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回族经济发展迅速。临夏回族自治州1988年全州农业总产值24092万元，比1950年增长5.3倍。1988年全州拥有乡镇企业19342个，实现产值32779万元，超过农业总产值；拥有各类工业企业8083个，实现工业总产值8118万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5%，提高到25%。对临夏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民族商业，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如临夏市由回族专营的民族特需用品商店就有80多家，兼营的有20余家。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到1990年底，已拥有各类工业企业、乡镇企业达1500多个。张川镇和龙山镇是皮毛购销中心，产品销往20多个省市。据1989年底统计，全县上市各种皮张330万张，年成交量达240万张，成交额达7200多万元，直接从事皮毛业的劳动力约13000多人，占全县总劳动力的16.3%。散杂居地区的回族，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较大进展，如平凉的11个回族乡，到1989年底，人均产粮达到348公斤，比1979年增长38%；农民人均纯收人达到297元，较1979年增长2.5倍；乡镇企业从无到有，总产值达4627万元。
在发展繁荣经济的同时，甘肃回族积极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临夏回族自治州在建国初只有1所师范、3所中学和175所小学。到1988年，全州已有教育学院1所，教师进修学校6所，小学1196所，各类中学、中专77所。全州文盲率已由建国初的95%，下降到46%。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临夏回族自治州每万人中拥有的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大学34.09，高中411.08，初中896.73，小学1884.69。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953年时仅有1所初级中学，52所小学。到1989年底，全县已有各类学校318所，其中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16所，职业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小学295所，幼儿园2所。自1977年至1987年，共向高等院校输送回族学生873人，占张家川全县总录取数的50.1%。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改变着甘肃回族文化落后的面貌，为回族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繁荣，提供了根本保证。
本文系1992年为《中国回族大辞典》所撰综合词条，其中甘肃回族人口数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2000年我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甘肃回族人口总数为1184930人，比1990年时增长8.15%，其中兰州市为98362人，嘉峪关市为2115人，金昌市为3674人，酒泉市为7248人，张掖市为4279人，武威市为5397人，定西市为25775人，天水市为223636人，陇南地区为34501人，平凉市为147459人，白银市为23130人，庆阳市为5445人，临夏州为562746人，甘南州为41163人。经济文化方面的数据，均变化较大，兹不列举。
辛亥革命时期的甘肃回军
甘肃回军，系对清末及民国时期甘肃回族地方武装力量的泛称。在西北近现代史舞台上，甘肃回军一直是一个重要、活跃的角色。在西北，特别是在甘、宁、青三省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无不渗透着甘肃回军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土崩瓦解，“回军”这一特定的历史产物也就烟消云散，其影响也就消弭于无形了。但是，作为历史活动的重要成员，我们在研究时还是少不了它的。介绍、研究它，对于了解甘肃近现代史，特别是甘肃回族近现代史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甘肃回军何以在西北近现代史上风云一肘、占有如许重要的位置呢？追根溯源，我认为同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这是主要原因）。本文就是对这一时期的甘肃回军及其活动作些介绍、探讨，以求对全面了解甘肃回军有所裨益。若有错谬，还请诸位识者不吝赐教。
一、甘肃回军的由来
