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有关文章。十年来，全国各地的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回族历史和现状研究的论文和文章，这在民族史研究领域是很引人注目的。据粗略统计，1979年时，有关回族史的论文和文章仅在25篇左右，1980年和1981年略有增长，分别约为35篇，1982年剧增一倍约为70篇，1983年约为SO篇，1984年又有明显增长，约为80篇，1985年大约75篇，1986年是回族史研究的丰收年，大约有100篇左右的论文及文章发表，此后三年篇目数量比较稳定，1987年约为95篇，1988年约100余篇，1989年大约90多篇。十年来平均每年问世70篇左右。由此可知，自1979年以来发表的研究回族史的论文和有关文章将近800篇，这是一个相当可观、令人鼓舞的数字。这些论文和文章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论文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很有学术价值，有的论文立意新颖，富于开拓精神，这些在下文当——述及。
十年来的我国回族史研究
(三）举行回族史学术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1983年10月上旬，在银川召开了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共107人。会议主要讨论了对《回族简史》的修改意见，就回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另外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展开回族史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研究回族史的大胆设想和宝贵意见。这次会议是一次开创回族史研究工作的空前盛会。
1985年11月上旬，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在昆明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50多人，提交会议的论文、资料达140余篇。会议就回族的来源与形成、回族同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及回族与汉族、回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这次会议是一次总结自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以来回族史研究成果的大会，它把回族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87年12月中旬，第三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8个民族的近百名代表，提交会议的论文、资料76篇，书（包括专着、论文集、资料汇编等）12本（种）。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回族近现代史，中心议题是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活动史。与会代表认为，回族人民的抗日活动，是明末以来回族人民所进行的历次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把整个回族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们还就近现代，特别是现代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认为仍要破除僵化的、保守的思想观念，继续清除“左”的干扰，在评价回族历史人物时既要定性分析，又要定量分析，做到公正、客观、如实。
1988年8月卞旬，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与会代表共56人，提供论文、资料21篇（本）。这次会议重点讨论回族近现代的历史发展和在当代的变化，另外还交流了各地编写回族地方史志的情况和经验。代表们就抗日战争中回回民族历史的编写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认为在出版《回族简史》或发表的论着当中，多偏重于回民支队的历史，且重点是冀中、渤海两部分回民支队的历史，而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的回民支队、回汉支队，以及党领导下的回民正规武装则重视不够，对回民参加的党的地下斗争、分散地斗争，则更是很少反映。
1989年9月中旬，第五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郑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人，提供论文和专着40篇（本）。前四次回族史讨论会，探讨历史政治问题多，涉及经济问题较少。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回族经济问题。代表们就回族历史上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i寸论，认为在历虫上，回族经济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手工业、商业等重要补充的合型经济。重商和善于经商是回族的特点。这些就是回族大分散、小集丰的经济基础，也是回族能在如此分散的情况下，如此艰难曲折的历程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另外，代表们还就回族经济落后的历史根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问族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
除上述五次全国性的回族史讨论会外，还有两次专题性的会议：一次是1987年9月上旬在西安召开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此问题召开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共42人，提供论文、资料32篇。会议就陕西回民起义的性质问题、回民军同其他义军及汉族的关系问题、起义领导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陕甘回民起义同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回军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关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另一次是1988年9月下旬在香港召开的“广东及香港回族与伊斯兰教国际研讨会”。应邀出席会议的有中、美、英、法等国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十余人。这次研讨会在沟通中外学者对广东、香港两地的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及相互了解上，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外，从1980年起到1986年止，先后在银川、兰州、西宁、西安、乌鲁木齐召开了五次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涉及面较广泛，其中有些学术讨论内容与回族史有密切的关系，探讨、解决了回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推动我国的回族史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
二、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开拓
上述系十年来我国回族史研究的基本概况，主要是反映十年来回族史研究成果数量方面的情况，从质的方面来看，我国回族史研究也有重要的进展和新的开拓。这也是本文要着重介绍的。
十年来的我国回族史研究
(一）关于回族的来源与形成问题的深入探讨。史学界对回族来源与形成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意见一直存在着分歧。1979年以来，对此问题又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罗禺的《回回考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对回回与回纥、回鹘的关系进行了考证。作者的结论性意见认为，中国回回民族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元时来中国的回回及其后裔，其次为汉人，此外还可能有回纥、回鹘人。白崇人的《元代回族曲家、诗人不忽木——兼谈康里人是回族族源之一》（《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对“随元朝进入中国的康里人已同化成蒙古族”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康里人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已伊斯兰，西征后，他们作为色目人之一种而大量进人中原，和中亚其他信奉伊斯鱼教的突厥人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成为中国回族的族源穆宝修的《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考察了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等地伊斯兰教徒来华和留居的一些情况，并指出他们是回族的先民，是回族来源之一。