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是孔子的故乡，为了保家卫国，他就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退兵。子贡见到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并不利于增强田常的势力，而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之时，才能孤立齐国国君，使田常得以乘机独掌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出兵救鲁伐齐，然后再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一番救鲁伐齐之举可名利双收的道理，还说若胜了齐国再趁势攻打晋国，吴国就没有对手了，吴王听后有所心动，但表示要先讨伐完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以后才能行动。子贡又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去说服越国派兵跟随吴王一同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正担心越王的报复，想来讨伐越国，而现在越国的力量尚弱，不足以相抗，故为了消除吴王的怀疑，就必须派兵随吴王攻打齐国。同时又指出，如果攻打齐国失败，主要折损的是吴国军队，这自然有利于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其他诸侯一起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国就可乘机出兵攻打吴·国本土，必胜无疑。越王听后赞赏不已，欣然接受了子贡的建议。这样，吴国终于调集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赶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要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转而攻打晋国，但结果是吴军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出兵袭击吴国，一举擒杀了吴王夫差。三年之后，越国终于在东方称霸。
冯梦龙在叙述完上述子贡这一系列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外交故事之后，随即发表评论说：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又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毛泽东晚年对于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这条批注就表明了他当时对儒家的看法和评价。所谓“儒术伪耳”，是指子贡作为孔门高足，为了鲁国的利益而四处游说、挑拨，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宗旨，所以他算不上真正儒家，而是“伪儒”。孟轲被后世尊为“亚圣”，但他也曾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儒家的左派”荀子的学生，曾跑到秦国的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积极地出谋划策；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在项羽手下为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时又与众儒生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儒家的宗旨，其实也是纵横家。
《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孙膑》首先记述了孙膑赛马的故事。战国时期，孙膑到了齐国，住在齐将田忌家里。田忌经常与齐国公子赛马赌输赢，孙膑看到他们的马足力相差不远，都有上中下三等，于是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说：“用您的下等马去与公子的上等马比赛，用您的上等马去与公子的中等马比赛，用您的中等马去与公子的下等马比赛。”田忌依计而行，结果以二胜一负的比赛成绩赢了齐国公子五千金。冯梦龙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随即又引用唐太宗所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
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而击之，无不溃败。”并指出这就是采用了孙膑赛马的战术。
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和冯梦龙的按语之后，就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即唐太宗，朱元璋即明太祖。这两人都是经过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军事才能，称赞他们善于用兵、很会打仗。特别是对于唐太宗，毛泽东曾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攻即胜。这样一可以练兵，二可以练民。毛泽东就是结合这些历史人物运用的战略战术，在批注中阐述了他对孙膑赛马战术的见解，这些见解凝聚着他从1927年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程，人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出动兵力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毛泽东率领红军，以远比敌人微弱得多的军事力量，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留有深刻的影响，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战胜了蒋介石50万大军的进犯而取得胜利。只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硬拼蛮干的方针和逃跑主义，才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至于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灵活运用“以强当弱”，“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而取胜的典型战例。由此可见，正因为毛泽东亲自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批注上述孙膑赛马的战术时，其见解就显得十分精辟而深刻。
《智囊》接下来又记述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公元前354年，魏国为了扩张地盘，出兵攻打邻近的赵国。赵国在连吃了几个败仗后，都城邯郸也被魏国军队包围，形势十分危急，便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国为了解除魏国灭赵后将给自己造成的威胁，就派田忌率兵救赵，孙膑随行任军师。田忌本想直接赶往赵国去解邯郸之围，孙膑却建议他去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
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表达他对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之计的极度赞赏。其实，毛泽东对于围魏救赵的故事早已十分熟悉，并在革命战争中自觉地运用了这一古代兵法。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问题时，就曾特别指示抗日部队可以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例，采用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更重要的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可见，毛泽东确实早就将围魏救赵的古代兵法运用到了革命战争之中，而且还作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和平的环境中再次读到围魏救赵这一著名战例时，仍然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
