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管理，优秀的工人，优秀的企业，优秀的产品，优秀的社区，优秀的州都是互为条件的，都是良好的相互关系条件。如果社区的改进最终对产品质量提高没有产生影响，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亚伯拉罕·马斯洛
在我看过的论述管理的书籍中，要么是用原子论的、因果关系的、串珠式的方式组织的数据，像一堆事实般来看待，要么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有机的术语来组织数据，好像它们相互间是有关联的。现在，后一种方式实际上更真实、更现实、更容易成功。例如，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并将它列入企业管理理论的任何根本性讨论中去，其原因是有必要指出许多论述管理的著作——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掉牙的著作——是以原子论的企业概念为基础的，即把企业看做好像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与其他任何事物都无关联，好像它是以自私为立足之本的。这是小食品杂货店老板的典型看法，认为他的杂货店完全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世界上的任何人。他做生意，他是老板，杂货店就像他口袋里的钥匙一样是他的财产。事实是这原本就是不正确的，像任何工业化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了，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最后，它会变得愚不可及、荒谬无比。
事实上企业根植于所在社区，比方说非线性系统公司吧，而这个社区又以各种具体方式根植于更大的社区，比方说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吧，这个地区转而又与加利福尼亚州有着非常明确的功能联系，加州转而又根植于美国，美国转而又根植于西方世界，而西方世界转而又根植于全人类和全世界。这些都是有明显因果关系的功能意义上的联系。这些因果关系可以一一列举出来，可以列举出上千条之多。但这些事实通常被忽视了，并认为与情况无关是理所当然的。例如，非线性系统公司只有一个值夜人，而不是、当然不是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装备有机枪和加农炮的私家军队，但只有在各种关系处理得很好的情况下，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又如，该企业依赖所在城镇供水、供电和供气，还有道路维护、消防和治安，更别提还有许多其他服务了，如餐馆、购物中心和商业中心等等，所有这些基础设施使人们生活在这个地区成为可能，这又转而使人们在工厂里工作成为可能。如果在非线性系统公司上班的任何人有在大街上被刺杀的危险，该企业当然会迁走，这应该好理解。非线性系统公司依靠整个假定的关系网络和服务网络等等，也应该好理解。简言之，它是“身在其中”，就像共存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身在并建构其中”。各个层次都是如此，我们可以谈论税收，可以谈论提供交换的服务。美国还保留着军队、联邦调查局、国会图书馆，还有所有各种必要的联邦事务，没有这些机构，非线性系统公司就会崩溃，就不可能存在。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许对联合国等等也是如此。
如果这家工厂认为自身就是共存物，它就是一种可以进行所有各种相互关系分析的有机体，那么该有机体根植于一个大的有机体，后者又根植于更大的有机体，再后者又根植于更更大的有机体，依此类推。这是我在《动机与人格》第3章（57）提到的套叠盒问题，那就是，一个共存物包含在另一个更大的、更有包容性的共存物当中。我使用的另一个比喻是“放大倍数”。在显微镜不同放大倍数下一个人能看到连续的组织结构，所以一个人能够看到更细微的细节，看到范围很小的细微之处。
现在，共存物1的内部联系，也就是非线性系统公司作为共存物的内部联系，比如说友谊、联系、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相互学习，可以测量为0.6级联系。现在共存物1的内部细节和共存物2（共存物1根植于其中的、更有包容性、更大的共存物）的内部细节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较少，也许平均为0.4。共存物1与共存物3、共存物4，与更大、更有包容性的共存物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共存物1内部的任何变化对共存物1内部的一切联系的影响，要比对共存物3的影响更直接、更强烈，但共存物1的任何变化在理论上都会对共存物2、3、4等等产生某种影响。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非线性系统公司的任何好的变化或是坏的变化，都会对德尔玛市（Del Mar）、对南加利福尼亚、对加利福尼亚州、对美国、对西方世界、对全世界有影响，这些影响会随着共存物越来越大和更有包容性而逐渐变弱。比如说，失业、或非线性系统公司的一次将整个工厂全部摧毁的爆炸，会给德尔玛市带来灾难，肯定会对加利福尼亚带来重大影响，而对中国的影响几乎觉察不到，但即使非常微弱，也确实会有影响。
