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北宋王朝中期以后，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高太后掌权8年后死去，由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哲宗对他祖母重用保守派，本来就不满意，等到他亲自执政，就重新起用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派并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地改革朝政，导致内部纷争不休。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等宋哲宗一死，他的弟弟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朝政就更加混乱了。
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并，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除常规赋税外，官府在成都又设置了“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宝。
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贸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只得逃亡。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100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
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
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60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两浙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15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7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36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额达6200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濬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10万人。同年，在沂州礧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10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宋朝是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其灭亡用徽宗父子的话说是“丞相所误”，是有一定道理的，徽宗是个艺术家、画家，因此朝廷大事都让丞相和大臣们办理，正是他们的日益腐败，并且执行了很多错误的政策葬送了宋朝的江山和社稷。
§§§第二节 梁山好汉交响曲
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全国的播映，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英雄们的传奇故事与悲壮结局在更大的范围内广为流传。但是众所周知，《水浒传》从小说到电视剧，都是文艺创作，自不免虚构。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宋江起义呢？小说的创作究竟与历史的真实距离多远？
据史学家考证研究，在宋代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108将，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宋稗类钞》卷二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泺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泺，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故事中所提到的梁山泺，即是梁山泊，自古便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根据地，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根据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写成的《水浒传》，使得梁山泊更加盛名远扬。
梁山，原名寿良山，简称良山。据《史记》记载，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尝北猎良山”，并且死在良山，葬在良山，他的哥哥景帝亲自给他树了墓碑。为此，东汉光武帝改良山为梁山。整个梁山地区山河交错，河湖相连，山中有湖，湖中有山，深港水杈，芦苇草荡。梁山泊就是梁山地区的一个大湖，由于黄河泛滥，河水注入这个湖泊，使湖面逐渐扩大，形成方圆800余里的一个大水泊。宋朝诗人韩琪在《过梁山泊》中，为世人留下了“巨泽淼无际，齐船渡日撑”的诗句。梁山泊周围的百姓在这里捕鱼、捉虾、栽藕、割蒲，维持着贫苦生活。在这方圆数百里的茫茫大水中，巍然矗立着座座山峰：虎头峰、雪山峰、郝山头、青龙山……峭壁悬崖，连绵起伏，这地势险要的梁山，也就成为历代藏龙卧虎之地、英雄好汉出没之所。
北宋末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遂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进行一些“非法”活动营生。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人数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支。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北宋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长期积压在胸中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们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武装聚集，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到宣和元年（1119），这支农民队伍正式宣告起义。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军中有36个主要头领。他们是：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水浒传》中为呼延灼）、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水浒传》为穆弘）、石秀、徐宁、李英（《水浒传》中为李应）、花和尚（《水浒传》有姓名为鲁达、鲁智深）、武松。宋江起义军总人数由于史书无记载，无法统计，估计有近万人。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36位英雄，为何到了《水浒传》却变成108位呢？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得明白：“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这才有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之说。罗贯中在写小说时有感于宋江起义有“替天行道”之言，对于当时那些“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自亦异于他贼也”，才将梁山36位英雄写成108位，小说自是小说，万万不能当成历史来对待。
宋江，郓城人，性情豪放，乐于助人。元代陈泰在《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中说“宋之为人，勇悍狂侠”，他结交了不少江湖好汉，在当地百姓中颇有威望。宋江等人被逼上梁山举起起义大旗后，许多渔民、百姓也纷纷上山。他们拿起锄头、镰刀、柴刀，削木为枪，与前来镇压的官兵展开英勇的斗争。他们每攻打下一个州县，便开仓放粮，救济穷人，深受群众的拥护，力量很快壮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