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卡乔夫看来，这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或者“革命党”，作为由少数有智慧、有道德者组成的革命家组织，有领导“多数人”的“权力”。因为“这个少数具有更高的智力和道德发展水准”，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包含着新的因素，他们的“理想”比之于多数人——人民——的理想，“更开阔、更革命”，所以，他们“永远拥有、也应该拥有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领导多数人的权力”；在他看来，他们的理想“在革命时代必须对后者具有统治作用”特卡乔夫：《“警钟”——杂志的纲领》和《人民与革命》，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48—349、362页。——这是特卡乔夫对少数革命家拥有权力及权力来源的法理解释。因此，在他看来，“这部分少数革命者，因其身上体现着社会最优秀的智慧力量，所以他们必须拥有权力——只要他们仍是革命者，就不能不拥有这一权力。”同上，第349页。在革命党内部是这样，对全社会也是这样。在革命党内部，有个极少数的骨干集团组成“人民解放协会”的“委员会”——这是“协会”的中央，即最高领导机关；由于“协会”没有基层组织系统，中央的“代表”和“协会”的成员直接服从中央。成员只同“代表”单线联系，在不经“代表”允许的情况下，“协会”成员不许同其他成员有横向联系，也不许打探其他成员和“委员会”的情况。“协会”委员会一手全权集中控管所有管理线索，并通过自己的“代表”，把渗透在国家生活各领域和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及其活动，全部置于自己的全权领导之下。对于社会来说，在革命胜利以前，这个革命党只具有精神方面的权力，而取得政权后，这种精神的权力则转变为物质的权力，因此，有权实行“革命专政”。
特卡乔夫没有明确讲述这个革命党（他有时也称“雅各宾党”）的阶级基础，但从他把革命党的名称定为“人民解放协会”来看，这自然意味着它的阶级基础是“人民”。在特卡乔夫的辞典里，人民、农民往往是混用的，无产者和贫穷者也难于区分，这与7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不充分有关，当时的阶级关系尚未充分分化，因此他的理论认识和阶级概念尚有含混不清的地方。这也正是他没能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
（三）主张通过暴力和密谋的手段，夺权国家政权。
特卡乔夫是非法斗争方法的拥护者，主张暴力变革、暴力革命。他把拉甫罗夫主张宣传群众、准备革命的路线，视为和平方法和改良主义加以反对。在他看来，专制国家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它从头武装到了脚”，而被称作政府的专制暴君和剥削者又“从来不愿放弃他们篡夺的权力”《人民解放协会章程》，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76页。，这样以来，革命者要推翻他们，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并引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例子时指出，在以往彻底更替的所有政权中，没有一个是通过和平道路终结的。他说：“总的来讲，迄今没有一次急进的社会改革是不经过暴力和流血内讧完成的。当然，这很不幸——不幸就在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以付出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每一次合理的改革都必须以手持武器来开辟道路。然而这是事实，凡熟悉历史的人，都是否定不了的。”《П.Н.特卡乔夫社会政治文集》（ТкачевП.Н.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на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емы），第3卷，莫斯科1933年俄文版，第428—429页；转引自Е。Л。 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68—369页。在此还需特别指出，特卡乔夫所主张的暴力，不仅要用于夺取政权之时，还适用于革命后对国家、对社会的改造上。
特卡乔夫认为，任何革命，近期所要达到的实际任务，都是用暴力手段进攻现政权，并以夺得政权为目标。这是因为，任何革命的实质都是夺取政权，都是把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所具有的纯精神道义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在特卡乔夫看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拥有的权力只是纯精神性质的，这种权力软弱无力，只有将这种精神性的力量转变为物质的力量，才是强大的。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而尤其是在俄罗斯，物质力量都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因此，真正的革命就是实现由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变，而革命者夺取政权就是实现这种力量转变的条件。只有完成了这种转变，才能运用这种物质的力量，即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然而，在特卡乔夫看来，实行暴力夺权，采用密谋方式要更便捷一些。这种用密谋方式暴力夺权，同建立集中统一、严格纪律、层层服从、绝对秘密的革命党和“战斗组织”——“人民解放协会”，是完全相适应的。因为这样的“战斗组织”，是实现密谋夺权的组织保障；而以密谋方式夺权，必然是这种组织的所由之路。
