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在各个民族国家呈现出的具体情境和经验内容不尽相同，同一民族国家的不同时期所呈现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特点也有所差异。那么，西方语境提出的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基本诉求在中国特定的新时期语境中是如何体现的？两者的关系如何？本章通过研究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价值取向，揭示那个时代中国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具体经验，并将其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区别开来。这样避免落入简单的以西方符号做比照而否定自身的嫌疑，能够保持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
一现代性概念群辨析
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歧义的概念群，又是一个自身富有张力的历史过程。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现代性的概念。在西方，黑格尔的现代性强调作为人的自我尊严的精神自觉，这是一种对当时社会方兴未艾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崇拜的批判。尼采的现代性是用感性生命、原始生命强力价值驳斥传统理智主义：“根本的问题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且以肉体为线索。肉体是更为丰富的现象，肉体可以仔细观察。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胜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意为主体性确立的主客对立认识方式带来了“存在本身的”遗忘、科学技术的“坐架”造成了“弃神”和诗意栖居地的丧失。马克思·韦伯的现代性核心观点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离造成工具理性泛滥、世界的“祛魅”。利奥塔所论述的现代性是一种堂皇的元叙事。如此等等。
在众多现代性中，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规划一般被视为规范加以引用。他认为社会分化催生了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促使其形成各种规范并在各自的原则内行事。他将现代性分为三大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科学解决真理问题，道德探索规范正义和本身性问题，艺术面对广义的美。这与康德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效。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理论的认知—工具理性、伦理的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的审美—表现理性的分离。追随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价值，说明其价值取向于启蒙现代性；而对审美—表现理性的诉求，则是审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的表现。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分为彼此对立的“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这“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和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他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周宪根据哈贝马斯、卡林内斯库的理论，将三者的关系总结为：“现代性主要包含了两个基本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的现代化，它体现出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和制约，另一方面则是以艺术等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它常常呈现为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反思、质疑和否定。历史的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紧张关系。”现代主义被视为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形态。尤其在现代主义阶段，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理性追求之间呈现为紧张、激烈的对抗关系。
“启蒙”，本意为用光芒把事物照亮，引申为使蒙昧者变得有知识、教养和理性。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启蒙”被用来反对传统社会、宗教对人的统治和权威政治观念，启蒙主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价值，崇尚理性、科学和进步，以理性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对思想解放、西方现代民主政体、生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追求科技发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高度现代化，重视世界的统一和秩序，强调高度理性化。启蒙现代性的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确实对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但是，现代人越来越不满意于启蒙现代性导致或潜在孕育的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的极度功利化，他们发现日常生活被理论的、实践的理性主义支配，科层化和工具理性越来越制约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理性主义的压力将现代生活变得刻板、千篇一律。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就是一个由工具理性操纵的庞大的科层制度网，以赚取可预见的最大利润为目的，生活在这个“铁笼”里，人人必须遵守无形的由工具计算理性形成的“秩序”。工具理性的整齐划一使丰富的人生意义从此丧失，人表面上看去是自由的，其实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有时甚至是别无选择。
寻找一种能将人们从理性的“铁笼”中解救出来的新“救世主”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西方学者发现审美现代性是肩负“救赎”重任的最佳选手。审美表现理性具有解构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压力的作用，它在缓解人们日常刻板生活的压力，舒展人的情感需求，满足想象力的自由发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审美表现理性具有克服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异化”人的生存的重要潜能。这是周宪所提供的理论观点。第一层面：审美的“救赎”。即审美的“无功利性”抵消了工具理性的功利性，审美的主动性和自由消除了工具理性的被动性和压制性。这正是审美现代性“救赎”的含义所在。审美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拒绝平庸。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趋向于变动、短暂和偶然的冲动，这可以视为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突出特征——对新奇的崇拜。暂时的美、特殊的美可视为对平庸的拒斥和否定。先锋派艺术对新奇的崇拜，正是对日常平庸生活的反叛和颠覆。审美现代性的第三个层面：对歧义的宽容。与传统美学追求确定的、中心化和实体化的意义不同，现代美学容许甚至鼓励差异和歧义，反对霸权中心化、权威统辖和排斥他者，需要各种意义的交往、对话，呈现为多元性或多义的包含。第四层面：审美的反思性。