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农业经济
中国自古号称以农立国，就人口来说，农人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就国民经济基础来说，中国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经济之上……所以，总理对于这一点，特别指示得很明白，兹恭录数段如下：“大家知道今日中国是以农为主的……”“我们革命党是建立民国的人，实行三民主义。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便是要救济这种农民的痛苦，要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大家都知道中国把社会上的人，是分成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比较起来，最辛苦的是农民，享利益最少的是农民！担负国家义务最重的也是农民！在农民自己想起来，以为受这种辛苦，尽这种义务，这是份内应该有的事。这种应该有的事，是天经地义，子子孙孙不能改变的。祖宗业农，受了这种辛苦，子孙也应该承继，来受这种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样。这种思想，是从前的旧思想，我们现在用政治力量来提倡农民，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这种思想——就是要一般农民，不要从前的旧思想，要有国家的新思想。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
摘自朱子爽《总理对于农政和农业建设的遗教》(1924年7—8月)《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1940年版第35—39页
台湾本来是大体上维持着封建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封建式农工业经济，是以前台湾经济的特征形态。不用说，除去这支配的特征的经济形态以外，还有东洋固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幼稚的自给自足经济。
摘自王学文《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1928年12月)《王学文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我们在中国农村之内，可以显然看见地主对于农民的劳动榨取着劳役的形态，就是农民要为地主无代价的服务，或为其运搬粮米或为其作某种工作是以无代价的形式来实行的。这种劳动榨取，更形成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的特征。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有时同时为土地所有者，更使剥削增加一层复杂性。此外，农民按一定时节要向地主送纳一定礼品等等，也是在中国许多农村中时常可以看得见的现象，这不用说，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的表现。
摘自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1930年4月)《王学文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
小生产者的农民，往往只要有了勉强能够保障他生活的条件，他就会去耕作；只要看去在一块最劣等的土地上工作，大致能够维持他最低限度之生活时，他就会去耕种那块劣等土地。换句话说，这些小农只要他们所收获的价值，除去补偿其生产成本外，还有余额足以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时，是要耕种土地的。
摘自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3月)北平经济学社出版1936版第496页
小农经济或农民经济，就是用自己的劳动经营自己所领有的一小块土地，借出卖自己的劳动生产物以维持生活的小农单纯商品经济。
摘自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3月)北平经济学社会版1936版第493页
土地所有的集中，土地经营的分散，租佃制度的封建性，以及雇佣劳动的农奴性，这一系列东北农业生产中主要的关系，都是在表示着封建经济的暗影，还笼罩着东北三千万农民的悲惨生活。
摘自徐雪寒《东北农村经济的特质》(1934年11月)《中同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版第382页
最近四十年来，东北垦殖区域完成了飞跃的发展。随着这个垦殖过程的发展，大土地迅速地集中，地价暴腾与地租狂涨，高利贷者捉住了农业生产者的穷困，在农村异常猖獗，农业经营愈趋零细化：这等都表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同样也成为东北农业经济的特质。这种特质更提示了东北农产物在国际原料市场作不等价交换的根据；同时这又使东北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愈趋强化。
摘自徐雪寒《东北农村经济的特质》(1934年11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版第369页
中国通行小农经营；自资本主义侵入后，随着灾荒的频仍，地权的集中，中国各地农民所耕种的土地更为碎小，经营的规模更形狭小。一般地说，中国各地农民每家所有土地，平均多在十亩以下，而这个少的土地又多分裂为好多块。小农经营者不但缺乏生产资本，而且多是赖举债生存的贫农。
摘自冯和法《中国农产物的原始市场》(1934年12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版第910—911页
