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论者在在以人为前提，以人为重心。他相信“有人斯有文”，以为不但在生人之初，文化的发轫，要靠少数人的聪明智慧。到了后来，文化的能继续维持，或代有累积，继长增高，也得靠少数人的聪明智慧。这少数人也许在鱼盐版筑陇亩之间，但其为聪明智慧的人则一。这样一说，一个人文论者不止是一个唯人论者或人本论者了，并且是一个好人论者了。人文论者虽未尝不主张好人须得好的文化来维持、将养，但是他始终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
摘自潘光旦《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人义》第2卷第2、3期1931年。
人文进步固然靠少数人才的反应，但反应的启发则靠适当的刺激。刺激又从何而来的呢，还不是社群所供给的么？况且，社群的分子，才具虽有大小，却决不能分为人才与非人才两种，才大贡献大，才小贡献小，又怎能把一切功勋都算作少数领袖的专利品呢？
摘自潘光旦《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人义》第2卷第2、3期1931年。
历史这件东西，在从前是被一班守旧的人利用了，利用他去证实他们的主张。现在都被新史学家把这件武器夺了过来，也从历史方面去控诉守旧的原理为一种绝望的和恶劣的谬误。
摘自李则纲《历史学与现代人生》《学术月刊》第1卷第5期1932年1月
任何民族或国家，其全国的历史为一演化的历程，然若抽取其一部分、一方面而考察之，则或可发现一种“趋势”之继续发展(进步)；一种状态复演，或数种状态更迭复演(循环性)；或两种势力其相反相剋而俱被“扬弃”(辩证法)。进步，循环性，辩证法，皆可为人类史之部分的考察之导引观念、试探工具，而皆不可为范纳一切史象之模型。此吾对于史变形式之结论。
摘自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思想与时代》第19期1933年2月。
史家有言曰，史构有似有色玻璃，又如花纹嵌器。史之为物，包孕宏富，研讨之法，夫岂一端，故自史料鉴别以至史学缔构，其间须经遗迹研究，恢复原文，校订版本，辨伪正误，印象造作，范畴分类种种工作，史学之方法，于是略具，而史学之大要，亦可概见矣。
摘自李承廉《史学方法论》《江汉学报》第1期1933年4月。
各时代有它各时代的历史观。在神权澎涨的时候，历史是个宗教观。在国族主义勃兴的时候，历史集中到民族观点上。现世的劳资冲突，日益尖锐，历史的观点又由民族转到唯物史观上。人类活动与社会情况逐日转变，历史上的趋势随之也时时移动。我们要认清时代精神，才能鉴别当时的历史观。
摘自白宝瑾《历史和其它科学的关系》《史学》第1期1935年1月。
治史虽在知往，然真能知往，自能察来。中国的前途，在我理想上，应该在中国史的演进的自身过程中自己得救。我不能信全盘西化的话，因为中国的生命，不能全部脱离已往的历史而彻底更生。
摘自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历史教育》第1期1937年2月。
希望有志研究中国史的，多注意于其历代政制的演变上。但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不可不连带注意到其背后的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某一时代的政治理想，又不得不牵连注意到其时一般学术思想之大体。所以我希望有志研究中国史的，应多注意于中国历代学术思想之演变，与制度学术有关系的，我又希望能多注意于历代人物的活动学术制度人物三者相互为用，可以支配一时代的历史。
摘自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历史教育》第1期1937年2月。
在中国史上，儒家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反映出来的一种政治哲学，因而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条思想的主流。但当他一经形成系体，他便不仅是消极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容，而是积极地作用于中国封建社会之巩固。两千年来，儒家哲学都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指导原理，因而它随着中国封建政权之消长，而表现其高扬与消沉，最后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之解体而走向没落。
摘自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第4卷第5期1943年。
我们研究中国史，必须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引起之变动。并且必须考察由于这种变动而产生之经济生活，政治变局与文化思想以至艺术宗教之新的内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史中每一个时代在世界史中所处的地位，从而在不同的地位中所展开之不同的活动。
摘自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第4卷第5期1943年。
历史一名词，常代表着历史之客观的存在与历史之文字的表现。但客观的存在与文字的表现一向是未加分别的。其实客观的存在与文字的表现倘不分别清楚，则历史之自身云云，终将被人忽视。
摘自周谷城《历史完形论》《中国通史·序言》1939年8月。
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需的条件之一，当然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但是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不能起决定的作用，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较之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要快得多。地理环境之多少重大的变化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极重大变化有几百年或千余年已经足够了。
摘自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第1卷第10期1939年12月1日。
历史是发展之学，以研究物质及其他个别形态的客观发展过程。因物质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形态，而有社会史、地球史等等区别。作为社会发展学的人类历史，是应当远溯至太古，远及于神话、寓言和牧歌时代的。但社会历史之真正达到科学阶段，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绩。
