。”三人种五顷，较之“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畮”《淮南子·主术训》。，其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秦汉时期还出现了耧犁，又称耧车，是一种可将犁地、开沟、下种、覆土等工作一次完成的农具。当时在北方可能已广泛应用，如山西平陆枣园村的汉墓画中有三足耧；《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考古》1959年9期。陕西富平《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土》，《文物》1966年1期。、河南郑州古荥镇《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2期。、北京清河朱房村《略谈北京出土的辽代以前的文物》，《文物》1959年9期。都出土有汉代的铁耧脚。与耕犁用二牛牵引不同，壁画中的耧车只用一牛牵引，这显然是由于牵引耧车所需的力远比牵引耕犁所需的力为小之故。
汉代普遍施用了铁犁牛耕，其耕作范围主要在北方旱地区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以水田为主，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耕作方式与北方迥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采用铁犁牛耕，而是“火耕水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汉书·地理志》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盐铁论·通有》亦有类似记载，曰：“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今安徽石台县东北）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史籍记载表明，汉代的火耕水耨之俗，在南方流行较为普遍。
关于火耕水耨的具体内容，古人有不同的解释：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言风草下种，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则草死而苗无损也。耨，除草也。”《史记·平准书》裴鮣《集解》引。东汉应劭则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⑧清人沈钦韩引用《周礼·地官·稻人》和《齐民要术》曰：“火耕者，刈稻了，烧其槁以肥土，然后耜之。《稻人》职：‘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齐民要术》：‘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持木斫平之。纳种。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侵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须薅。’”三说当以后说为是。
南方温暖的气候，丰富的降水量，陂泽遍野的自然条件为火耕水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可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西汉武帝时，“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史记·平准书》。火耕水耨给南方农业生产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2.“百谷”到“五谷”
西周之前，人们种植的谷物种类甚多，时有“百谷”之称，如《诗经·小雅·大田》曰：“播厥百谷”；《尚书·舜典》曰：“汝后稷，播时百谷。”春秋之后，作为谷物泛称的“百谷”已为“五谷”所代替。如《论语·微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五谷”究竟具体指哪五种谷物，郑玄注《周礼·天宫·疾医》曰：“五谷，麻、黍、稷、麦、豆也。”但郑玄在注《周礼·夏官·职方氏》时，又将五谷释之为“黍、稷、菽、麦、稻。”稻是南方作物，以稻替代麻而作为五谷之一，说明南方农业生产在全国的地位增强。秦汉时期黍、稷、菽、麦、稻就成了最主要的作物种类。
秦汉时期的主要作物种类，虽未超出前代的范围，但各类作物之间的比重，发生了一些变化：麦和稻的种植更为普遍，其在各类作物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先秦时代的史籍中，往往“黍稷”、“菽麦”连称，说明当时习俗以种植黍、稷、菽为主，麦、稻的地位似不及黍、菽。秦汉时，由于麦的种植逐渐普遍，麦在五谷中的地位得以提高。西汉董仲舒曰：“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稷）也。”《汉书·食货志》。两汉朝廷曾下令推广种麦。如西汉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纪》。；东汉永初三年（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纪》。
江南地区自古“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种稻是传统习俗。秦汉时期，随着江南人中的增加和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南方种稻业的发展十分突出，有关“大造稻田”的记载水胜枚举。而且已在北方部分地区推广种稻。如：西汉哀帝时，贾让曾经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汉书·沟洫志》。秦彭在山阳（今山东省西南部）任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东汉时张堪在渔阳任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刘靖都督河北诸军事，“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三国志·魏书·刘馥传》。，等等。这就为秦汉以后北麦南稻我国种植格局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经过长期选择和培育，秦汉时期各类主要粮食作物已出现许多栽培品种。据西汉《氾胜之书》载，麦已有大麦与小麦、“旋麦”（春麦）与“宿麦”（冬麦）的区分。江南的稻作农业也渐趋良种化，比较著名的水稻品种有“华乡黑秬”、“滍皋香粳”，张衡：《南都赋》。“新城粳稻”《艺文类聚》卷八五，引曹丕《与朝臣书》。等。1976年在湖北江陵风凰山西汉墓葬中，曾发现随葬的稻穗四束，经鉴定，属于品种纯正、能耐水肥的粳稻。《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3.渠灌流行
秦汉时期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其中规模最大者当属黄河的治理。如汉文帝时“河决酸枣”，“于是东郡大兴卒以塞之”。汉武帝时，“河决于瓠子”，“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汉书·沟洫志》。东汉时，汉明帝“发卒数十万”治理黄河，“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后汉书·王景传》。，工程浩大，都由朝廷统一组织。至于各地的渠堰陂井的修建，则多由官府牵头，依靠民间力量完成。