土地所有的集中和借地经营的普遍，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必然现象。但在我们中国，地主虽把半数土地占为己有，可是普鲁士式的地主经营并未因此普遍发展；另一方面，借地经营虽占经营总数底55％(包括佃农和半佃农)，可是英吉利式的资本主义佃农，除掉很少区域以外，也同辰星一样寥落。在中国，较占优势的是出租大部或是全部土地的收租地主，和租进零细土地的“饥饿佃农”；虽然资本主义的地主经营和借地经营在若干区域中间已有相当发展。此外，在极少数的富农经营中间，土地所有者底经营仍占相当优势；这种自耕农民在中农的农层中也很普遍。
摘自余霖《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底检讨》(1935年2月1日)《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
小农经营者，大都缺乏资本，生产工具也较大农简陋得多，他们不但无钱雇佣长工，就是再生产的资本也非靠借贷不可。所以一般小农经营者，全家之中，从7—8岁的小孩子起到60—70岁的老太婆止，都要参加比较次要的工作的。遇着农忙的时候，也临时雇用短工，但主要的，还是由邻近的各个小农户彼此交换帮工为多。所以，一般的小农们大多数没有剥削他人的机会。但他们自身被别人剥削的机会却又非常之多。高额的地租和押金这是他们不能避免而必须纳出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资本缺乏，再生产过程要靠借贷，这儿就决定了他们要受高利贷者的残酷榨取；第三，在进行生产时，关于种子、肥料、人工、牛力等等都比大经营不合算，换言之，即他们资本的构成要比大经营浪费得多，因而使他们生产物的成本费也就较高；第四，小农经营在乡村的地位是很低的，而一切捐税的重担常常会转嫁到他们的身上。由于这一切封建的桎梏与榨压，自然会使多数的贫苦小农没落到没有饭吃的境地。
摘自伍忠道《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中的农田经营》(1935年2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8月版第709—710页
当大农经营的富农经济一天一天富裕起来的时候，而小农经营的贫农经济却一天一天堕落到最可悲惨的地位。在从前的年代，只要不受天灾人祸的侵袭，这些小农们还可以得着一碗饭吃，现在不但天灾会饿饭，就是丰收也是会饿饭的。这简单的原因便是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对于农村的统治特别加强。
摘自伍忠道《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中的农田经营》(1935年2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8月版第709页
除了地主土地上的零细佃农的经营以外，还有零细的自耕农经营。这种小自耕农虽不身受地主的封建剥削，但他们的经济同样亦不能算做资本主义的经营。零细农购买土地，仅仅因为土地是自己劳动力的唯一的活动场所。
摘自孙冶方《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935年9月)《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75页
又须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由对外依存变到对内自给，决不能当作回返到闭关自守时代的自足自给解释。因为后者是以手工业和农业相密结的农家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前者则以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的国民自足的交易经济为基础。因此，由以前的农家自足自给转到目前的国民自足自给，是历史的前进，不是历史的重演。
摘自吴半农《持久战中的农村经济》(1936年12月)《中国农村》第五卷第三期
统制经济同计划经济不同之点，就在后者的目的是在提高劳动大众们的物质生活，而前者的目的则在保障垄断资本家的丰厚利润。在中国，尽管有人有意把这两者混为一物；可是统制经济的特质，决不因此丝毫变更。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整个国民经济的殖民地化，那末无论农产统制或者农村合作运动，它们的唯一结果，只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和买办化的资本巨头们来控制农业生产，加重他们对于农民们的剥削，并使中国农村愈益殖民地化。
摘自薛暮桥《农产统制的实际意义》(1937年1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中国的农村经济，正从半殖民地向着殖民地的道路发展；这种趋势，跟着领土和主权的丧失；从东北而华北，从华北而华中华南，正在节节推进之中。
摘自薛暮桥《中国农村的殖民地化》(1937年1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日本帝国主义牵着我们鼻子，走到殖民地的十八层地狱里去。而我们自己，则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自由独立幸福的天堂。日本鬼子把我们打了三年，有些成就没有？有，它已把中国的一部分殖民地化了。我们把鬼子打了三年，有了些成就没有？有，我们已在大后方，尤其是在游击区，奠定了建设三民主义新民主国家的基础了(这里经济的结构是基本的)。只因为我们努力得还不够，所以新的民主的经济秩序还没有长得像模像样，更说不上在全中国占很大的势力。所以就今天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还是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占优势，因此中国在今天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农村也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农村。但，千万不能忘掉这里已孽长着新兴的民主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新的生产方式恰巧是不可征服的和必然起来统治未来的生产方式。