摘自潘梓年《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变成科学》《读书月报》第2卷第1期1940年3月。
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既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乃是具有客观真理的确实知识；那末，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是可以认识的。而科学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据，就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论据。因为社会历史已成为社会之规律性的发展，所以社会历史之研究就也变为科学。
摘自潘梓年《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变成科学》《读书月报》第2卷第1期1940年3月。
人类的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凡是想凭物质条件来说明一切的人，凡是相信人力可以战胜一切的人，都只看到一方面的现象，而没有找出全部的真实。物质的力量，决不是万能，人类的力量也不是万能，但是人类意志发展努力的过程，的确创造了人类全部的历史。
摘自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历史自身的法则，不容倒退的东西战胜前进的东西；但我们又不应服从自然主义，还须通过我们主观的最大努力和英勇顽强的斗争，才能完成历史的任务。
摘自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
中国史学界的考证之学，至清代巳进步到十分发达的境界。当今的历史学者，也大部分承袭着这个学术的传统，致力于考证。外行的人对于考证文字，一定感觉头痛。忍耐力薄弱的，简直不能卒篇。但我们要知道，考证学的方法是纯正的科学方法，只有它可以在庞杂芜乱的史料世界里，真正辩解史实之黑白是非。这是清代先师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一种严肃缜密的治学的方法与精神。
摘自孙毓棠《历史与文学》《国文月刊》第1卷第7期1941年5月。
历史家要知道一个往古的时代，他不但需要知道那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典制的实况及变迁，而且必须得知那个时代人的生活的一切——衣、食、居处、舟、车、娱乐。因为能了解一个时代的生活，才能了解其社会；能了解其社会，才能了解其文化。
摘自孙毓棠《历史与文学》《国文月刊》第1卷第7期1941年5月。
我素来以为，史笔文笔不能双兼的固然无法，如果能够双兼，则既无害于史，又无害于文。所谓良史之材，不仅治学严谨，眼光敏锐，评断冷静深刻，组织整饬；而且要文笔美丽生动，独具风格，使人爱闻其言，爱读其书。历史家欲培养这种写作的艺术技巧，似乎必得求教于文学。这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对于历史家的另一方面的实用的好处。当今中国历史学者，每每忽略了这一点，以为历史的著作只要实质，无需美形，结果文章易流为枯燥晦涩，使人难以卒读。这是很足令人引为遗憾的。
摘自孙毓棠《历史与文学》《国文月刊》第1卷第7期1941年5月。
治史的人必须读文学，因为文学是时代精神之最重要的表现。文学家是他的时代及其文化的批评者。要想知道历代社会经济的演变，典章制度，兴衰治乱，历史家可以在史籍中找到充分的材料。但如果要想知道历代人民真正的感觉及情绪，精神反应的表现，社会一般的空气，便非得到文学作品中探讨不可，因为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嫡亲血液的产物。史籍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历史的骨骼筋肉，文学才可以使我们得到历史的灵性与精神。
摘自孙毓棠《历史与文学》《国文月刊》第1卷第7期1941年5月。
我们觉得向来说什么历史观，皆据一方面为立足点，都犯逻辑上以偏概全的错误，如各人在各面观察桌子，其所立方向时间的不同，或光线与视觉等之不同，而其所得到的现象亦有不同，单依据个人一方面观察之所得而认为是桌子的本身，这当然是靠不住了。
摘自虞愚《从互涉的观点来看唯物史观》《时代精神》第5卷第1期1941年10月。
我们希望历史学家在他考证过去记载的时候，时刻能注意到，记载者有反映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看法。自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要打算全部考查出来，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不过能够从记载中发现记载者的价值体系和他所取的社会态度，以常识的推想来看，似乎可以更接近真实一些。
摘自张宗颖《社会学的历史观》《中德学志》第5卷第2期1943年5月。
解释因果，是历史家最困难之事，因为因果相续，如环无端，有主因，有副因，有主果，有副果，究竟何者为主，何者为副，极难有一定的界限。历史家研究一段事实，寻出其前因后果，究不能就说有此因必有此果。纵使找了许多事实作根据，下一结论，也难作为推求得一项原理。诚以历史不同于理化科学，只能类分事实，寻出事实之连贯，终不能制为定律。盖历史现象太为复杂，概然性非常之大，数学关系难得，因之定律与原理之推求，为历史家最感困难之事。
摘自李絮非《论历史方法》《思想与时代》第28期1943年10月。
历史书籍，有始终。历史本身，无始无终。任何时代，存留很多属于过去时代的事物。自然界的事物，虽有历史，但是它的过去事物，是陈死的。人类历史，有异于是。它的过去事先，藉历史思想，而延续其生命，此谓“活的过去”(alivingpast)。思想的变迁，不是说旧日思想，全部消灭，新旧成为两截。而是旧日思想，存留于现今思想里，不过其意义与旧日有别。
摘自王绳祖《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思想与时代》第19期1943年。
研究历史，须明历史之方法。历史方法如利器，不有利器，不能成技巧也。历史方法，为东西治历史学者，必具之方法，不然，则望洋兴叹，不能登彼岸也。
摘自陈安仁《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之批判》见《中山学报》第2卷第2期1944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