作者还认为，中国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在唐，宋时期已表现出来了。对回族来源和形成问题论述比较全面的是马霄石着《回族的来源与形成》（临夏回族自治州档案馆内部铅印，1982年），书中分五个部分，论述了回族的源流及其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元明两朝是我国回族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杨志玖的《从（至顺镇江志）看元代镇江路的回回人》（《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研究了元代镇江路的回户口数，政治地位以及仕宦情况等，认为《至顺镇江志》中有关回回的史料，可以证实宋末元初人周密1箸《癸辛杂识》中“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谥法。穆德全的《元作回回人分布江浙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埤)一文中关于回族来源的看法，基本上同前述罗禺《回回考辨》中的观点同，认为回族是在中国疆土上土生土长的，元代的回回人是唐代迁往葱W西的回鹘人的后裔，其中虽有一定数量跟着籴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和阿富汗人及其他中亚人，也称回回人，但基本成务荔回铋乂。另夕还考述了江浙行省回回大量分布的原因、分布地点及汉文化对回回的影响等。作者在另一篇文章《元代回回人皆以“中原”为家的分布路线》（《西匕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中认为，元代回回人居中原，是形成今日回“大散小聚的先决条件之一。人居中原的路线，与元的军事路线有关，全国统一后，屯田是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经商、传教服官等原因而在各地安家落户的。对明代回回的迁移方向，和葵在其《关于明代回回的移向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中作了探讨，认为明代回回的迁移方向同元代一样，仍然是由西北向东南，并指出迁移方向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关于回族的形成时期，史学界的普遍意见是明代，但常憬存在《回族形成于元代而不是明代》(《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中，从共同语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以及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进行论证，提出了回族形成于元代的观点。
，在回族地方史的研究中，往往也涉及到回族源流及形成问题。高占福的《甘肃回族源流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考述了甘肃回族历史发展过程，认为早在唐、宋之际，就有沿丝绸之路而来的大食等地穆斯林在甘肃活动，他们是甘肃回族最早的先民；南宋末年至元代，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而东迁到甘肃的中亚等地穆斯林，是甘肃回族的主要来源；明、清以来，特别是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陕西回民多次向甘肃境内迁居，以及境内回族本身的迁徙活动，基本奠定了今天甘肃回族的分布区。郑勉之、米寿江的《从南京回回的历史变迁看我国回族的第二次大集中与大分散》(《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通过对元末明初南京回回变迁历史的考察，指出继元初的“回回遍天下”之后，元末明初又发生了我国回族的第二次大集中与大分散，这次分布变化对回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第一次。泉州回族史研究与我国早期回族史和回族来源有密切关系，近年来也‘有所展。黄天柱、廖渊泉的《福建泉州回族的形成及其特点谈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对泉州回族形成的历史作了探讨，认为泉州回族形成的历史和特性，与西北地区回族比，既有共同之处，又具有不同特点。另外，林松的《泉州——我国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陈达生的《泉州伊斯兰史略》（《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也是有关泉州回族史的比较重要的文章。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时所起的作用问题，是多年来回族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探讨的文章较多，意见分歧也较大。林松在《试论伊斯兰教对形成我国回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一文中，从九个方面进行了周密而谨慎的论证，认为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回族的任何特征，都不能完全摆脱伊斯兰教的因素而单独存在”。马维良的《试论伊斯兰教和回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则认为，“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伊斯兰教对回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意识、民族性格等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保健行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随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变以及自身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唐宋元回族形成前，伊斯兰教起到一般所说的纽带作用；明代回族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后，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相互需要关系；清代到民国是回族与伊斯兰教同时遭受压迫的时期，二者的关系便变成互相依存的关系。有关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的文章还有一些，如马汝邻的《再论伊斯兰教与回回民族形成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金云峰的《伊斯兰教与回族民族意识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丁学斌的《试论回族风俗习惯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等等，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
(二）回族地方史研究的长足进展。1979年以来，回族地方史研究收获很大，成果显着，其中当首推杨兆钧先生主编的《云南回族史》一书。该书的特点是将历史文献、考古成就、民族调查资料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汇积一集，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按朝代顺序，全面客观地叙述了元、明、清以及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云南回族人民的活动情况。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本书在收集大量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云南回族发展史作了大胆的剖析和探索，既反映了与全国回族的共同点，更体现了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关系、边疆条件等因素所形成的云南回族历史的特殊性，比较客观地阐明回族在云南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其次，马鸿超、田志和主编的《吉林回族》一书的出版，也丰富了我国地方回族史研究的内容。这本书揭示了吉林回族的源流、分布及其特点；并以大量的数据和史实，详细地讨论了吉林回族人口及其发展趋势，探讨了人口构成的多向演变；还用相当多的文字介绍了吉林回族的风俗习惯和伊斯兰教活动情况。吉林省副省长回良玉在《序言》中写道，这部书“具体地反映了吉林省回族历史与现状”，大量的珍贵资料，“增强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可以作为“全国各族人民了解吉林回族的一个窗口”。
另外，马亮生主编的《湖南回族》一书，对湖南回族的历史及现状作了全面、缜密的考察，客观地反映了湖南回族历史发展的全貌，是近年来湖南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马通着《甘肃回族史纲要》（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内部铅印，1987年)对甘肃回族的来源与变迁、经济特点、文化教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反压迫斗争及现状等作了深人的探讨。《甘肃回族史纲要》虽然是提纲挈领性的着述，但已为编写一部更好更全面的《甘肃回族史》打下了基础。
同时，各回族自治地方的概况先后出版发行，对回族地方史的研究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