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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时期，“现代派”一词几乎成为一个文艺理论的术语化石，再也没有人敢去探究它。期间有一位诗人食指（郭路生）曾经用现代主义手法写了一些诗，如《疯狗》、《烟》、《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后来出现的“白洋淀诗群”等。林莽在诗集《我流过这片土地》里这样提到白洋淀：“白洋淀有一批与我相同命运的抗争者，他们都是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年轻，他们还没有被生活和命运所压垮，还没有熄灭最后的愿望。他们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氛围。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诗人都曾与白洋淀有过密切的联系。那儿交通不便，但朋友们的相互交往却是经常的。在蜿蜒曲折的大堤上，在堆满柴草的院落中，在煤油灯昏黄的光影里，大家倾心相予。也就是那时，我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这些潜在阅读和潜在写作，由于受到了当时世界文学新潮——现代主义——的影响而显示出与当时主流的、显在的写作迥然不同的特性。路也在研究“白洋淀诗群”时，曾经写道：“白洋淀诗人们不仅仅像同时代的诗人那样只是从民歌和中国古典诗词里吸取养份，他们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他们更多地是从西方文学里吸取了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现代精神和多样化的现代诗歌写作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以此来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诞和真实的内心向往，探寻人类的生存本质，这使得他们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带着明显的现代主义锋芒，更具有个人性，现代主义是这些青年人默认的共同的准则。这种现代主义特征以多多和芒克的写作探索最为突出，他们大量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在研究界、评论界一片肃杀、消声之际，是这批诗人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具有特出的美学意义的。只是我们在认识和评价这段时间的潜在或地下写作的时候，不能评价过高。之所以说它是潜在的，就是它当时还未能对社会和文学发生多大的影响。由于当代文学的从业人越来越多，人们也有一种渴望挖掘和发现“文革”地下文学的冲动和心理补偿性诉求，所以使得此时期的潜在写作得到了挖掘和研究，这是应该做的工作，但是不能过高地评价那时的创作。
食指后来在与林莽、唐晓渡谈诗歌先行者的对话中，提到自己在“文革”前很喜欢西方的现代派。上述诗作所显现出来的风格无疑可以证明他深受现代派的影响。但这些诗当时只是在知青当中流传和吟唱，但无人去评论和研究它。“文革”地下写作、潜在写作和手抄本、油印本等写作—流传方式，现在想来就像中世纪般的遥远，可是那就是我们还不太远的过去的文学存在的实际状况。那个类似于中世纪的时代，恐怖、压抑、噩梦般的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终于在90年代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1993年杨健出版《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初步涉及“文革”地下文学，其中特别提到了带有现代派色彩的诗人郭路生的创作，直到1999年出版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更细微的程度上回顾和整理在曾经珍藏在一代青年诗人和文学作者心底的记忆。该书重点考察和记载了郭兰英之死、郭路生和赵一凡的诗、白洋淀诗群和北京的地下诗歌江湖，特别是民刊（《今天》）的情况。这本书使我们的研究立足点不得不放在一个重要的民刊，即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的《今天》，它上面发的大多是属于现代派的文字。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诞生于1978年底的这个民刊，既是“文革”地下文学的总结者，又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开创者，同时它还标志着关于现代派的话语从此由地下转向了地上，成了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现代主义的大本营之一。也因此，1978年不但是政治上的转折年份，而且也是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份。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它仍然是异类甚或异端的；但在新潮文学人看来，它是粗糙但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新文学形式。所以，以纯文学姿态创刊的《今天》，则不得不以政治挑战者的姿态发声。风云际会的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文学理论，不能不在惊涛骇浪中前行。这个颇具现代派色彩的民刊，又是由一些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诗人创办的，这就昭示着一种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启蒙的现代主义性质。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反启蒙性。
现代派这个术语从70年代末期开始又被大量使用，但基本上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进入80年代，“现代派”这个术语开始和“现代主义”一起运用，鬫鬫鬫鬫鬫鬫鉙鷞但使用前者则往往意味着话语主体依然囿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抱持浓厚的怀疑和批判色彩；而使用后者则一般意味着承认该术语的客观存在，并有为之辩护的味道。到80年代中期，两个术语被人们大量运用，使用机会也几乎平分秋色。其中钱中文先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书，较早将学术研究的心态带入当时的学界，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然而在1989年后的几年里，“现代派”一词重新获得某种宠幸，被某些极左人士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而大加挞伐。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术语交替使用，虽然还有人士在使用前者时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但一般学人在使用时已经脱去了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色彩，能以学术的心态来做冷静客观的研究了。新世纪以来，后者（“现代主义”）往往取代前者（“现代派”）而获得了更多的青睐和关注，许多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常常以此为标题或关键词。
围绕“现代派”或“现代主义”这个学术术语的争论、斗争，其实和1949之后的六十年非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有密切关系。本来，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和研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学术问题，是一个文学批评、文艺理论问题，可是六十年来尤其是前三十年几乎所有的人文学术研究、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都被纳入到政治领域，由政治领导人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进而决定学者的学术生命乃至肉体生命。由于较为长久的意识形态压制导致了写作的“政治的无意识”（杰姆逊语），由于外在意识形态的强势，学者和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由这种外在的他律转变内在的不由自主的“自律”，根本无需他律的干预，自身就会设置一个过滤器来自行过滤掉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种独语式的所谓写作其价值往往有限。正如福柯所说，专制的话语往往靠独语，它经不起推敲。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国文论关于现代派的观念及其表达形式正表现了这一点，其独语或独裁式话语表达方式及其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显而易见。所以，我们把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来观照，自然会发现诸多见怪不怪的现象纷纷出笼。从上述茅盾和袁可嘉等人的文论中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无不以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来贬低甚至打压“对立”的一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似乎这样做，就代表了自己是革命的、进步的。但是，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学者的良知和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对现代派或现代主义进行了某些方面的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这体现了杰姆逊“政治无意识”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被压抑的服从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另一方面是被压抑的独立的个体政治无意识。这两方面都在被压抑的文化或政治背景下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宣泄出来，结果就导致表达话语的复杂化、矛盾化。
总之，这样一种文论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一方面含着很大的奴性意识，文论家的主体性也往往消弭在这种追随政治意识形态的行动当中，而不可能充分地得到张扬；另一方面，在当时东西方冷战和国内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尽量以隐曲委婉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话语，从而又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留下了颇具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关于现代主义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即使他们从贬义和批判的角度评论现代派，由于当时已经基本上没有在世的作家诗人从事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而且他们所论的对象都是外国的或已死的文论家、批评家，其危害就相对来说较小。如果这种文风对准当时在世的中国批评家或文论家，那么他们的遭遇便更加危险了。处于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思潮和文论繁盛期和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新的繁荣期中间的三十年关于现代主义的批判话语，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显性的大批判话语当中，又不免在字里行间渗透了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吞吞吐吐的肯定和向往，这种话语内容及表达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三十年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话语运思方式及其文论家主体人格的建构。其经验多多，教训亦多多，值得我们咀嚼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