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领后面还列举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同样的公民权利。与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对比，由于切尔诺夫没有把俄国的人民权利与西方的公民权利区分开来，因而，总是徘徊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纠缠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划分上。显然，切尔诺夫受拉甫罗夫和马克思的影响，遵循从西方经验推导出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他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又希望依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基于这样一个矛盾心理，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村社的集体主义经济之间架起了消灭私有制和土地社会化的桥梁，在资本主义掌权的情况下，开始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即在政权上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经济领域开展社会革命。切尔诺夫的最低纲领是从社会主义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但现实问题是，最低纲领应该回答“掌权之后的政党做了什么，能够做什么”《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299页。的问题（拉基特尼科夫语）。也就是说，社会革命党不仅应照顾到农民与社会主义的对接，还要照顾到其他社会阶层与社会主义对接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资本主义乃至其他主义在俄国的地位，所以，把最低纲领确定在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作物质准备上，只能引起最大的党内纷争和社会纷争，贻误现实问题的解决。
而劳动人民社会党则把主要目标瞄准在确立人权问题上，并把未来的政权称作“人民政权”，这样不仅避免了社会革命党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纠缠，而且还能体现古代俄国缙绅会议的特色。它在纲领中说：“党首先要达到的是在俄国通过人民代表实行管理，其依据是：人民代表会议应该由人民选举的一个议会组成（国家杜马）。……人民代表会议应该获得完全的立法权。任何法律不经它的意志不能颁布。所有其他权力机关不能停止或者废除它所通过的法律。”《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各政党纲领》，莫斯科，1995年版，第211页。
劳动人民社会党虽然有些脱离俄国的现实，把人民代表会议确立为国家唯一的最高立法政权，但它明确有关国家权力的思想，在可以夺权的情况下积极建立政权，而在无法夺权的情况下则利用沙皇给予的合法机会，伸张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它积极参与杜马活动，提出符合农民愿望的土地法草案，对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劳动人民社会党还提出了加强地方和州的自治，建立公民独立法院，废除死刑，确立军人的公民权，以民兵代替常备军。实行土地国有化，在私有土地转为全民财产时，由国家提供补偿，各种等级的份地仍留给土地所有者，发展劳动经济。所有人有权使用土地，但当地从事农业的居民优先得到土地。国家和地方自治局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劳动经济，特别是村社和劳动组合经济。立法确定工人劳动时间，逐渐增加工人参与管理工业企业。实行保险，征收所得税，增加教育投入。在改善国民素质方面，劳动人民社会党坚持政教分离，社会机关和个人都有权自由开办学校，在内部事务上，学校有自治权。停止战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等等。
从以上列举的具体措施来看，劳动人民社会党站在普通劳动者立场上，就事论事，不刻意从价值观念上区分是资本主义措施还是社会主义措施；不具体提出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只是强调宪法的作用，通过加强教育，改善国民相互仇恨的心理，通过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革命。
相反，最高纲领派则直接把社会主义革命称为劳动革命，直接表达了农民的愿望，从左的方面实现了农民价值观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对接。该派在纲领中分析了俄国存在的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如奴隶制关系、农奴制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关系，但从这些关系中没有发现正面的文化价值，而是完全归结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归结为功利关系。同上，第225页。该派提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把土地和工厂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劳动人民，才能实现全面的社会团结。该派对俄国保留了凝聚劳动人民的劳动公社表示欣慰，认为它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桥梁。
最高纲领派真正体现了旧民粹派的意图，企图通过一次革命“直接过渡”到村社社会主义，与社会革命党相比，显示了更强烈、更急进的革命性。在策略问题上，他们主张立刻发动革命，实现最高纲领。认为实行民主改革，与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可耻交易，就会把社会主义理想推到虚无缥缈的未来。他们否定国家杜马，否定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关系，主张按照劳动原则重建社会。
