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感到个人的命运与祖国靠得这么近，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在此以前，艰难的“番客”经历已使他对祖国贫穷落后就要受辱有着切肤之痛，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切都是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关，更没有从社会教育、变革的角度上去看待。
宋耀如从牛、温谈话中得知，由于害怕幼童受美国自由民主思想感化，清政府决定要改变计划，提前召回原定15年留学期的留美幼童。
这时120名留美幼童中，有9名因为违背了清政府的规定，已被或正要被遣返回国，除了在美国病故的外，一些幼童受到美国文化的感召开始寻求摆脱官员控制的方法，用出走的勇敢行动，逃离清政府的高压管控，融入到美国宽广自由的空间。
幼童出走事件引发清政府的强烈不满。他们害怕孩子们在美国继续学下去会把老祖宗那点东西全部丢掉，要把幼童们提前遣送回国。
清朝政府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通过牛、温现身说法，对宋耀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宋耀如震惊了，也警醒了，一种对自己祖国命运深感忧虑的警钟第一次为他敲响，让其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
虽说清政府管不到宋耀如，但宋耀如也感到了华人社会保守思想对自己的束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幼童事件对宋耀如的影响是如此震撼、强烈。
不可尸位素餐
越是在美国生活长久，越是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深入了解，宋耀如越是感到对中国现状的失望。中国老百姓无助可悲的境况经常出现在宋耀如的脑海，一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他就感到心情沉重。
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之情油然而生。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不能像义父希望的那样，做一个饱食终日，只顾自己发财的庸人。
宋耀如面对这一切，只相信永恒属于无所不在的上帝，而人的一切活动都只是在执行上帝的意旨，他怀着极大的感恩之心面对基督教所宣扬的仁善、博爱等道德教诲，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美国历史有限，然而自由思想源远流长，19世纪美国作家帕得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由，毋宁死》这篇脍炙人口的演说在美国革命文献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当时，北美殖民地正面临历史性抉择——要么拿起武器，争取独立；要么妥协让步，甘受奴役。亨利以敏锐的政治家眼光，饱满的爱国激情，以铁的事实驳斥了主和派的种种谬误，阐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此，“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独立而战，这篇演说也成为世界演说名篇。结尾铿锵有力：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不存在和平。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铿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It is in vain， sir， to extenuate the matter. Gentlemen may cry， Peace， Peace— but there is no peace. The war is actually begun！ The next gale that sweeps from the north will bring to our ears the clash of resounding arms！ Our brethren are already in the field！ Why stand we here idle？ What is it that gentlemen wish？ What would they have？ Is life so dear， or peace so sweet， as to be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chains and slavery？ Forbid it， Almighty God！ I know not what course others may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的名言，可以说是对19世纪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特色的总结。
是的，宋耀如的特殊经历使他能从社会最底层审视和思考生活，也正是在这种革命性的审视和思考中，他看到了信仰对社会现实的作用，这使他对报效祖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宋耀如以一个时代的要求为基准，同时执著于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强国两种信念于一身，从而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思想犹豫之中。
对于宋耀如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包括命运！
他感谢义父对他的养育，但他更感恩生活对他的教导和启示。他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任何矛盾都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暗暗发誓不做一个庸庸碌碌、一生平淡的旁观者，他要做弄潮儿，做时代的引领者。
