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智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势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园悟者奚别哉？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七国学整理社民国二十五年版。
读史有真性，见古人可法可传处，便欣然神往，恨不得与之同堂；见古人可憎可杀处，便怒目切齿，恨不得亲唾其面。读史有真识，当时事势是如此，曰：如此固当；当时事势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或设身处地，或略迹原心。异日真人品、真经济，正从此中陶冶而出。
摘自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一二《杂著·读史论断》丛书集成本。
昔者圣人何为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
摘自戴名世《南山集》卷一《史论》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本(明)朝可云无史，野史家乘既不足信，国史存乎实录。实录者饣希虚之尤也。即如高皇帝实录，建文朝修之，永乐朝修之，其后又再修之。有所修必有所废，毋论好恶是非不得其实，其事之真伪岂足信乎？即一朝，而他朝可知已。夫居史职者固已多非其人，而又非得之耳闻目见；所见所闻者又以避忌爱憎之私乱之，而又非成于一人之手，定于一时之论，虽使邱明复生，其将何以传信乎？
摘自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七《愿学记二》同治辛未江苏书局本。
凡看史到一番大治乱大变革处，先须立个主意：朝廷施为措置，当是何等；君子出处进退，当是何等；然后见得自家学问浅深与古人行事得失处。不然，尽熟二十一史，临事只是茫然。
摘自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七《愿学记二》同治辛未江苏书局本。
自古史书多不足信，至本(明)朝史尤不足信。本朝至建文、永乐间，史全不足信。盖缘秉笔邪佞之臣，凡在建文者曲加丑诋；凡在永乐者妄加谄谀，十无一真也。当时屠戮之惨，亘古所无，在野之人无论不敢触忌讳以记其事，亦何敢称述其事以传后人？四五十年之久，遗老已尽，迨乎论定禁网稍宽，则又有若夫子所谓文献皆不足征矣。又何由而知之哉？有识之士，阙疑而不为所诬诳，可也。
摘自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〇《备忘录二》同治辛未江苏书局本。
《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罪于朕躬。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卿等皆老学素望，名重一时，《明史》之是非，自有灼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刊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议，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坚辞以示不能(为明史作文)也。
摘自《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卷二一八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壬戌。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
摘自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1页。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盲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4页。
学《史》、《汉》而流为偏枯、横梗、决裂、秃率诸弊，不如其读《唐》、《宋》。学《唐》、《宋》而蒙瞀捕索，或趋步钩搨，汨没灵性，不如其看近人。辛苦斯道者，必不以此言为过也。《刘光弟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页。
查中国历代编纂国吏之机关，均系独立，不受他机关之干涉，所以示好恶之公，昭是非之公，使秉笔者据事其书，无拘牵顾忌之嫌，法至善。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内，昭示方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页。
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过去之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
摘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32年版。
(司马)迁(班)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犹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若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
摘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六册中华书局1932年版。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者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摘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1987年版第10页。
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列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摘自梁启超《中国历史教学法》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25页经验之为物，固非有普遍及必然之确实性者也。天下大矣，人类众矣，其为吾人所经验者，不过亿兆中之一耳。即吾人经验之中，其孰知其父母及其人之性质、知力者，又不过数十人中之一耳。历史亦然。自有史以来，人之姓氏之纪于历史上者几何人？又，历史上之人物，其性质、知力及其父母子弟之性质、知力为吾人所知者几何人？即其人之性质、知力与其父母子弟之性质、知力为吾人所知矣，然历史上之事实果传信否，又吾人之判断果不错误否，皆不可不注意也。以区区不精不详之事实而遽断定众人公共之原理，吾知其难也！
摘自王国维《静庵文集》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82页。
(第三节)史法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摘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页。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摘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0页。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摘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0页。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摘自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5页。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摘自《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
学者多称(孔子)七十子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摘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26页。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
摘自《史记·太史公白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正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渭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摘自《宋书·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页。
(北魏孝文帝)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
摘自《魏书·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6页。
古之史者辩道，今之史者耀文。
摘自王通《中说》卷上《事君篇第三》丛书集成本。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1页。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14—15页。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18页。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46页。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晒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8l页。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83页。
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8年版第106页。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9年版第136页。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9年版第143页。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书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摘自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1979年版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