最高纲领派还不断煽动社会仇恨，从事恐怖活动并开展游击战争，把实现进步的革命引向刑事犯罪和社会动乱，因而脱离群众，也丧失了进步意义。
1905—1907年革命为社会革命党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但由于在纲领问题上试图用一种社会伦理统摄整个分化的社会，这样就陷入了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沼，因而丧失了革命的大好时机。
三、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状况和革命活动
（一）组织状况和社会基础
20世纪初，据统计俄国大约存在着150个大大小小的政党，而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是5个全俄规模的组织：俄国人民联盟、十月十七日联盟、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而大大小小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党，按其革命性由弱到强的次序，最初是这样排列的：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发展到1905—1907年革命时期，排列次序改变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右翼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А.С.伊兹戈耶夫：《俄国社会与革命》（Изгоев А.С.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революция），莫斯科1910年版，第217页；转引自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第395页。按照“路标派”对这个排列次序的详尽研究，“‘最左的’是那种其活动更危险——不是对于同社会制度作斗争而危险，而是对于活动的个人本身更危险——的人，就是说，是那种更靠近死亡的人。整个来说，社会革命党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靠近绞刑架；而最高纲领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距绞刑架，要比社会革命党人更靠近一些”。同上。从这些社会主义党的思想渊源和发展演变来看，实际上最“左”的这几个政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都属于民粹主义的政党；当然较“右”的劳动人民社会党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也有民粹主义的根源，但是属于改良派民粹主义的性质。
社会革命党是在革命年代完成党的确立过程的。极端急进主义的纲领目标和策略，以及对恐怖主义的追求，决定该党的活动具有非法性质（个别时候是半非法的），也决定它的组织规则带有一些明显的阴谋成分。在社会革命党的结构中，也体现着俄国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传统特点。与追求建立坚如磐石的组织、要全党绝对服从党的领袖意志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不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层带有传统精神，他们努力构建一个善于参与革命的组织。他们不只是容忍在自己队伍中有理论上的多种声音，还认为只要不同意见不超出党的基本理论和纲领原则的范围，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而无害的。他们并不追求对领导机关指令的无条件执行。社会革命党的组织不只比布尔什维克松散，也比孟什维克更为松散一些，应该说它在组织的团结程度上同立宪民主党相仿，而比十月十七日联盟和俄国人民联盟要好一些。
在革命年代，社会革命党各市、县和省级组织的数目从75个增到了510个，几乎增长了6倍，党员则增长了30—40倍，从1500—2000人增加到了65000人。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第397页。而大体在同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按西方学者看法，共有党员81000人；立宪民主党有党员将近7万人；十月十七日联盟有党员75000—77000人；俄国人民联盟有40多万人。各党党组织的分布情况是：社会革命党510个组织分布在76个省，社会民主党的494个组织分布在79个省，立宪民主党的360个组织分散在44个省，十月党的260个组织分散在38个省，俄国人民联盟的494个组织则遍布60个省。而所有这些党的组织和党员，绝大多数都在欧俄部分活动。С.В. 秋秋金、В.В.舍洛哈耶夫：《马克思主义者与俄国革命》（Тютюкин С.В.，Шлонаев В.В. Марксисты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莫斯科1996年版，第27页；转引自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第397页。
上述的数量情况表明，就各党组织分布的省份数量来看，社会革命党居第二位；就组织分布点的数量和分布在农业地区的组织数目（共277个）看，社会革命党居第一位。而在农业地区的分布，居第二位的是俄国人民联盟，有222个组织；居第三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共有144个组织。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第398页。纯就党员数目看，似乎社会革命党在这个时期并不占优势，但它对分开单个计算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来说，还是占数量优势的；况且，如果把它本身党员的数目和同它有同源关系的各个民族的政党、团体（如犹太人社会主义工党等）加在一起，这个人数就是很大的了。这种情况给社会革命党提供了相当大的优势。
