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新状态文学？其特征有哪些？据发起者们的看法，文学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诸多的新的特点。“新状态文学”即是对时下文坛出现的新创作趋势的一种把握和描述的企图，它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告别80年代文学，倡导文学直面90年代新的生活，鼓励探讨与90年代文学自身处境相适应的表现思想和艺术方法，以自由和自然的创作心态反思20世纪的文学实践，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因此，就“新状态文学”口号而言，它并不是对一种创作流派、风格的描述，而是对处于世纪之交的90年代文学（世纪末！？）新趋势的一种整体性把握，言说时代新文学的新状态，并为了表述方便而言，将表现了90年代的新时代艺术特征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新状态文学”。如果说这是一种新的文学潮流的话，那它也是指一种时代性的艺术潮流，而不能以狭隘的流派风格概念加以限定，与“新写实”等概念不能同日而语。就其直接诉诸时代和新生活的言说这一基本出发点而言，“新状态文学”的提出无疑有着积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发起者们的愿景和期望。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无论文学的创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没有怎么响应这个模糊不清的“新状态”的命名。处在物理时间的“世纪末”和处在心理时间的“世纪末”的文学人包括文论家们再也不甘心做某某术语概念的傀儡，在相对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内他们要活得更纯粹和彻底些。因此，这个术语和概念仅仅在这不多的几个期刊内“流行”了一段时间便销声匿迹了。
这结果让人有些悲哀，但是文学演变的足迹并没有就此停止，它仍然一如既往地往前行进，只是它在政商两道的夹击之下变得更注重感官和肉身的维度，在几乎整个90年代这种重视肉身欲望的写作潮流和批评理论潮流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横冲之下。如果说“新状态”说还有一点建树的话，那就是它力图把握变化多端的文学现实，但是这一命名本身又多少有些脱离文学的现实。“新状态”这一模棱两可的命名让找不到北的文学家和文论家愈发茫然。什么是新状态？如何处于新状态？新状态新在哪里？是客观的状态还是主观的状态？是感觉好的状态还是感觉愈益坏的状态？状态在急遽地变化，而这新状态又如何保持稳定？何种程度是新的？何种程度就不新了？如此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哪一个都可将这个命名置于尴尬无奈的境地。但这不是说，新状态的倡导者或新状态文学就没有些许的贡献。新状态文学关注了新写实小说所忽略了的方面。
这就是人性深处的进一步追问。人的肉身及其欲望化，可以说是新状态文学所着力表达的。这较之于新写实小说，有了一种进展。新写实小说在欲望面前浅尝辄止，欲说还休。而所谓新状态文学说白了，就是他们这些还戴着作家帽子的人士敢于亮出自己的底盘，把人生欲望尤其是性欲展示得曲径通幽、淋漓尽致。当时谁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被归入新状态行列了。
所以，那种认为新状态文学“完成了对80年代文学的某种超越”，就不准确了。“超越”是从内容到形式，从客体到主体，从客观到主观，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灵魂，都实现了飞越。单单是物质的提高，下海人数和肉欲的张扬并算不上超越。况且我们这里还没有就中国文学品格中神性维度或曰终极信仰维度的严重匮乏而言，如果考虑到宗教的神圣维度的缺位，所谓新状态文学就基本上丧失了价值标准。而90年代的所谓“新状态文学”实际上显示，他们只不过在某个方面暴露了一下，而且主要是在性的暴露方面更大胆了一些而已。从该时期之初的韩东、朱文等男作家的新状态暴露癖，到这个时期末卫慧、棉棉、九丹等女作家的新状态（或可称之为“性状态”文学）暴露癖，文学除了把欲望合理化并公开化之外，似乎并没有多少超越了新时期（80年代）文学的新东西贡献给我们。从“上半身”的灵魂和情感写作到“下半身”的身体和器官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完成从上到下的整个历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性爱与身体美学的互动。我们可以用“欲望辩证法”这个词来加以分析。倪文尖1996年在论邱华栋的小说创作时候提出这一术语的。直到2005年，该术语才被文学批评家再次运用到文学研究中，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中国文学总是在这两种辩证法中运演。大致看来，文学辩证法在理性启蒙和感性欲望之间总是处于一种交替上下的，其上位：性爱的维纳斯与道德的纠缠——新时期初期爱情美学；其中位是：中性化的性爱美学；而其下位则是：下半身写作与文学审美的失范。因此，身体美学或身体叙事如果从现代主义文论的角度看，则体现为感性或非理性因素的增强而理性因素的减弱。新状态如果仅仅局限于此类欲望写作，那么和晚明的性欲泛滥、纵欲主义至上又有何区别？又有多少新状态可言呢？