实现密谋方式夺权，也是为特卡乔夫关于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所决定的。从口头上看，他承认，个别杰出人物如果没有现实社会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支持，其个人对社会是无能为力的。他在理论上虽然如是说，但是具体到实际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却认为依靠狭小的知识分子密谋者集团，就足以推翻沙皇专制国家的统治。他甚至说：“个人的活动能够破坏人们世代创造的东西，也能为人类进一步的发展开辟道路。”特卡乔夫：《特卡乔夫社会政治文选》（四卷集），第1卷，莫斯科1932年俄文版，第259页；转引自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18页。这就表现出了他的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四）认为夺取政权仅仅是革命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建立革命国家，巩固政权，进行社会革命。
以特卡乔夫为首的“雅各宾派”，尽管赋予夺取政权以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他们并不停留也不满足于夺取政权上。特卡乔夫说：“夺取政权是革命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革命本身。这仅仅是革命的序曲。革命本身是由革命国家来实现的。”特卡乔夫：《“警钟”——杂志的纲领》，转引自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50页。正是这个缘故，特卡乔夫作为这个派别的理论家，在大量言论中谈到了“革命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并写了《革命与国家》一文，来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19世纪60年代，曾有一些人提出一种主张，倡导在当时社会制度下通过建立劳动组合和消费公社等组织形式，作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当时就这些组织的作用和意义所展开的争论，曾引起俄国社会的巨大兴趣。特卡乔夫对于这一乌托邦的理论和改良主义，对于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下采取这种方式消除剥削和贫困，抱着尖锐的批判态度。他认为，革命的重要任务是消灭专制国家，消灭一切旧的国家政权机构，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从这种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行平等和正义，否则，所有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空想。
与此同时，特卡乔夫也同主张革命后立即取消国家的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斗争。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不应取消国家，而应巩固政权，加强国家。他预见到，革命者胜利后将面临镇压敌人和建设的繁重任务，为此就需要国家政权。这样，就提出了怎样建立、加强并完善国家政权的问题。
特卡乔夫在《革命与国家》一文中提出，组织政权的中心问题在于保证这个政权的高素质，而政权的素质表现在它的巩固和强大。他认为，要使国家政权得以完善，必须遵循两个原则：①把政府的每一个职能都统一起来，并将其集中化；②再最大限度地将这些职能加以区分。特卡乔夫：《革命与国家》，转引自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59页。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的所有职能都统一集中起来，并把这些职能最大限度地细化、区分，再分部门加以管理。应该看到，这些原则中正包含着日后苏维埃时代官僚主义和高度集权化国家所有的必备因素。
特卡乔夫实际上把革命国家的活动综合为两大职能：革命的破坏性职能和革命的建设性职能。第一种职能的实质，是斗争，是暴力。在他看来，只有在行动中保持集中统一、严格的纪律，在保守反动分子面前保持百折不挠的意志，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对于国家的第二种职能，特卡乔夫认为应当依靠道德的力量。如果说第一种职能是由暴力来实现的，那么，第二种职能则要靠信念来达到。他一方面强调“少数”革命者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没有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认为，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胜利的保证。而国家的立宪活动具有灵活性特征，能够适应人民的发展水平，所以，由此能够获得这一胜利的保证。特卡乔夫主张建立“人民杜马”，实行人民代表制，国家以它们的意志获得其活动的合法性。在这里，特卡乔夫特别注意到国家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提出国家“应努力拓展人民的文化修养，提高他们的道德理想”。特卡乔夫：《特卡乔夫社会政治文选》，第3卷，第226页；转引自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50页。
特卡乔夫对革命国家提出了下述活动纲要：1.把建立在临时个人占有原则基础上的农民村社，逐步改造成建立在全体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和大家共同劳动基础上的公社；2.逐步没收私人占有的生产工具，将它们转归全体使用；3.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建立完整的社会义务教育体制，逐步消除人们在体育、智育、德育上的不平等。特卡乔夫：《特卡乔夫社会政治文选》，第3卷，第226—227页；转引自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51页。