就拥有农业组织的数量来说，社会革命党共有2067个，超过社会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和十月联盟；只有俄国人民联盟对它略有优势，农业组织达2229个。社会革命党农业组织的基本区域分布在黑土地区和宗法村社土地占有地区，也是工业不发达区域，大体是从东、从南环绕着中央工业区的非黑土地带。
从党的社会成分看，可以把社会革命党称作一个农民—工人党。它所拥有的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大体接近平衡。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比，它的工人成分稍少，农民成分要多一些；它拥有职员和知识分子的比例不高，比社会民主党人稍低，较立宪民主党和十月联盟更低。
社会革命党在城市比不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有优势。城市知识分子与宗法俄罗斯相脱离。在1905—1907年革命事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他们在政治上的定型期刚好是人们普遍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志愿参加社会革命党的都是农村的民主知识分子，他们就传统、思想情绪、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来说，都接近于农民。
社会革命党背后依托的工人，大多是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也有包括铁路系统的国营机构的工人。在工业发展薄弱地区的党组织中，多有小手工业和半手工企业工人，这多是这种企业在这里占优势的情况造成的。
与在农业区和工业不发达地域社会革命党势力较强形成对比，在工业发达的省份，社会革命党相较于社会民主党、立宪民主党等，组织状况就相对薄弱一些。社会革命党无疑更倾向、同情农村，但它也把主要势力伸向城市，因为党组织的根子在这里。
整个来说，俄国所有各主要政党的领导核心，都是由贵族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但在社会革命党的领导层内，贵族出身者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社会民主党，不过要大大小于右翼方面的俄国人民联盟，更小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但是，几乎所有革命政党的领袖人物都同自由派和右派不同，他们都缺乏同大土地所有者和财团的联系。在社会革命党领导层内，占优势的是民粹主义和民意党的一代人。
就民族成分看，党的上层的组成同整个党的民族成分相符，主要是大俄罗斯族；党的高层所拥有的犹太人比例很引人注目，占38%还多。这种民族成分情况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层的情况大体一样。
在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结构中，恐怖主义者占据的部门拥有特殊地位。在革命年代，所有职业的恐怖主义战斗队和突击小组，共有不到200—300人。战斗队队员较多一些，但他们的主要事情并不是恐怖活动。职业的恐怖小组是封闭的，脱离党的一般活动。尽管他们人数少，但他们构成了党的特殊形象，表明革命者的个人恐怖活动具有由来已久的传统。俄国恐怖活动较为流行，与这种情况也有关系，即在革命来临前或革命时期，急进的和自由主义的社会舆论都对它秉持同情态度，把它视为一种报复行为。
俄国经历的社会经济危机，引起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甚至连“新潮”的自由派人物，后来的立宪民主党思想家和领导人，对这种情况都有应有的评价。但右派组织坚决摈弃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革命党继承了民粹派社会主义的传统，由切尔诺夫在20世纪初创建了这种演进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企图通过将农民的宇宙观同城市的技术文化进行综合，而建立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以保障农民价值文化的存在，达到把城市技术文化的破坏性影响化为最小程度的一种尝试。社会革命党人在对农村抱有好感的同时，也给工业文明在生产上的优势以应有评价。
社会革命党虽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农民问题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克服并消除俄罗斯的宗法制度，以为“农民的分化”创造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要为消灭农民创造条件，因为根据这种理论，农民作为“小资产者”的代表不可能进入未来的王国。然而，社会革命党却寄希望于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进入社会主义。按照他们的理论，对农民经济可以在资本主义之外加以合理整合，并实施技术和组织的现代化。这是一种以革命方式对俄罗斯进行改造的方案，可以说是一种农民个体式的改造。
（二）社会革命党的实际活动——实现最低纲领和在三届杜马中的策略社会革命党确立自己的纲领之后，利用革命及其随后获得的合法机会，着手实施自己的最低纲领。根据对俄国实际情况的判断，社会革命党把最低纲领确认为：政治上推翻沙皇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社会经济上实现土地社会化和社会自治。社会革命党一直以为，是沙皇官僚集团阻碍了俄国社会的发展，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消灭沙皇专制制度。这里谈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沙皇政权缺乏社会根基，只要消灭沙皇及其官僚，俄国就会走上社会发展的道路；另一层含义是社会要经历革命，特别是自发的武装起义，才能够锻炼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