甘肃回军的由来，最早可上溯到清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当时甘肃的回民起义军主要有四个中心：金积堡的马化龙义军；肃州的马文禄义军；河州的马占鳌义军；西宁的马桂源义军。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利用重兵，先后镇压了这些起义。其中马化龙、马桂源、马文禄三支起义军均遭到血腥镇压，唯河州的马占鳌这一支，是个例外。同治十一年（1872)初马占鳌在取得太子寺南新路坡之役的大捷后，不乘胜追击清军，反而以胜取降。左宗棠因事出意外，大加赞许。由此对马占鳌很是赏识，曲与优容。此后，左宗棠将河州反清回军收编成河州镇马队，分左、中、右三旗，以马占鳌为马队三旗督带兼中旗管带，马悟真为左旗管带，马永瑞为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这就是为朝廷效力的甘肃最早的回军了。他们曾追随左宗棠，参与镇压别处的回民反清起义军。在左宗棠前往新疆收复领土，平定叛乱时，马占鳌部回军就留在河州，经营自己的势力。光绪十二年（1886)，马占鳌病逝，其子马安良继统其众，以补用游击督带马队三旗。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撒拉族、回族起义爆发，清廷调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率部人甘镇压，马安良为其先锋。时河州回民武进士马福禄也招募乡兵成立“安宁营”，任督带，配合董部进攻起义军。起义被镇压后，马福禄部因功被编人董军。后随董军北上，驻兵京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董.福祥部甘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其中回军尤其出色，英勇善战，义无反顾。马福禄、马海晏（此时马安良留镇河州，马海晏被编入马福禄所部简练军）等率部进攻使馆，血战中马福禄率敢死队冒着大雨大呼冲锋，不幸飞弹人口，壮烈牺牲。所部即由其弟马福祥统带。甘肃回军在是役中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奋勇作战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颂扬的。
后慈禧太后以情势危急，迫不得巳携光绪帝出奔，董福祥令马福祥、马海晏率部驰往护卫。马海晏在途中因年迈劳累，得病逝世。其子马麒承袭其遗职。慈禧抵西安后，马安良也率部从甘肃赶来护驾，亲率马福祥、马麒等日夜巡逻，不遗余力。
不久，李鸿章与各国达成协议，董福祥被洋人指为祸首，乃革职归里。甘军各部亦令遣散，但马安良、马福祥等回军将领都保有一定的兵力，直至辛亥革命时期。
从上述可以看出，甘肃回军肇始于清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从起义军变为清廷军队以后，紧紧跟随清廷，亦步亦趋，忠心耿耿，唯恐朝廷见外。就这样一直发展至辛亥革命时期，虽然其兵力一直变化不大，但其势力在河州、循化等地，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甘肃回军将领
任何人们的群体，都有一定的领袖人物与代表人物，而军队尤其如此；将领就是军队的灵魂。甘肃回军实际上也是由一些回族将领所代表。谈甘肃回军，首先应谈谈这些回军将领，对他们作些简介，能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回军。
在甘肃回军将领中，论资历、论势力，当以马安良为首。
马安良，字翰如，祖籍河州莫泥沟。其父就是清同治年间河州回民起义的领导人马占鳌。马占鳌在新路坡大捷之后，派以其子马七五为首的十大起义军首领的公子赴左宗棠的大营投诚。《甘宁青史略》的编纂者慕寿祺说道广败而请降，古今通例。马占鳌于大胜之后，遣其子安良诣安定大营投诚。左宗棠大惊，于是穿黄马褂、珊瑚顶南面座，军官鹄立两旁，帐外则环以亲兵，如临大敌。然后呼安良入见，突然问曰广尔父畏我乎？’曰广丞相天威，西人自此不复反矣’。宗棠则又大喜，盖夙者自比武乡侯，答者揣其意而投其所好也。乃准其反正，河州之乱于是乎平矣。”①由此可见马安良的机敏、镇定，非同一般。当时左宗棠在大为高兴之下，因为马七五系其乳名，遂“赐名为‘马安良’，勉其除暴安良，并为嘱其矢志学业，又给以‘翰如’字名”②。马占鳌投降后，左宗棠曾单独召见过马占鳌，认为他“能明大义，才堪选用”，并私下对幕僚说道马占鳌固回中之杰，其子亦非凡品，将来弹压河州，其在马氏父子乎！”宗棠苦心积虑，认为要使甘肃相安，必须“甘人治甘”，但“所虑者人材太乏”这时，总算得到了一个得力的代理人。
此后，马安良紧跟其父，成为甘肃回军中一得力干将。马占鳌死后，马安良承袭其父旧职，为河州镇马队三旗督带。与其同时代的慕寿祺还曾说过广余与河州人士游言马占鳌（回族中之善用兵者，事见清同治十年）将死时嘱其子安良曰：‘尔欲保守家产，得意宦途，以兵力实行海一寺主义，须事事与汉人联合，则决不至于失败。’又问应世之道，曰：‘以柔克刚，老子之道不过如是而已矣！”马安良也确实不负其老子之望，在此后多少年中，左右逢源，苦心经营，遂成为甘肃回军中之翘楚，诚为一时之雄，连辛亥革命时期在秦州起义的黄钺也说马安良“颇英鸷”，可见其在当时的势力与声望。
当时的甘肃回军将领中，除过马安良，则要数马福祥了。
马福祥字云亭，系河州西乡韩集人。马福祥出身于一般农家，幼上私塾，其母平日督促甚严，所以对汉文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马福祥在读书之余，还兼习武，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取了武科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马福祥随二兄马福禄召集了乡兵五百多人，随同清军镇压起义。他们这一支回军则由此起矣。次年，董福祥率甘军人守京畿，马福禄、马福祥部被编为简练单，随董北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京师，其兄马福禄在血战中中弹牺牲，“慈禧太后嘉其忠，召见马福祥，命继统马福禄所部”。光绪帝到西安，命他把守宫门，颇得权贵的垂青。后来回到甘肃，陕甘总督升允委他署理靖远副将，因地僻事简，况其性喜文，遂延揽名人，潜心文字，以“戎马书生”自居，很是风雅。这在当时诸回军将领中，别具一格。这种儒将风范使得他在甘肃回、汉诸军，以及社会上，都有很髙的名望。光绪三十年（1904)，马福祥被调任西宁镇总兵，直至辛亥革命前夕。