按照特卡乔夫的思想，为最快捷、最有效地实现革命国家的这些职能，最重要的，是要实行革命家这个“少数”对人民这个“多数”的领导。他在《革命与国家》中用相当篇幅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了“少数”革命家对“多数”人民实行领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少数”革命家之所以必须对人民这个“多数”实行领导，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包含着未来社会制度的理想，这一理想能够引导人民—农民对其经济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在特卡乔夫看来，人民固然因其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而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因其同村社的联系而在理想中“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但人民—农民也素有一种“保守性”：一方面，它以推翻地主官僚的统治为满足，只要“狠狠地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一箭之仇，它就不再继续往前走了”；另一方面，同人民—农民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也同其理想的村社相关联，人民—农民生活的“所有成分都处在稳定的平衡中”，没有来自外界的推动，它们世世代代都会毫发不变。因此，特卡乔夫认为，“我国人民的社会理想，不会超越他们僵化的生活方式而再前进一步”。特卡乔夫：《人民与革命》，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61页。俄国农民的这种经济地位和保守性，正需要革命者“少数”对他们实行领导，并进行革命化的改造。这位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家没有把俄国人民—农民完全理想化，而是从其经济生活方式中看到了他们的保守性，这正是特卡乔夫思想超出一般民粹主义而独具的深刻之处。
（五）关于科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从总体来讲，特卡乔夫曾受到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急进主义革命家皮萨列夫的深刻影响。在对待科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尤其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皮萨列夫是一位对待任何问题都站在“无衣无食者”立场上的民主主义者，是委蛇应付、妥协行为的毫不妥协的敌人，对政治上的妥协派深恶痛绝。他反对脱离迫切的现实生活问题，而钻入“纯艺术”和“行会式的狭窄学术”中去。对这种学术和“纯艺术”，他是一概持否定态度的，所以，苏联研究皮萨列夫的学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А.И. 沃洛京：《Д.И.皮萨列夫“历史素描描文选》“序”，见Д.И.皮萨列夫：《历史素描文选》（ПисаревД.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скизы。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6页。皮萨列夫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所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方向，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他是这一思想政治流派的急进主义者。他对一些精神文化的杰出作品抱否定态度，在他看来，这类作品不能直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在这里，他有时的确走到了极端。他尤其不喜欢带思辨性的所谓“空泛”哲学，他认为，这种哲学对科学，而尤其对生活是无益的。因此他认为，应该消灭学理意义上的、脱离生活的、“形而上”的哲学。这样的观点，看来基本上被特卡乔夫接受了过来。这从受到特卡乔夫深刻影响而制定出来的一个激进派文件《革命者基本信条》可以看出来。这个文件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在给后代提供知识时，反对主张和平无争的学问。他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为此，也仅仅为此，革命者现在要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还必须研究医学。为此，他夜以继日地研究人世间的活学问，日夜钻研当前社会制度所有可能层面上的特点、形势和条件。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快地、最坚决地破坏这个可恶的制度。”“革命者基本信条”，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244—245页。
从这里不难看出，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为迫切的现实问题服务，凡事要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特卡乔夫和皮萨列夫对待科学文化的共同出发点，也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六）关于革命道德和策略原则的若干纲领性主张。
一定策略和道德原则是实现特定政治纲领的必要保证。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也像任何阶级的政治派别一样，有其特定的道德准则和策略思想以保证其政治纲领的实现。尤其，这个派别有其坚定的政治目标和集中统一、严格纪律、绝对秘密的组织形式，这更需要一套极其严格的道德准则和策略思想来规范其思想和行动。除上述在论析各项政治纲领时业已涉及的若干策略原则外，我们在此仅择其要者，对该派的道德和策略原则加以阐述。
特卡乔夫派在《革命者基本信条》中对其革命道德原则作了集中表述。他们所遵循的道德总则是：“凡能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革命者基本信条”，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244—245页。其中，包括以下最重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