共存物内部的影响比共存物之间的影响更强烈。反过来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保加利亚、伊朗或世界其他什么地方的变化，最终会对非线性系统公司、对公司里的每个雇员产生影响。也许一个世纪他们也不能意识到这种影响，这无关要紧。这种影响是可测量的、看得见的和实际存在的。比方说，政权更替、伊朗国王被刺杀对非线性系统公司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套叠盒由上到下每层都是如此。
这在可检验的理论上和试验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所有各种假说或断言都可以被说明和得到检验，这些假说与我已经从心理健康相关的管理政策中得出的假说是完全相同的。例如，我可以说世界越好，国家越好，当地政府越好，企业越好，经理们越好，工人们越好，产品也就越好。这是整体陈述，它可以分解成一万个分假说，每个假说都可以检验。当然，这个整体陈述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述：产品越好，工人们越好，经理们越好，企业越好，社区越好，州越好，国家越好，世界也就越好。这个假说也可以检验。
还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更惊人，更有争议），对世界有利的对国家有利，对国家有利的对州有利，对州有利的对社区有利，对社区有利的对企业有利，对企业有利的对经理们有利，对经理们有利的对工人们有利，对工人们有利的对产品就有利。（这非常接近对协同的陈述。）这颇像激起很大争论的说法“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可事实上在整体的、有机的、整合的理想世界，这是真的，也应该是真的。对我有利的对全世界也有利，对全世界有利的对我也有利，对地区有利的对州也有利，等等，依此类推。最后，如果一个人想了解制造优质电压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处在一系列同心圆之中——越来越大的解释圈，直到最后我们会谈起太阳方面的条件、地理方面的条件，谈起海洋潮汐会发生什么、平流层会发生什么，等等。例如，一些大爆炸引起的太阳表面温度升高，可能会使整个地球完全消失，当然，也就不会有电压表了。因此，有利的太阳条件是制造优质电压表的先决条件——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极端的例子，但也是非常真实和现实的例子。
现在，为了更好地理解，也为了更好地检验和使它更科学，理解整体陈述的另一个方法是，所有这些整体上的相互关系、这种套叠盒实质上是一种整体理论、一种整合理论、一种协调理论、一种和谐理论和一种快乐地共同工作理论。我提到的所有这些整合标记和互相影响都是它们自身整合优良程度的征兆。我的意思是：整合得越好，这些影响越大；整合得越差——社区、州、国家、个人、企业、阶级和等级等等之间的分化越大、互相排斥越大、分裂越大——那么现有这些影响也就越小。
我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优秀的管理、优秀的工人、优秀的企业、优秀的产品、优秀的社区、优秀的州都是互为条件的，都是良好的相互关系的条件。如果社区的改进最终对产品质量提高没有产生影响，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也许系统不够整合，交流不畅，集体彼此对抗而不是协同。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的情形，拿人的身体来比拟或许更好理解。我的身体内部越是缺乏协调和整合，它对我越是危险。例如，如果我的神经系统有一个协调机制出了毛病，那么我的左手就不知道右手干什么，它们就完全不能一起工作了，这对我是一件坏事而不是好事。
因此，我认为可以对这些因素进行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和学术研究。这些因素就是那些分化社会、分裂社会而不是整合社会的因素——例如，如果我们从共存物的角度，特别是从长期的角度考虑，黑人在企业中的待遇最终会证明对产品、对其他工人们、对经理们、对工厂、对社区等等会有不良的影响。事实上他们被分化出来了，现在美国黑人人口中发展的敌对和反抗情绪最终可能会采取焚烧工厂、暗杀或内战的形式。显而易见，它已经采取了挑衅、犯罪、违法等等形式——当然，这对所有在纽约哈莱姆区行走的白人都是危险的，因为对过去不公正对待的所有积怨会发泄在碰巧路经此地的某个白人身上。那个遭到毫无目的的袭击和暴打、并被抢劫的白人，为与他毫无关系的不公正对待付出了代价。在非线性系统公司的管理情形中可以想象得出这会发生什么——蓄意破坏、犯罪活动或其他行为。因此，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干的事，或许30年后最终会影响到加利福尼亚州德尔玛市非线性系统公司电压表的品质。
换句话说，制造优质电压表的最佳条件就是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反之亦然，世界上任何不完美的条件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电压表、自来水笔、汽车等的生产。