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三十年“新时期”文论的建设在关于文学的永恒主题即爱情或性爱的方面，则与此时期关于性爱的文学创作纠缠在一起。从最早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所表达的带有柏拉图意味的爱情乌托邦，到路遥的《人生》所传达的爱依然不能最终得其所爱的悲剧（不过路遥已经涉及身体的接触，如主人公高加林拥抱过巧珍，与城市姑娘黄亚萍也有过很亲密的身体接触），再到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存妮和小豹子、荒妹和许荣树，两个不完全一样的爱情悲剧。到了张贤亮的小说《唯物论者启示录》，描写了右派分子劳改犯章永璘在物质和肉体的双重匮乏中的极度饥渴感，而先后两个女性马缨花和黄香久给予了他精神的安慰和肉体的性爱，一时间竟然有石破天惊之影响，以致女作家韦君宜认为张贤亮写得有些色情而不能忍受。新时期之初男女作家们在面对性爱时总是一种矛盾的心理，还不敢大胆地冲破红朝卫道士们的伦理禁锢。倒是随之而出现的更年轻的女作家们冲破了这种性爱描写的尴尬和矛盾，勇于将自己的性爱体验大胆地表白出来。像陈染、林白、海男等女作家即是如此。她们有些恣意地描写着属于她们的三房：闺房、厨房和产房，抒写着属于她们的情感、体验和肉体的渴望。这在1980、1990年代之交“成功”地攻克了文学上人为的种种禁区。
这就为后来的以南京作家韩东、朱文、鲁羊等人发起的“新状态”写作埋下了伏笔，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写作因而有了一个较高的平台。韩东的《三人行》、《障碍》，朱文的《没文化俱乐部》、《我爱美圆》等小说再也不在性方面遮遮掩掩了，他们大胆地打起了性的大旗，甚至在这些男作家们那里只有性而没有了爱的描写。男男女女的相识相交之后直接就上了床。《障碍》中的主人公把朋友委托照顾的女孩子当成了自己的性伙伴，在双重的心理“障碍”下——即朋友之妻（友）不可欺，以及房间的上下左右前后都被玻璃装饰所显露着——两个刚刚认识的男女尴尬地性交。《我爱美圆》更是以儿子为父亲拉皮条找妓女而让人瞠目结舌。这已经是1990年代的文学表现了，当然这样大胆赤裸裸的描写还基本属于男性作家的领地。但是到了1999年前后一批女作家如卫慧、棉棉、九丹等更加暴露和大胆，她们几乎无所顾忌地把作为女性生活现实中的自己搬到了小说文本中，极力张扬了女性和男性的性器官，细致地描写着性交的细节。新世纪的十来年，像早已经成名的余华等先锋作家又出版了《兄弟》这样的作品，并以此来加入了这个性爱写作的大潮之中。性爱文学创作终于在三十年内，在世纪之交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陈思和等人提出的“逼近世纪末文学”等概念概源于此吧。
文学的无根状态被命名为新状态，文学的性爱体验被命名为新体验。文学话语再如何翻新？先锋文论还能存在下去吗？这都是些问题。在接下来的状态下，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如何推演？这使我想起英国批评家克莫德的小说结尾研究。他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往往是一些像一滴水那样的状态：即从“滴”开始到“嗒”结束，毫无生气的开始到毫无力量的结尾。我称之为，整个文本都好似一个无力而下垂的丧家犬的尾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也是这样的吗？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或先锋文论没有多少活力可言了。这或许是王干等批评家提出新状态文学的语境存在状态吧。
四“无名”状态下混合的现代主义文论
新状态之后的文学命名开始变得艰难了。一方面，读者在经历了大是大非的生存之痛后，不再想当然地相信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话语，包括他们臆造的文学术语了。另一方面，“新状态”这一术语本身具有很大的缺陷，原因如上已经稍微涉及，这里不妨再加以论证。新状态术语的发明者并非出于中国最大的两个文化都市北京和上海，而是出于稍微次级的大城市南京和长春。而这种存在状态包括其杂志的存在状态都需要他们拿出新的话题，来引领和命名90年代文学的无序乃至混乱变换的状态。但可惜的是，新状态并没有抓住这个时代文学的实质。文学其实就是某种精神的载体，它不能成为纯粹物质的载体，更不可能成为单纯的身体欲望的载体。否则，就真的像柏拉图所讲的，应该把那些专门激发人的情欲的诗人（作家）逐出理想国。