这是现代美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根据阿多诺的理解，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体现在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否定辩证法上。审美反思性主要体现为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不断地对社会现代化进行批判、质疑。“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既体现在作为文化表意实践活动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反映在作为一种观念或价值反思的美学理论形态中。”从外部来说，文学艺术自律意味着对政治、经济、道德等压力的拒绝；从内部来说，文学艺术自主性意味着形式自律，即只遵守文学艺术内部规则。从对文学的价值取向来说，审美现代性表现为重视文学文本价值的阐释。审美现代性强调的艺术自律性表现出“追求新颖，强调表现性和向内转，注重个性风格因素，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凸显出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特质”。在美学理论和艺术创作两个方面，审美现代性都强调了艺术和审美的独立性与自律性，其本身便是目的，它无需为其他的目的而存在。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在西方语境中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从同根同源走向了激烈对抗。启蒙现代性追求秩序和谐，审美现代性渴求混乱与冲动；启蒙现代性强调理性主义、合理化和科层化等工具理性及德性追求，审美现代性关注感性和欲望，主张审美—表现性；启蒙现代性追索绝对完美和永恒，审美现代性赞赏创新、变化中的相对性和短暂性；启蒙现代性以意义明确为旨归，审美现代性以含混多义为目标；启蒙现代性导致日常生活合理化、刻板化，审美现代性要求世俗的审美的“救赎”和“解脱”。总之，审美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和美学就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背叛与颠覆。
二审美现代性语境下的现代主义文论
（一）中国文论现代性问题逻辑规范
意义上的现代性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没有真正实现以上所提出的价值规则：如政治上的民主原则、科学上的客观原则、伦理上的自律原则、经济上的自由原则、艺术上的自主原则等。由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可见，很多学者对此问题借鉴中又有发展，对现代性的重视或基于其对理性精神的推崇或基于对感性的张扬，总体以启蒙理性为主导，同时不乏审美感性的吁请。张辉对现代性是这样诠释的：“现代性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他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性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对外在世界做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则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上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其三，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这基本上谈的还是启蒙理性的现代性。而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中也强调现代性的理性与科学精神：“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在刘小枫看来，现代性就是“现代性古典意义上的哲人理性的毁灭”，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他用现代化指称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用现代主义指称知识和感受理念体系的变调与重构，用现代性指称个体和群体心性结构及文化制度质态和形态变化。
因此，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主要是历史意义上的“亦即表现一种与传统判然有别的单纯时间意识。作为一种断裂意识，他不再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而是以一种进步的信念将现实和未来视为最终依据”。这样的表述表明，我们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清醒而冷静的判断力，“合法性”、“进步的信念”等等术语也表明了一种明确的理性分辨力。遗憾的是，他接着又写道：“当我们进行‘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之类的话语陈述时，我们用它来表示区别于传统美学趣味的中国审美品格的一种总体性样态，它本身不隐含任何价值判断。”做出这样的判断则显示了价值标准发生了问题。前面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而这后面的判断则又成了工具化判断。其实这是对“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误解，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出辨析和批判。
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在20世纪早期已略具雏型，其话语表现形式主要是对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译介及研究。不能简单的以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特点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相比附，因此，学者们在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思想时有必要或一定会融合进中国的文化色彩和精神资源。总体来看，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热衷于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与阐发，同时也是对启蒙现代性的淡漠与批判，文学艺术上表现为追求形式、崇尚审美自洽、张扬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崇拜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乐于展现内在隐秘世界，将审丑纳入审美视域而不只关注狭义的审美领域等。与之相比，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具有一种依附性和非纯粹性，它不只追求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而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同谋共构，在体现出一定的非理性倾向的情况下又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并非追求绝对的非理性主义，而是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所担负的任务一样，它并没有脱离启蒙主义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总之，中国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实存状态与其逻辑规范意义各有不同，并且两者之间不像西方那样是一种激烈对抗关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表现出启蒙现代性色彩浓厚，且具有一定的审美现代性特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也发生了急剧的嬗变，而其中的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则经历了由启蒙现代性压倒审美现代性，到两者协同发展，再到审美现代性占据上风的复杂嬗变。80年代现代主义文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启蒙现代性表现出对刚刚崭露头角的审美现代性实行一种盛气凌人的压制和纠缠；第二阶段（1985—1987），审美现代性在与传统的妥协、化合中进一步发展；第三阶段（1988—1989），审美现代性独领风骚，表现出放逐启蒙道德实践理性的姿态。至此，文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