摘自钱俊瑞《略论抗战中几个农村经济的问题》(1940年9月1日)《中国农村》第六卷第十期
敌占区社会经济的特点，第一、是敌人已控制全部的经济命脉。这些区域已经(或正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之直接的附庸。它已从半殖民地的经营形态变成十足的殖民地经营形态。第二、原有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在基本上，不但未经摧毁，而且由于敌人的控制和利用越发加强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奸商之流，除极少数外，多以奴才的姿态，参加敌人所设的统治机构(伪组织)和经济掠夺机关。这些奴才们今天在敌人的豢养之下，居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就是溥仪，王克敏和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社会基础。农村大众与这批狗子的对立，已经和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立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尖锐深刻。老百姓们要打倒敌人，同时也就得打倒他们。
摘自钱俊瑞《略论抗战中几个农村经济的问题》(1940年9月)《中国农村》第六卷第十期
现在我们只能单来简单地说一说“以农立国”的问题。一般说来，中国过去一切“以农立国论者”，都是封建关系的代表，而就对外的关系来说，则是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代言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中国之所以到今天还是所谓“以农立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者，主要就因为封建势力之被维持，帝国主义之压制民族资本不让它发展工业，和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的农业之故。第二，帝国主义要使中国永永远远做殖民地半殖民地，供给他们以原料，让他们来畅销工业品。日本鬼子之所以早就提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口号者，所以居今日而提倡“以农立国”，不论其主观要求如何，客观上总是帮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讲话。
摘自钱俊瑞《略论抗战中几个农村经济的问题》(1940年9月1日)《中国农村》第六卷第十期
在经济方面其变动性极大，斗争性最为丰富，各项经济的设施和政治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紧急的战争任务摧迫着广大人民的动员，和经济生活的改造。以民主政治的推进为轴心，游击区老百姓和战士的生活虽十分艰苦，但已在改造之途猛进。帝国主义的势力在这里已插不进脚。旧的破烂不堪的封建关系在逐渐消失。少数甘心投降的土劣们已经逃到敌人怀里去，他们的土地已给没收给一般农民(尤其是出征军人家属)耕种。合理负担的办法各处推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给农民生活以很大的改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夺已大为减轻；官府的压迫也快消除。农民和农村工人已在抗战救国的目标之下，普遍组织起来，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已经大大地改善。农村社会内部的矛盾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之下，已经采取近代民主式的表现。总而言之，这里的经济状况虽然变动很大，很快，但基本上因为动员的急切需要，是向新的民主的道路走。这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基本上，没有也不可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在锻炼出独立的新民族经济的萌芽来，锻炼出新的民主的农村关系来。
摘自钱俊瑞《略论抗战中几个农村经济的问题》(1940年9月1日)《中国农村》第六卷第十期
大后方。这是指尚未沦为战区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言。这里的条件是这样的：国际交通和贸易条件的困难，以及海岸各港口的沦陷，迫得我们必需建立独立的自给的民族经济；同时抗战的实际需要，也迫着我们要改善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当然，我们新的工业已经建立起一些了，交通运输也改善了不少，农业也曾设法增加，抗战军人家属和一般农民的生活也订定条例去改善。但因为我们实在做得不够，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并没有起什么质量的改变。这里统治的关系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本身的关系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三年以前的农村有大地主乡绅在作威作福，今天的农村还是有大地主乡绅作威作福。所不同的，他们的“威”和“福”今天已经戴上“抗战”“困难”的帽子。三年以前的农村有穷苦无告的农民，在过着冻饿和死亡的苦日子；今天的农村也还是穷苦无告的农民在过着冻饿和死亡的苦日子。所不同的，他们的冻饿和死亡，今天已有战地生活和“为国牺牲”等等光荣的褒奖而已。贪官们在搜括，土劣们在敲诈；农民们呢，在前线则和鬼子拼命，在后方则实行生产运动。经济外的剥削采取非常新颖和漂亮的方式，钻在大后方社会经济机构的每个毛孔里，不露声色。结果，我们的后方终于还停留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台阶上，呆等着历史的鞭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