区分对环境的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把对协同、对道德会计实践等等的讨论包括进来。比如说，今天诈骗一个黑人，或剥削印第安工人，或恶待红发人，或在企业中不公平对待妇女等等，都可以带来短期利益，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显然，如果我经营一个杂货店，少找钱给顾客，我会得到暂时的金钱上的好处。但是，如果将长期考虑和世界一体化考虑纳入资产负债表，全部交易看上去就不一样了。例如，我欺骗得越多，我对其他人的影响越大，对世界的影响也越大，我也许看不到即时的负面影响，但我的儿子或孙子会看到。如果我瞧不起墨西哥人，在我的杂货店里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诈骗他们，到了月底我的存款也许会增加，也看不到即时的伤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例如（即使不可能，但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摧毁了整个美国社会，我们美国人流落到墨西哥乞讨食物，我的儿子或孙子必定会受影响。如果今天白人们到哈莱姆区乞讨食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些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强烈憎恨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采取了轻描淡写的形式。发生在朝鲜的战争部分地是由美国国会和美国人过去愚蠢的移民政策造成的，我们正在为这些过错付出代价。所有这些表明，我们今天犯下的任何过错，最终都将由我们的孩子们来承受苦果。
有机思维和整体思维会使所有这类事情更积极、更明显、更容易得到承认、更注重实际。事实上世界上的每件事情都是与其他事情有关联的，世界上的每个人也都是与其他人有关联的，生活在现在的每个人都是与生活在将来的每个人有关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完全有可能科学地认识它。
当然，对这种相互关系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理解需要有远见的、富有经验的和受过教育的头脑。但是，如果不能完全做到，至少管理理论家们和哲学家们可以稳定地朝这个方向逐步发展，即证明在任何特定情形下越来越多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多的“因果”共存物。例如，莫尔斯和赖默（Reimer）1956年的实验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目的，也是因为它是一个范例、一种模式、一个例证、一种实情：莫尔斯和赖默证明了长期的人的后果与短期的生产率的后果是不一样的，通过短期加压、耗尽资源和能量、放弃长期投资等等，来增加利润、提高产量和做一个漂亮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容易的。我认为管理人员的这种洞察力应是他们的公民责任的一部分，是他们的优心责任的一部分，是他们必须让全世界知道的事情的一部分。这种公民责任与说出全部事实真相的科学责任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说实话是必要的，而并没有任何说假话或谎话的暗示。
现在，我要详尽谈的另一个问题是我曾经提到过的，即协同、相互依赖、共同利益、“对我有利的对你也有利”之类的哲学，在良好的条件下，从长期来看，都是非常真实的。从短期来看，在紧急情况下，在不良条件下，特别是在短缺条件下，则肯定是不真实的。如果有十块小羊排的需要但只有一块小羊排供应，那么我的利益与你的利益就不相容了，无论是谁得到了那块小羊排，都会伤害另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对我有利的，对你就是不利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所有我们称为道德、人道主义和好心的品质——仁慈、利他、无私、友好、互助等等——都取决于一个富裕的、公正的世界，而且需要每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良好交流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使得相互依赖的整体利益能够快速地获得满足。
如果我要从与整体观点总体上有关联的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多谈一些的话，我想我会由库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材料开始，或许从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综合功能的研究，到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含义，最后扩展到世界一体的社会心理学。我也会用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信条，我的《动机与人格》的第3章则是该思想的理论基础，或许这只是我的思想在社会心理学的应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