仿佛是一面镜子，他从留美幼童身上看到自己要走和可走的道路，即这一切的实现，要靠深入到美国现实社会中去获取，而它就在自己眼前，一切的犹豫和迟疑，只能使自己一生平庸无为。
宋耀如从华人在美国的境遇，从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牛、温的告诫中得到的重要结论是，不要把事物看作是绝对的、不可协调的，不要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特别是自己。
他将自己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个人的认识中，使其对国家和个人不平等地位的思考充满了矛盾律和辩证法思想方式。
宋耀如一方面欣赏美国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思考自己的祖国五千年文明的价值所在。他不怀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合理性，也不妒忌美国文明的时代性。他觉得无论是传统的文化还是现代科学的思想，都可以在理性思考中得到统一。宋耀如相信，美国式的文明终究会在中国扎根，民主自由的力量完全可以救中国，让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宋耀如想起在家乡海南岛上，生长着一种美丽奇妙的植物——椰子树。
椰子树的果实清凉解渴，美味可口。但是这种树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脾性，即从不越“雷池”半步，在超过北纬二十多度以上的地方，很难见到它的芳踪。
宋耀如不想做一棵在波士顿扎不下根来的椰子树，望着窗外的参天巨木，他暗下决心，自己要做一颗波士顿枫树，坚韧、高大、挺拔，冲破封闭沉闷的华人社会藩篱，真正融入到美国社会中，去了解美国的伟大和内涵，去汲取美国思想精髓和文化养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寻找强国富民的理想答案，成长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
宋耀如在心里暗暗盘算，该以一种什么方式融入到美国社会中去，争取接受美国文化教育熏陶的机会，学习本领，为中国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尽一己之责。
他下定决心放弃在波士顿不很富裕但非常安逸的平淡生活，为追求人生的理想和真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知道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家，这个家虽然有着他到美国以后最温暖的回忆，但也成为限制他的桎梏。因为他十分清楚，义父给他安排的只是一种胸无大志、追求发财的平庸生活。
宋耀如清楚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一定要改变当前的状况，尽一切努力和智慧奔向既定目标，他要做一个文明世界的传播者。
显然，宋耀如的这一转变和要求来得太快，大大超越了作为商人的义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义父满足于自己安定和小有成就的移民生活，也希望聪明勤快而又秉性坚毅的义子像他那样经商开店，终其一生。
然而，义父忘记了一点：在他的商号之外，围绕着宋耀如的是伟大的波士顿和自由民主的精神。在美国精神的熏陶下，这个孩子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吴下阿蒙”出自《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泛指缺少学识才干的人，比喻人学识尚浅。
义无反顾
这个见识日渐丰富、无所畏惧的中国少年，通过近两年的波士顿“淘教”，已成长为一个有思想，有个性，语言初通，略知异国舆情，充满美式人生理想的“准美国青年”。
他不屑于再像义父等华侨前辈们那样，为了糊口而仰人鼻息，循规蹈矩，继续过着忍辱负重、寄人篱下的生活。
他要实现英语老师所说的人生理想，要像牛尚周、温秉忠等留美幼童那样去寻求、学习美国先进科学文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备将来回到故乡，报效祖国。
随着时间的流逝，宋耀如争取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愿望愈发强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
当这一愿望得到了牛尚周、温秉忠的热情支持和肯定之后，终于，他鼓起勇气向义父提出了进大学念书的请求。
义父虽然也像天下所有的父母那样，望子成龙，但义子的愿望显然违背了他的本意，而且他对西方教育毫不理解也毫无兴趣，对宋耀如要进美国学校读书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
义父想不到一向听话顺从的宋耀如怎么突然动了这等稀奇古怪的念头，为了打消宋耀如的非分之想，他不但不同意，反而加紧对宋耀如行动的限制。义父更想不到的是这种念头在宋耀如心中坚如磐石，已经不是他的叱责和詈言所能挽回的了。义父的这一系列守旧做法不但没有使宋耀如“浪子”回头，反而激起他更加强烈的反抗。
1879年末一个寒冷的日子，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宋耀如借着窗外的月光，最后一次深情地环顾这个曾经给他带来温暖和爱的小店，不告而别，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在美国唯一的庇护人和家。
他打开店门，迈着坚定的步伐，一直朝前走，脑海里交替浮现出英语教师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坚定面庞，以及牛、温二人声泪俱下时的戚容。
静谧安详的波士顿夜晚是那样地迷人，此时此刻走在阒静清冷的大街上，看着道路两旁古老的建筑，脚踏自由之路的红砖，宋耀如心头涌起别样的情怀，他感到一种真正的轻松和解放。
宋耀如非常感激义父的培育之恩，但正如他日后所说的：“当时别无办法，为了追求（理想），只有出走。”
这个胆识超人的年轻人，自由的召唤，祖国的命运，让他热血沸腾，义父亲切慈爱的泪眼渐渐淡去，唯一留下的是义父对他在困难中的鼓励。
宋耀如暗暗下定决心：“不自由，毋宁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