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当然是一片绿洲的，自古便是。它因近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而养育了棉田、稻田、果田，以及瓜田、玉米田，还有菜田和各种婀娜多姿的树林。但卫星发射中心离酒泉市还很远。往基地去的路两旁，人丁栽种的植物越来越少，最后被偶尔的胡杨和极稀少的红柳所代替。再往里走，那路就似有无尽的不平要诉说，开始颠不关心它满腹不平的行路人了。我们的车有如在风中行船，不停地颠起又落下，生生把一片绿洲颠散了，慢慢的，那些绿莹莹的农田和婀娜的树干脆被颠没了。连老老实实、低低矮矮的骆驼刺也颠没了，戈壁变成了灰黑的寸草不生的无际死海，这死海和二十年前一个模样，但死海上的路不一样了，是水泥铺就的，只不过有一大段因地面不平造成剧烈颠簸而已，常走的人管这段路叫“跳舞路”。越过“跳舞路”，再往里，路况又出奇地好了，竟跟城市的马路差不多。还有，路上的汽车比当年多了许多，而且一辆辆模样也漂亮了许多。由于路和车辆越来越漂亮，阳光似乎也越来越灿烂、温暖起来，远方不断出现飘渺的一片片汪洋似的幻影，接近了却仍是光光的沙地。刚一失望，忽然又有一小群胳驼和一些稀稀疏疏的胳轮刺出来平衡你的心情。再往深处，出现了不是幻想而是真实的飞机场。顺着飞机跑道一般平坦而宽阔的笔直公路继续前进，开始有铁路陪我们前行。有铁路陪伴的这段路可以叫做“冲锋路”，车子冲锋般的又行驶了约两个小时，才到达卫星发射中心，这里已是一座美丽的航天城，有现代化的航天展览馆和雕塑广场，有大面积的绿地、公园，还有农副产品市场、百货商场、学校、医院、银行，等等，花草满街，绿树随着每一条每一段路而密集成阴。再度来到当年望而生畏的发射塔下，依然望而生畏，但登临更高更现代化的新发射塔时，望一望四周依然苍凉的戈壁旷野，一股股岁月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便越发想去“九号半”看看那些难忘的人们。热情的航天城主人安排我们游览了东风养殖场和公园等地之后，终于在我们的要求下前往“九号半”。
航天城四周仍是亘古不变的戈壁旷野，沙丘和小山上千真万确没有一棵草。旷野上忽然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树林，林阴下就是快要接近“九号半”的“拜谒路”了，“拜谒路”是我给起的，我认为不管谁，到“九号半”都是来拜谒的，单纯旅游参观的人没有资格走近它。“拜谒路”有七八华里，路两旁分列着的白杨树各有三排，在我感觉好像三军仪仗队。其实这不是单纯从庄严肃穆考虑的，还包括了树木生存的需要。大戈壁上的风无情啊，单排的杨树一棵也站不住。六排高高的白杨树护着的路尽头，就是立有高大牌坊和题有“东风烈士陵园”大字的“九号半”了。
园门两侧的树都是四排的，杨树株距一米，行距两米，外面一排低矮的沙枣树，几乎没有什么株距，里面三排全是榆树，后两种树虽然不美丽也不英武，但都是戈壁上特别顽强而又能为人T栽植成活的树，选派它们来为航天烈士挡风守灵真是最可靠不过了。
一进园门，便是一座纪念碑，上面的“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是聂荣臻所题，这位为国防航天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和国元帅，把自己大半生心血连同题字和骨灰都安放在“九号半”了。髙大纪念碑前就是一块安放有他一部分骨灰的黑色纪念石，上有江泽民主席的亲笔题词：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元帅和国家主席的题词使共和国的分量都含在其中了，这就使“九号半”一下子变成了彩色的。纪念碑前后左右都栽种着鲜花芳草，虽然已是深秋，仍姹紫嫣红地怒放着，使一大片方方正正全都立有石碑的水泥坟墓有如城市新建的花园小区。一排又一排新建筑材料造就的墓屋，一排比一排矮小，一排比一排事迹含糊，从正面看去好像后面的和大戈壁混成一片了，我一边回想着当年木条当碑的情景，一边寻找我有印象的名字。我当年写过的李杰民、王来、习光兴等的坟墓都一一找到了，位置有了变动，就像旧宅拆建重分了新宅似的。他们前面和后面分别多了更大和更小的新墓。我在这几位老友碑前多驻足了一会儿，又把几百座墓一一看了一遍，生怕落掉一个，最后我躬身在一位女亡灵的碑前。潘仁瑾，女，汉族，一九四四年生，上海人，大校研究员，技术五级，一九六五年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心，是现任中心主任刘明山将军的夫人……将军的夫人和共和国元帅都永远留在“九号半”了，“九号半”能不光彩吗？女大校和她的将军丈夫是“西军电”的同班同学，丈夫一毕业就自愿奔赴大戈壁，在中心扎了根。