秦汉时期，社会重视沟渠的开凿和修建，修渠引水灌溉农田成一代之风俗。据《汉书·沟洫志》说：自黄河瓠子决口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秦汉时期开凿的新渠数量甚多，分布极广。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武帝时开凿的漕渠和白渠。漕渠自长安东至黄河，长三百余里，历时三年开通，“以漕，大便利”，“渠下之民颇得以溉”，在漕运和灌溉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益。白渠引泾水入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史记·河渠书》。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原有渠堰的维修和完善。如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华阳国志·蜀志》。，使都江堰水利工程更趋完善。汉武帝时，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增开了六道支渠，以辅助灌溉，号称“六辅渠”《汉书·倪宽传》颜师古注。，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东汉时期，有关修渠的记载甚多，如：“修理鮦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后汉书·何敞传》。；“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后汉书·安帝纪》。修复和扩建汝南郡“鸿隙大陂”，“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后汉书·许杨传》修复下邳蒲阳陂，“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后岁至垦千余顷”《后汉书·张禹传》）李贤注引《东观记》。等。并注意筑塘造陂，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组织百姓“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堤塘周回五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太平御览》卷六六引《会稽记》。；益州郡“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后汉书·西南夷传》。；南阳郡“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后汉书·杜诗传》。；广陵郡“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后汉书·马棱传》。利用渠堰塘陂灌溉是秦汉农田用水的主要风俗。
在广大地区，则是利用地形，因地制宜地修建各种小型陂池塘潴，灌溉农田。近年来，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地曾多次出土过汉代陶水田、陶池塘模型。模型的水田与池塘毗邻相连。中间有各种水道贯通。这些模型表明，南方稻作地区广泛流行修挖小型陂、池、塘、潴的风俗，在稻作生产中起重要作用。
另有凿井灌溉之俗。提取井水以灌农田，古已有之。随着秦汉提灌工具的改良，凿井灌溉之俗更加流行。并创造出特殊的“井渠”技术。《史记·河渠书》载曰：汉武帝时，为了“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发卒数万人引洛水至商颜下，因岸时常塌，“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
在农田灌溉方面，许多地区都订有相应的“乡规民约”，以规范用水管理。如西汉倪宽为关中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汉书·倪宽传》。；召信臣在南阳修建陂塘，“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汉书·召信臣传》。
秦汉时期的提水用具已有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翻车、渴乌等。《后汉书·张让传》曰：掖庭令毕岚，“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章怀太子注曰：“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如筒，以气引水上也。”今人刘仙洲先生认为，翻车即后世的龙骨水车；渴乌即虹吸管。《中华文明史》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翻车和渴乌的使用，使提水灌溉的效率有了提高。
4.铁农具普及
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已被普遍使用，尤其是耕犁比之先前有了很大的改进。已出土的汉代实物中既有轻巧灵便、适于耕垦熟地的小型犁铧；又有锐利厚重、适于开辟荒地的大型犁铧；还有用以开沟做渠的巨型大犁。巨型大犁汉代文献中称作“钤”，《说文》：“钤，钤，大犁也”，它“数牛挽行”，“濬犁”。小铧，为“耩”之类的农具，是一种小型无壁的犁铧，用以中耕除草壅苗、开浅沟的。舌形大铧，主要用于耕翻田地。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犁铧，还往往伴有V字形犁冠，其形状与战国铁口铧相似。铧冠的作用在于保护犁铧，延长其使用寿命。由于铧冠器形小、用料省、便于2制造和更换。从出土实物看，它的铁质常优于犁铧部分，体现了“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这也是铁犁铧在汉代有新发展的又一表现。汉代耕犁上已开始广泛使用犁壁，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陕西省的咸阳、西安、礼泉，河南省的中牟，山东省的安丘等地都有出土。汉代的犁壁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菱形壁、板瓦形壁、方形缺角壁和马鞍形壁。前三种壁是向一侧翻土的，后一种壁可向两侧翻土。从汉代壁画和画像石刻来看，犁的结构，已具备框形犁的雏形。木质部件有犁底、犁箭、犁辕、犁梢、犁衡等部分；铁质部分有犁铧、犁壁。汉代耕犁犁底（床）较长，多为直辕犁，犁架装置还较简单，但其结构已基本定型，后世的耕犁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和发展的。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载《文物》1977年第8期。
除犁以外，汉代其他农具也有很大发展。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脱粒到农产品加工的农具有30多种，其中有些是新出现的，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重大意义。如耧车，《政论》曰：“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这种耧车或叫耧犁，实为一种畜力播种器。“三犁”指耧车的三个耧脚。用耧车播种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播种效率较高，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耧车传到敦煌，其效益是“所省佣力过半，得谷加五”。
5.二年三熟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