《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赵奢》记述说：战国时期，秦国出兵攻打韩国，两军在阏与一带展开对峙，赵国派大将赵奢领军前去救援韩国。赵奢离开都城邯郸才30里，就下令不再前进，停下来修筑营垒，这样坚壁了28天。这期间，秦国派密探来侦察，被赵军捉住，赵奢却好好地款待了这个密探，然后又将他放走，密探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给秦将，秦将大喜，自认为赵奢之所以离开都城才30里就停止不前，那是因为阏与不是赵国的国土，赵国人并不关心赵奢也不是真想救援韩国。赵奢故意造成这种假像后，立即命令部队急速行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距离阏与只有50里的地方，扎下营垒。秦军得知这一消息，仓促赶来迎战时，赵军已经抢先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因而大败秦军，一举解了阏与之围。
冯梦龙在叙述了这段故事后，随即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说：“反问者，因敌间而用之。”并指出赵奢就是运用了“反问计”，才取得阏与之战的胜利。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和冯梦龙的评论后，在“反间者”三字旁画了一条着重线，对“因敌间而用之”这句话逐字加以圈点，并在天头上批注道：“劳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所以败也。”显然，毛泽东是从秦军战败的角度来分析阏与之战的。他认为秦军失败的原因，就是只注意了屯兵围攻阏与的韩军，对赵奢所领赵国援军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反而中了赵奢的“反问计”，被假像所麻痹，因而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性。对于反问计，唐朝诗人杜牧曾解释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秦军阀与之战的失败，正是中了这样的反间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阏与之战的分析是很精辟的，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孙子兵法》中的反问计是十分重视的。
四、《聊斋志异》主张自由恋爱
一部《聊斋志异》，简直就是天上人间种种狐仙鬼怪的“群英会”，那些扣人心弦的奇闻怪事，令多少人读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啊！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简介】
《聊斋志异》为山东淄川人蒲松龄所著。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室名聊斋，世称聊斋先生。明崇祯十三年生于小康之家。他十几岁应童子试就以县、府、道三试考中秀才。此后，屡应乡试不中，直到七十一岁才熬了个岁贡生的科名，不几年去世。
他怀才不遇，一生遭遇，既有生活的困苦，“久典青衫惟急税，生添白发为长贫”；又有科举的失意，“骥老伏枥壮心死，帖耳嗒丧拚终穷”。康熙十八年春，将其文章集为《聊斋志异》，在其《自志》结尾有一段深沉的咏叹：“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案冷凝冰，妄续幽明之灵，浮白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是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然。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寒间乎！”其实，《聊斋志异》的著述凡四十余年，实乃蒲翁大半生经营、积累而成。
《聊斋志异》凡四百九十余篇，内容非常驳杂，写作方法也多种多样，从社会意义和文学的审美价值审视，良莠不齐。就文体而言，纪晓岚曾讥其：“一书兼二体”，既记述见闻，又随意装点；既有简单记述奇闻异事的短章，又有唐人传奇式的记叙篇什。优秀的自然是属于后一类作品。实际上，正是这些无依据据、完全或基本上出自作者虚构的篇章，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最足以代表《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体现着它出于六朝志怪书和唐人传奇而又胜于六朝志怪书和唐人传奇的文学特性。
《聊斋志异》题名“志异”，自然是如鲁迅所说，“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从小说情节看，绝大部分篇章具有程度不同的超现实的虚幻性。有的是人入幻境，如《画壁》、《罗刹海市》、《梦狼》、《席方平》等；有的是狐鬼花妖精魅化入人间，如《莲香》、《画皮》、《陆判》、《葛巾》、《素秋》、《黄英》等，中间亦有人物互化的情节。有些篇章基本上是写现实人生的，如《张诚》、《四七郎》、《乔女》等，自然也少不了一些虚幻之笔，在现实生活的图画中涂抹上些许奇异的色彩。从这个角度自然可以说它与六朝志怪书同类。由于它的许多篇章加强了人物形像的刻画，狐鬼花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又有别于六朝志怪书之“粗陈梗概”，而与“始有意为小说”的唐人传奇相类，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拟晋唐小说”，总括其特点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其实，这中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聊斋志异》之“志怪”，与六朝人之“志怪”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六朝人之“志怪”恰如其名，是搜集、记述“怪异非常之事”，同当时人记述世间平常之事都是当做曾经有过或发生过的事情记述的，只是所说之事有“非常”与“平常”之不同，而不是有意识地作小说。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声明：书中采自前代典籍者名有“失实”，非其本人之罪，“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而蒲翁是有意识地编撰奇异的故事。他的故事是寄托-情怀，用他在《自志》中的话说，是“遄飞逸兴”，“永托旷怀”，期望于读者的不是信以为真，而是能领会其中的意蕴和情趣。
唐人传奇自然是“有意为小说”，与记述奇闻异事之六朝怪书大不一样。明人胡应麟早已揭明了此点，鲁迅亦作如是观。但唐人传奇在发展中一度转向，有的作者从志怪中流离出来，去写人间事，不加虚幻成分，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皆成佳作；而拘守志怪者，特别是后期作传奇的，仍重在构想之幻、情节之奇，不甚考虑有所用意。传奇之名称便由此而得，乃至带贬意。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以及《假小说以排陷他人》的《周秦行纪》等假幻设以寓意的作品比较少，没有成为创作的主流。而《聊斋志异》较之唐人传奇有了巨大的飞跃，假幻设以寓意成了他创作意识中的主导原则。但他并不放弃、放松对作为小说情节层面的追求，力求写得瑰丽奇伟，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那是为了使他的作品更有情趣、更富有神话般的艺术魅力，更有文学的欣赏价值；而更深层，更为根本的目的却是在于表现他的现实感受、经验、生活情趣，或精神上的向往、追求。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志怪”成为文学的表现方式、方法，故事情节作为小说思想意蕴的载体，也就带有形式的性质。有的批评家称这种小说情节为“内形式”，就是因为在它们的深层还寄寓着某种意蕴。
《聊斋志异》谈鬼说狐，大都有题旨，有所寄寓：《劳山道士》讥讽好逸恶劳、心术不正者妄求道术，到处碰壁；《画皮》讽喻世人勿为化为美女的恶魔的假像所迷惑；《梦狼》借一位老人的梦境比喻封建官吏如吃人的虎狼；《黄英》写菊精黄英与马子才婚前婚后的矛盾：黄英善菊艺货菊，发家致富。而马子才以陶潜自况，安贫自守，尽力抵制，结果是无法抵制住，最终不得不合流，这显然是揶揄了封建时代文人轻视工商、以谋利为耻的传统观念；更为人称道的是《公孙九娘》，写莱阳生入鬼村与鬼女公孙九娘的姻缘：作者曾耳闻目睹发生于山东的这一惨案，他是有感而作，写鬼村鬼事，实是谱写时事，为死于清政府屠刀和酷刑下的人们一掬同情之泪，这也蕴蓄着作者对官府、朝廷暴虐的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