八年后，一直留校在西安当教师的潘仁瑾才二十九岁，她毅然断了回上海老家的后路，也奔赴丈夫任职的中心，一个年轻貌美的上海姑娘从此便把青春和生命都放在了戈壁。她从小就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唱歌，因了这些爱好，身边总能聚集不少有朝气的人。到了戈壁，吃水都难，游泳是不可能了，她这个上中学时就已成为游泳健将的上海姑娘便只有用歌声和乒乓球来美化生活、来凝聚年轻人了。她活泼，爱劳动，总是用歌声和各种体育活动把自己所在的测试室影响得生气勃勃。全室三十多人，差不多有十个女同志，这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女同志容易撒娇依赖男同志，而男同志再怎么优秀也要有一部分人难找到对象。所以精力旺盛又特别爱操心的潘仁瑾像是担着一份天然责任似的，总爱说，都穿着军装，女的也没资格撒娇，要撒回家撒去。其实回了家她也没心思撒娇，她倒是常常缠磨丈夫帮她给室里那些光棍们找对象。室里那些老实巴交自己难找到对象的小伙子，真的有好几个是潘仁瑾和她丈夫帮找成的。女同志不愁找对象，但也有潘仁瑾要操心的事，小两口闹别扭了，或是女同志生孩子了，她都要跟着操心，常常是室里谁生孩子，不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她就一直倚在门口等着，以至她才刚刚四十来岁，室里那些女军官就喊她老太太，或老潘太太。那些军官的小孩们，哪个能不叫她潘奶奶呢。四十来岁就被喊作奶奶、当着室领导又有着将军丈夫的研究员潘仁瑾，心血耗费得并不比当将军的丈夫少。一九九八年春天，基地有新的试验任务了，外出执行任务前她把室里一些住单身的叫到家里吃饭。饭刚端到桌上她就开始剧烈地打嗝，没吃几口就躲到卫生间大吐不止，丈夫说她五年前就胃出血了，每年都犯一次。头一回吐血时，她正忙于载人飞船发射测试任务，不可能去住院养病。她带着好几个课题和同事一同到野外现场测试，一百多米高的发射塔，她带头背着仪器往上爬，每项任务她都亲自参加。那次吐完血，她又到北京参加航天测试方面的一个会议，两天的会开了不到一天，她就又开始吐血，疼倒被送进医院。当时已是冬天，她并没带着过冬的衣物，想好一些就回基地和大家一块过春节，一块落实会议的任务，所以吐血止住不多天，她就在医院加紧锻炼，每天都坚持爬好一会儿楼梯。可是越锻炼病情却越重，她患了癌症。只好托人把当月的党费捎回中心，又托人从中心把过冬的衣物捎到医院，她没能回中心过春节，也没能回上海老家看一眼，就在北京的医院里停止了呼吸。但她明确要求不能把自己的骨灰弄到别处，包括老家上海，必须送回发射中心独有的“九号半”去。
“九号半”就这样又多了一位载人卫星发射的见证者。潘仁瑾，优秀的女国防科技工作者，她用自己的英灵在另一个领域撑起了半边天。
共和国的主席江泽民曾来戈壁看望过这些见证者。看照片，那天正下着滂沱大雨，江主席在雨中语重心长地讲着什么，我不知道他究竟讲了什么……但其中一定包括这样一句：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同志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世上我最看重的教堂
—纪念2002年7月的俄罗斯旅行
1外国的事物，真正吸引我的，俄苏文学算是极重要的一项。我老家在黑龙江，那一大片黑黑的土地，是和俄罗斯长长地粘连着的。我上中学时的外语课，也是俄语，小时候听大人讲的故事里，也有关于俄国人和苏联人的。所以，俄苏文学，以及她所描写的自然风光，还有那里的人，一直对我有着恋人--般的魅力，只要她稍稍招个手，我肯定就会向她奔去的。我一直默默地等着，可一直也等不来。直到今年7月，我终于等不住了，相邀了几位同样心情的作家朋友，结伴向她飞去。
俄罗斯辽阔啊，她的不肯给沙漠和戈壁丝毫栖身之地的大森林和大草原，让我在飞机上看疼了眼，还是不见边际。贝加尔湖大得天天管着中、俄两国甚至欧、亚两洲的天气，大概连最小心眼儿的人看了她也会去想大事的吧。十数日飞天驰地的周游，真的很难有什么东西促你去想私人小事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小东西是麻雀，有好几次我遇见了它们，那小东西见了我们外国人也大大方方旁若无人的样子，你手都要摸到它羽毛了，还不飞。而我国的麻雀呢，贼似的，一见人老远就跑了。这不也说明俄罗斯不仅土地大，人心胸也大吗，区区麻雀管它干啥，随它玩去吧！而我们国家，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曾经全国共讨之全良共诛之，想让它断子绝孙。中闰人太多了，以致与麻雀争红了眼。真个是地广人稀人心才容易宽广。以前去日本，感觉和俄罗斯绝对不一样，日本太拥挤了，根本就看不到麻雀。