正当新状态文学处于胶着状态之际，同样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批评家陈思和于1996年提出了“共名和无名”的话题，也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宏大主题（共名）和个体独立性主体（无名）相互交替演变的状况。其后，他在《小说界》、《当代作家评论》、《复旦学报》和《山花》等期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释自己的“无名”化文学理论。我们这里借用其“无名”一词来表达因为新状态和新体验文学失败或无效之后，文学的命名及命名者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的情形。文学批评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此情况下，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却迎来了自己的新的春天。文学命名和文学批评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与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王一川等人引进的（破坏性）后现代主义合流，导致文学批评让人敬而远之。虽然新写实主义和新状态文学的命名者们总是以80年代作为自己写作的参照物或反思点，但他们却实际上从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成为80年代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善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而沉潜下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建设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体现在一大批具有建设性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著作问世。理论的创造本身切忌浮躁和喧嚣。文学理论话语不同于一般即时性的文学评论，它需要创造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力戒术语摆弄和轰炸，力戒空疏和浮乏，而是要以踏实之心，渐趋所设定的学术真理之目标。
学院派就是通过这种认真严肃的梳理和研究提出“无名”这一概念。无名并不是真的无名，而是一种多元化、个体化的体现。新状态和新体验文学之后，学者们不再怎么关心文学批评的命名问题，而更多地关注问题本身。这一状况的到来大致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也就是1997年之后直到当下，大约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无论学界还是批评界，都似乎失去了命名的冲动和占山为王的心气，虽然还有人以“文学的新现代性”或“新世纪文学”来加以命名，但是这种命名显然以更具涵盖性的词语取代了以往用词的狭隘性。文学在滋生，批评在继续，研究在进行，理论的思考也依然存在。如果说我们为了研究而必须加以分析和命名的话，那我们只能借用陈思和的术语——“无名”来表达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文论的建设，不能再以某一个具体的命名来涵盖这个时期多元化的理论操作和创建了。这种混合的或者多元的现代主义具有较为开阔的包容性。这表现在：其一，文学的虚无主义和强调肉身欲望的性欲主义结合，共同造就了这个过渡时期无根文学的魔方。世纪之交的这个时段的文学虽然面临着信仰真空的巨大漂泊感、无根感，但也存在着文学新生的巨大的潜在可能性。其二，人性在感性维度的过度解放导致了文学精神品格的低俗，陷入低谷的文学在新世纪的曙光里，也似乎看到了自己即将到来的灿烂明天。感性肉欲的高峰也就是文学精神品格的低谷，陷到低谷的文学也就即将开始缓慢的上升期。巨大的衰败之后将是巨大的反弹。“无名”即个体化、多元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作家）似乎又可以在这种境遇下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巨大的创造动力正源于此，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