另外，马麒在当时诸回军将领中，也是很突出的一个。马麒字阁臣，也是河州西乡人。其父就是马.占鳌的猛将、在太子寺新路坡大捷中名声大噪的马海晏。马占鳌降，马海晏亦为清廷所用，被任为河州镇马队的管带，马麒也随其父在河州镇马队见习，后被任为哨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马海晏部被编入简练军，入卫京师，马麒随往，曾在廊坊等地抵御八国联军。后北京沦陷，慈禧出奔，马海晏驰往护卫，在途中病殁。马麒承袭其父旧职，继统其部。慈禧在西安时，马麒随马安良等勤奋护卫，崭露头角。回甘后，马麒以马安良手握回军实权，积极奔走，仍回其部下，驻防巴燕戎格厅扎巴镇(即今青海省化隆县扎巴镇）。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马安良保荐，马麒被擢升为花翎衔循化营参将，从此手握兵符，独当一面。“马麒自是以巴燕戎格和循化作为根据地，奠定了家族统治青海四十三年之久的政治基础”。
马麒从一军界后辈，脱颖而出，同马安良、马福祥合称河州三大户，实属不易。虽有其父余荫f但更为重要的是马麒自己的奔走、钻营，其人才干，实属诸回将中之佼佼者深谙其家典故的陈秉渊先生对马麒做过这样的概括、评价马麒仪容丰伟，胸怀沉静，寡言笑，重然诺。进人宦途后，远交近攻，随机应变。一生作风，粗鲁中含沉重，急进时衡利害，言行谨慎，不轻举妄动，力求实效。他运用民族、宗教地区固有的特点，因势利导，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马麒虽不知文，然对士大夫青眼相待。每擢用，倚童信任，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之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所建树……”这段话虽有过誉之词，但基本上给我们勾勒出了马麒其人的生平作风，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在当时风云变幻中崛起的马麒这一历史人物。
除马安良、马福祥及马麒外，辛亥革命时期比较重要的回军将领还有马王粦、崔正午、马麟等。
马发字玉清，籍隶河州东乡北庄。马占鳌起义时河州东乡的首领马悟真就是其养父(马悟真无子，马兹是其继子）。随马占鳌降后，马悟真也被任为河州镇马队左旗管带。马悟真亡后，马球追随马安良，为马安良的主将。一般文件记载，往往误马发为马麟，《甘宁青史略》亦称为老马麟，如“案河州回教有八大门宦……曰白庄(在河州东乡，老马麟实主持之)”，这纯系以讹传讹所致。
崔正午，祖籍陕西凤翔，为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军十八大营首领之一崔伟的部将。同治十年（1871)，崔伟因久战不利，率部投降，清军挑选其部精壮人马编为旌善马队五旗，以崔伟为统领，崔正午为分统，曾随左宗棠收复新疆。崔伟卒，崔正午继统旌善马队五旗，曾积功至协镇，保署陕西商州协台，后调甘肃平番协台，在清末一直保有一定的势力，辛亥革命时期，其部被编为骁锐军马队五营。
马麟，字勋臣，为马麒的胞弟。“幼时学经于原籍清真寺，及长，仰承其父兄余萌，在军营中生活，旋赴拉卜楞、隆务寺一带从事商业活动，获利甚巨。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其人的主要经历，但在辛亥革命中，马麟随其兄马麒兴兵，积极镇压宁夏起义，亦成为回军中一醒目人物，故在此处写出。
以上所述各人，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甘肃回军的主要将领，至于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我将在后面谈到。
谈了将领们，接着应该谈到他们的士兵了。辛亥革命时期，甘肃回军士兵来源的情况如何？为什么甘肃回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有限的区域内，能够招募到大量的回族士兵（实际上当时参加回军的还有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农民，但当时对这些民族都笼统地称之为“回”）？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及情况，试析之。
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着特点是人口的增长”人口的急剧增长造成了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对经济的影响尤为严重。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们的贫困程度曰甚一日。“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再加上一些大地主的兼并土地，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沦为佃农或社会闲散人员，生计日艰。甘肃的回族农民也不例外，同样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烕胁，在河州等地，回族佃户的数量是相当大的，生活都很贫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人们转而向其他方面谋求出路，于是，“当兵吃粮”就成了这些人一条不错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