俄罗斯真算得上大气魄的民族，他的帝王将相的官邸、寝宫及各种纪念碑和雕塑，尤其是比中国寺庙地位还显重要的许多教堂，辉煌宏伟得让人不能不张大了嘴巴。但既不是教徒也不是学者的我，对那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教堂看不出什么好心情来，只觉得它们大，甚至过于金碧辉煌，过于铺张和浪费，艺术品也拥有得放置得过于密集，而使去见它们的人显得过于渺小。教堂把过大的位置都让给上帝了，布道的气氛又过于浓重，没法儿给人以人间烟火气息。所以，尽管每座教堂几乎都是无数精美艺术品的博展馆，但却无法使我获得激情与灵感，看过后也便很快印象模糊了。可是，一句刻在圣彼得堡胜利广场的诗，一目过后竟如刀刻斧凿般印在了脑中：“石头啊，请像人们一样坚强吧！”这句诗，简直是对俄罗斯性格最为动人的赞美。女导游员汪洋（她是在普希金语言学院留学的中国姑娘）雨里送伞雪中送炭般及时告诉我们，这是苏联诗人佛洛尼亨的诗。为了加深对这句诗的理解，她讲了一个故事。传说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后，下令全城所有建筑都要用石头，他要把大帝国首都建成一座坚固的石头城，以区别原来木头的首都莫斯科城。可是后来石头越来越少，很远处都难以找到了，他才不得不允许可用少量木材，但那木材也必须涂成石头色。所以，后来石头便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象征。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炮火把圣彼得堡这座石头城都烧焦了，石头砌造的许多建筑被炸毁，可是坚强的人民献出上千万生命，硬把最凶残的敌人抵挡在城外，直到最后胜利。我从心底感谢前苏联那位诗人，他的这一句诗，就把苏俄人民的坚强性格赞美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至今天还能把我已不易激动的心感动得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由得感叹，产生过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髙尔基……的俄罗斯文学大气啊！同时又—次深深感到，文学艺术的确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于是，在看了一所又一所富丽堂皇得不能再富丽堂皇的各种教堂之后，我们又在别人给定好的计划之外，挤时间参拜了一座研究人间烟火的教堂——高尔基文学院。
2十八年前，高尔基文学院就在我心中有了教堂般神圣的位置。那时，我刚考人我们中国的鲁迅文学院。鲁院的前身，叫中央文学讲习所，就是五十年代初，丁玲访问苏联后仿效高尔基文学院创办的。我入学那一期，正赶上中国思想解放的高潮，而且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们，不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画家、音乐家和教授，他们差不多都受过俄苏文学的浓重熏陶，于是，以一个没念过大学的人命名的作家大学，便理所当然在一群没念过大学的作家心中显得重要起来。当时，我们这群还留有红卫兵造反遗风的青年作家，一是为了弄到正规大学文凭，二是要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高尔基文学院比肩，便一再闹腾，要求将文讲所改名鲁迅文学院。开明的中国作协领导，支持了下属这些会员有历史责任感的热情。从此，中国也有了一所与苏联老大哥同样名正言顺的作家学府。所以，当我走进髙尔基文学院这座慕名已久的文学教堂时，恍兮惚兮的又像回到了我的鲁院，而当年在鲁院学习时，我又常常跑到并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其面目如何的髙尔基文学院梦游。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他的长篇小说《我的大学》曾风靡世界，对我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以至我在鲁院上学期间也写了一篇《我的大学》小说，并且有了这样—种心理感觉：高尔基文学院好像也是我的大学一样。就为这原因，当我们到了离莫斯科红场不远的特维尔花园街，就要迈进高尔基文学院大门了，我还在后悔，没能赶回宾馆换上一套西服。高尔基文学院在欧洲，不穿西服而穿旅游休闲服去参拜她，是不敬的。我就一再请求翻译同志，见面时一定先跟主人解释一下，我们是于旅途中临时赶来的。
